医生正在给小畅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
12月7日,本报刊登了原平一对夫妇将不幸去世的6岁儿子的眼角膜及遗体捐赠,让两名长年在黑暗中摸索的患者重获光明的事迹,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位男童的父母为何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省眼角膜及遗体捐赠现状又如何呢?
角膜稀缺,患者黑暗中煎熬等待
“我听大夫说,我的眼角膜来自一个才6岁的孩子。我非常想见到他的父母,当面说一声‘谢谢’。”12月11日,山西侯马的张凤琴女士在电话中哽咽着说。
10年前,一场感冒让当时37岁的张凤琴诱发了严重的病毒性角膜炎,最终导致失明,丧失了行动和劳动能力。多年来,家人举债四处奔走,求医无数,只希望能找到眼角膜,给张凤琴移植后,让她重获光明。为此,家人在国内各大医院都交了定金,排队等眼角膜。但由于国内眼角膜资源稀缺,一直杳无音信。
随着病情的加重,张凤琴的眼睛开始化脓,长期靠打针保眼睛,最后连扎针的地方都没有了。角膜化脓引起了角膜穿孔,张凤琴的眼球开始萎缩,如果再没有眼角膜,她将丧失复明的希望。
与张凤琴同样渴盼光明的还有来自山西运城的男青年小畅。因为从小与眼疾相伴,小畅自卑敏感,沉默寡言。
小畅患的是先天性“圆锥角膜”,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病症,他是在模糊的世界中长大的。小畅说,他从小就渴望自己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在我国,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其中75%以上的患者可以通过角膜移植复明。但由于角膜供体严重匮乏,每年我省能完成角膜移植手术的病例屈指可数。众多渴望重见光明的患者,不得不面对“有库无膜,等米下锅”的尴尬。“在黑暗中渴盼光明,那种滋味只有失明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张凤琴说。确实,有不少像她一样的患者就是因迟迟得不到眼角膜,最终丧失了复明的机会,而彻底致盲。
爱子去世,父亲忍痛拨打捐赠电话
今年11月9日晚,省儿童医院一间手术室里,年仅6岁的男孩童童(化名)正在与死神搏斗着。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们为挽救他的生命拼尽了全力。“嘀、嘀……”脉搏器发出的声音证明童童的心脏依然在跳动。手术室外,他的父母和姥姥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童童是一周前从原平市转院来到省儿童医院就诊的。由于支原体感染,他入院时病情已非常严重了。为了陪伴外孙,童童的姥姥一周都没怎么吃饭,老人消瘦的脸颊上挂满了泪水,她多么渴望外孙能欢跳着从手术室门里跑出来。童童的父母却是眼里有泪也不敢轻弹,他们在老人跟前要强忍悲痛。
童童的父母都是医务人员,儿子的病情他们最清楚。自从儿子患病以来,父亲李健(化名)的心就一直紧绷着,纠结着……“儿子聪明又可爱,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家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对于儿子的病情,李健已经有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紧紧抱着妻子大哭起来。
晚8时许,手术室的灯灭了。童童的姥姥、父母几乎是同时站起来冲到了手术室门口。大夫望着他们,遗憾地摇了摇头。
童童匆匆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李健夫妇悲痛欲绝。姥姥趴在床前,双手摸着童童的脸蛋亲吻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时,李健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孩子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给太原市红十字会!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半小时后,太原市红十字会眼角膜接收站——太原爱尔眼科医院大夫夏翠然带着医护人员赶到了童童的病榻前。深深默哀鞠躬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摘取了童童的眼角膜。
记者多次联系童童的父亲李健,欲当面采访,但他在电话中声音哽咽着表示:“我不想多说了,我是学医的,知道医院非常缺角膜和遗体标本,捐出孩子的角膜和遗体,留下能留下的,就是为了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是让儿子的某些东西以某种方式继续留在人间吧。”
带着童童父母的爱心,太原爱尔眼科医院角膜接收站的医护人员,当晚就联系了该院集团的专家组,为张凤琴和小畅做角膜移植的术前准备。
太原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田兆渠告诉记者,这是太原市红十字会眼角膜接收站成立后,接收的第二例眼角膜捐赠。“在接到医院准备手术的电话后,我激动得快跳起来了,那种喜悦像火山喷发一样,在心里积压了多年的痛苦、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张凤琴说。
为了保证最佳手术质量,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特地组织多位眼科专家参与手术。11月10日晚,眼科专家周奇志教授、袁俊彦博士以及夏翠然等一同为小畅实施了手术。
对于众多依然在黑暗中期盼光明的患者来说,张凤琴和小畅绝对算得上是幸运儿,小畅的眼角膜手术采用了当今全球最先进的飞秒激光设备配合手术操作——这种比头发丝直径还要细许多的激光,能使角膜移植的过程更安全、更精确,也会让患者恢复得更迅速。
夏翠然大夫告诉记者,目前,两位患者的术后状况不错。小畅的视力已经恢复到了0.8,与正常人一样了。电话中,曾经自卑寡言的小畅已变得开朗健谈,一个劲儿地说“感谢那位可爱的小弟弟,感谢他伟大而无私的父母”。
遗体捐赠,山医大10年接收不足20例
太原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田兆渠赞叹:“如果社会上有更多像童童父母这样的人,我们身边那些急需角膜移植的患者就可以重获新生。”
在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角膜病患者,他们中大部分面临着失明,但每年全国角膜捐献数量不过千枚。这个杯水车薪的数字,使许多原本可以复明的眼睛,只能被模糊和黑暗挡住。
田兆渠告诉记者,目前我省角膜、遗体捐献事业的推进较为缓慢。据不完全统计,我省每年登记眼角膜活遗体捐献者仅约数十人。思想观念落后、家属不支持、法律空白、渠道太狭窄等各种因素造成了我省角膜、遗体捐献的尴尬局面。
田兆渠介绍,截至目前,太原市登记捐献遗体的志愿者有166人,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有103人。主要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老革命、老党员,还有一些医务人员。但即使这些“为数不多的精英群体中”,最终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捐献。
“在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里,人去世后要保持尸身‘完整’。我们经常会遇到捐献者本人同意,家属却不同意的情况。有时,志愿捐献的人去世了,家属却不通知我们,捐献也就‘流产’了。对此,我们束手无策。”
“人体标本是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医学学生在解剖课上动手实践的机会少了,会影响今后的工作实践。”山西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教授杨桂娇说,人体标本的缺乏是全国都面临的难题,我省长期处于偏低水平。
山西医科大学每年有2000多名新生入学,所有新生都要上解剖课。而现状是,我省的人体标本来源特别缺乏。按照比例,山西医科大学解剖实验室每年需要至少30具人体标本。
“而现实是,我们开展遗体捐献活动十年来,总共接收捐献的遗体还不到20例。学校为了维持教学科研使用,不得不拨出专项经费去购买尸体标本。”杨桂娇无奈地说。
在美国,公民在考驾照时要回答“是否愿意捐赠器官,捐部分还是全部”,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印在驾照的背面。一旦发生车祸等意外,医院可根据该捐献牌合法利用死亡者的器官。
在国内,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这项公益事业的开展比较缓慢。一些医院为了缓解器官移植窘困的现状,还催生出了“劝捐员”这一职位,在病人弥留之际,与病人及家属沟通,劝当事人捐献器官。“体制不规范,相关法律缺失,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没有相关经费保障等因素,制约了这一公益项目的开展。”“尽快通过立法予以规范和保护,并在遗体捐赠上开设绿色通道,对各个环节都实行免费,来提高捐献者的积极性,扩大捐献者的范围。此外,还要健全完善相关的配套设施,才能营造人体器官、遗体捐献的社会良好环境。”田兆渠呼吁。
太原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投资50万元,设立专门用于祭奠遗体捐献者的场地和纪念碑。据仙居园宋经理介绍,纪念碑将建在仙居园的悬瓮山,遗体捐献者的名字将全部免费刻在纪念碑上,预计明年清明时节落成。纪念碑建成后,将在周围建立配套的陵园,陵园将与纪念碑表现的主题相契合,在太原市市区开通免费的班车接送祭奠亲人的市民前去寄托哀思。“一点点的改进和推动也是进步,希望随着社会的变迁,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认识到人体器官及遗体捐献对社会的意义并积极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的亲人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人间。”田兆渠如是说。
作者:连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