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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地存在省间“飞地” 县城设在省界外(图)

来源:南方周末
2011年01月28日15:49
河南在湖北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重庆在四川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北京在黑龙江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河北和北京在天津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县城设在省界外”

  天子村村主任陈和平的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一部贴着“重庆”,另一部贴着“四川”。“这是为了节约电话费。”他说。

  在行政区划上,天子村连同居住于此的近700号人都归属于重庆。但是,这个村子却又在四川省武胜县的版图之内。这意味着,若是他们安装了四川的电话,致电天子村位于重庆合川区的“本部”,是长途。而如果只装合川区的电话,他们与武胜县的联系就又成了长途。天子村到四川武胜县城仅四十多分钟车程,而许多村民一生也没到过重庆合川城区。

  这般境况,只因为他们住在“飞地”上。

  简单而言,“飞地”是指那些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又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尽管在行政区划的教材中,“飞地”问题是细枝末节,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并不罕见。

  在河南省濮阳市的范县,流传着一句民谚:“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这句话是指,范县的县城在山东省莘县樱桃园镇的辖区之内,与该镇的镇政府同址坐落。

  而当地民谚又云:“山东省里有个河南县(范县),河南省里有个山东乡(樱桃园镇),山东乡里有个河南村(金村和张扶村),河南村里住着山东人。”住在樱桃园镇的居民,可能每天都会在两省间往来“奔波”。

  中国境内,河南与湖北、上海与江苏、安徽与江苏等省间,都有土地“飞进飞出”。而一省之内的市、县级间的“飞地”则不胜枚举。

  有网友曾发帖称,坐京九线火车路过黄河时,收到了河南移动的欢迎短信。这使他颇为诧异——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该段黄河的南北都是山东省地界。于是,他回去细查地图,才发现该处有一段狭长地带,在行政区划上正是属于河南省濮阳市。这是因国务院为解决该地区的水利问题,对区划几经调整所致。

  而“飞地”区划交错,曾给山东省莘县的税务局带来了一些困扰。该税务局的内部文章记载,一位宋姓人士在此无证经营屠宰业。每当山东检查,他就说归河南管,河南查,他又说归山东,税收检查次次漏网。而他自己“自鸣得意,经常向其他商户显示自己的逃税‘高招’”。最终,分属两省的税务人员一起行动,才将其“捉拿归案”。

  土地为什么会“飞”到外省?

  飞地的产生,大部分是因为行政规划问题。比如因历史原因,香河县等三县隶属于河北廊坊市,却与该市之间隔着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的土地。由于面积太大,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全国地图上都可以看到“河北”被标注了两次的现象。当然,河北也有飞地,该省的芦台经济开发区就位于天津市内。

  而在中国的西北部,由于少数民族的分布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所以,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往往会形成“民族飞地”。在湖南境内就有一块属于贵州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飞地,而贵州境内也有属于一个湖南少数民族自治乡的飞地。在青海和云南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此外,由一级政府出面,在另一个行政单位辖域内建农场、工厂、矿山,就会形成“经济飞地”,这往往出现在土地稀少的直辖市。在中国,“飞”得最远的土地,是黑龙江省界内的双河农场——它隶属于北京,两者相距1060公里,这个农场如今是北京的劳动教养和绿色产品基地。

  上海在安徽和江苏有7块飞地。在安徽省内,有两座劳动教养性质的农场,一座牧场,以及黄山的一座茶场都隶属于上海。而江苏省大丰市内的上海农场、川东农场和海丰农场,都是上海市的“飞地”。这里,说上海话,吃上海菜,持上海户口。收成的蔬菜、禽蛋,也都送往上海的餐桌。“国家规定,政府的管理行为都是按照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湖南省民政厅一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区划属于哪里,税收就归哪里管。同样,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也跟着行政隶属关系走。飞入地不会替飞出地承担行政事务。”

  原本,抽象的界限概念,并不会影响“飞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而行政管理的隶属关系,却使得“飞地”之上的居民的生活有点不大方便。《东方今报》报道,“飞入”湖北省境内的河南省河石槽沟村只有一所只到四年级的小学,孩子们上五年级和初中,就不得不到河南省的荆紫关镇。尽管附近就有湖北的学校,却不能就近入学。

  解决争议,资源是核心问题

  现在,重庆合川区天子村村民的生活习惯,已经与四川武胜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像当地人一样,喝酒不用酒杯,而是将酒倒入一个大碗,摆放在桌子中间。这一习惯,在合川居民中并没有。

  而口音,“飞地”居民也已与武胜、广安一带相同。他们“飞”来太久了,村子的历史只能通过长者的口口相传。

  当然,另一些“飞地”还保留着原来的习俗。

  河南石槽沟村村民王有芳说,解放初期湖北曾动员该村村民归入湖北,被大家拒绝了。至今,他们还喜欢吃面条,听豫剧。尽管村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媳妇都是湖北人,但石槽沟村的姑娘嫁人却基本上还选河南人。

  不过,习俗和文化并不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首要考虑。资源才是。“在区划调整时,产生矛盾的主要因素是双方对资源的争夺,比如水利资源、矿产资源。”上述湖南省民政厅人士说,“那些没有资源争议的区域,一般通过协调都是可以调过去的。但如果涉及资源丰富的,就要考虑用什么去补偿损失方。有时会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尽量做到平衡。”

  而按照国家对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乡以下的变动,省级政府可决定。更高级别的调整,则要上报国务院。陕西省国土厅一位人士说,“涉及征地,若是省间‘飞地’,则需要两省间协商了。”

  整体上,国家对“飞地”的调整持谨慎态度。“一般不要设置‘飞地’,阻力不大的会尽量消除。”上述湖南民政厅人士说。但是,也要评估改变现状的后果,若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则不会轻易改变。

  (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对本文的帮助)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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