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王静来自安徽，昨日，他给本报来电，讲述了他对融入武汉，拥有一套“夫妻房”的渴望。
王静现在是武汉一冶钢结构公司的电焊工。2005年，他技校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6年来，他一直住公司的集体宿舍。他有一个女朋友，两人感情很好，王静一直想在外面租个房子，两人好有个照应，但转念一想，他要把钱存起来在武汉买一套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大小无所谓，只要是属于自己的、温暖的。”
王静说，他现在年纪还不大，暂时未考虑结婚问题，但也不能久拖不决。“我真希望能够申购经济适用房或者享受廉租房政策，哪怕在远城区也好，大不了我们出门早一点回家晚一点，听说有的企业给员工提供了‘夫妻房’，好羡慕啊。”
王静说，他们公司将一名新员工培养成一个熟练工时，熟练工也差不多到了该结婚生子的年纪，不少人因为买不起房，不得不放弃在武汉的工作。“没有房子，户口啊养老啊都是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也不好解决。”
记者调查
四成农民工
在工作城市租房居住
去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曾对湖北省部分农民工的居住状况进行调查，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近九成的农民工没有自己的住房。
调查发现，在城里，他们的居住状况主要是以租房居住和住单位宿舍这两种方式为主，这两种方式的比例分别为41.4%和35.9%。 买房居住的占12.9%，住单位宿舍的占35.9%，租房居住的占41.4%，借住亲朋家的占4.0%，还有一些居无定所的，占到5.8%。 该份报告显示，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明显受制于收入状况和单位性质。收入越高，买房居住的比例越大，但是这也并不是绝对的；除了少数成功的农民工之外，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一次性付清房款，银行在贷款方面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措施少，因此，单位性质和工作的稳定性决定了农民工买房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高抒：
给农民工提供
分级住房补助
来汉农民工王静的困惑，引发了全国政协委员的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副主委、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称，他自己在国外的亲身经历，让他对流动人群的住房、子女教育问题格外关注。
上世纪80年代末，高抒一家三口到国外攻读博士，当时国家只给了每月200英镑的生活费，根本难以糊口。但是，所在国的政策让他倍感温暖：不但为三人提供了生活补助，还为孩子提供了教育补贴。
高抒说，现实中，很多农民工像王静一样，不得不住在租住的房里，甚至是简易房，在城市里难以立足。他们的子女未来又要面临在城里上学难，许多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从教育心理学上来看，这很不利于孩子成长。”
针对王静这样的人群，高抒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对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住房补助；建设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应明确把农民工列入受惠对象。
此外，他建议，对于收入低而签了较长劳动劳务合同的务工人员，由政府出资，拿出部分廉租房免费居住；对于工期较短的人员，可以提供一定额度的租房补助，按具体情况分成不同补助等级，使他们租得起廉租房。
高抒表示，务工人员在工作地有了住房，对他们安居乐业、培养后代很有好处，也能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服务当地城市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龚立群：
降低农民工社保门槛
实行分级管理
民建中央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郑州市副市长龚立群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农民工社保应实行分类分级保障，扩大农民工的参保覆盖面。将那些工龄长的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现行制度，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保；对不稳定就业的，引入过渡性办法，除工伤、失业保险按现行规定，医疗、养老保险可以采取建立过渡型账户的办法灵活操作。
全国政协委员黄建中：
农民工的人文教育
不能缺失
昨日，农工党中央委员、浙江省水利厅副厅长向大会提交提案，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农民工拥有一定经验、资金和学习能力，而90后的农民工正处于人生重要的转折期，两者通过学习可以为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
他认为，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间的不和谐，很多是人文冲突；人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发展，都需要人文支持。
建议要科学制定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开展适合农民工、形式多样、开放的学历教育，让农民工树立科学精神、让知识带给他们真正的尊严感，成为每一位农民工人生新起点。
全国政协委员郗杰英：
让新生代农民工
同工同酬
郗杰英认为，农民工的很多问题和收入直接联系。同工不同酬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构成了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歧视，容易使他们产生不平等感，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仇视心理，影响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实现同工同酬要规范用工制度，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健全劳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同工同酬原则的法律责任。而且要制定农民工工资晋升制度，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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