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不贪做事多 做好一件事(组图)

　　2007年，吴军应邀在谷歌中国的官方博客上连载其个人创作的IT工业史文章《浪潮之巅》，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2009年，随着李开复从谷歌中国辞职，该文的连载也告中断。

　　该书围绕百年来最顶尖的科技公司，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公司成功的本质原因及科技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如AT&T、IBM、苹果、微软等著名科技企业。它们有些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但都曾极度辉煌，在“浪潮之巅”。

　　今年8月，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出了《浪潮之巅》的完整版，本报记者采访了吴军。

　　吴军

　　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电子工程系（硕士）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博士）。吴军于2002年加入Google公司，是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2010年，吴军离开Google,加盟腾讯公司，担任负责搜索业务的副总裁。并担任国家重大专项“新一代搜索引擎和浏览器”项目的总负责人。

　　谈书 写两年，花两个星期去卖

　　新京报：你的书里曾经引用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整本《浪潮之巅》无论是题材上还是体例上，都有相似之处，他写关键时刻的人，你写改变时代的公司。

　　吴军：对，我曾经读过茨威格这本书，译者舒昌善，他的女儿也在Google公司工作。

　　新京报：是否还有别的书对你创作产生了影响？

　　吴军：关于企业史，有三本。原来苹果跟乔布斯打架的那个CEO斯卡利，写了一本自传《从百事可乐到苹果》，这个书蛮好。《杰克·韦尔奇自传》，可以看出百年老店为什么能够不断地跟上每一波潮流，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公司，我的书里也把通用作为一个转型成功的例子提出过；还有一本是IBM前董事长郭士纳的自传《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他不是讲整个IBM的历史，更多地是讲IBM最艰难的时候，他如何扭转了局势。

　　另外有一本不是经济领域的书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讲的是趋势，他介绍了很多中国、印度互相之间的差异。Google在美国一直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就是它总是把一些优秀作家，包括弗里德曼等人请到公司来讲这个书，免费的发一百本左右他们的书，可以找他们签字，早点去，占一个好座就可以免费得到一本书。乔治索罗斯和亨利基辛格他们也来过。

　　新京报：有没有哪本书是你特别想推荐给读者的？

　　吴军：如果推荐的话，我觉得有本书比较能体现美国人做事、想事的方式的一些本源，就是一本很薄的《富兰克林自传》，在那个时代他也算是一个创业者了，就是他在那个时代是怎么开始创业的，最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来，就是一个美国梦的圆法，跟现在的创业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新京报：《浪潮之巅》上市两周多，已经两次印刷，每次8000本。作为一本科技史类的书籍，你对这个成绩怎么看？

　　吴军：我是没想到卖这么快。不过我跟腾讯所有的员工一直在灌输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一定要抓西瓜，不要抓芝麻。不要贪做的事多，一定要把一件事做好。

　　做一个产品，比如写书，你花两年写这个书，可能花两个星期去卖；你花两个星期写的书你要花两年去卖。产品也是一样，花了很大的心思做出来的一个像iPhone一样的，就不用花工夫去卖了。

　　谈创新 模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伪创新

　　新京报：你写的绝大多数是美国的IT公司。为什么美国在信息工业上有这么强的实力？

　　吴军：因为美国首先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很多创业的都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这些人的冒险精神很厉害，这是第一点。再一个是教育，他们从中学对创新和研究的启蒙就已经开始了，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比较多的人就会去创业。具体数字我也说不准，有人说高达20%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会选择创业，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有2%、3%的人选择创业我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法国、日本基本上可以认为是0。

　　新京报：你对中国的“创业”前景怎么看。

　　吴军：从创业上来讲，一般喜欢跟美国比，觉得现在好像环境、经验还不足。但是如果放在全世界上，过去的这些年应该讲中国还是做得不错的，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第二是以色列，第三可能就是中国和印度了。

　　欧洲很难看到哪个年轻人今天创了一个什么公司，这件事今天几乎是没有发生的，日本也很少，都是家族很多代的积累了。我觉得中国和印度现在差不多是在并列第三的这么一个状况。

　　新京报：你这个观察是只集中在IT领域还有别的领域也都有？

　　吴军：其实都有，像以色列也是，以色列创新很多是制药，IT本身相对还少一点。

　　新京报：中国会不会重复美国的路？

　　吴军：中国不需要重复美国的路。

　　新京报：但是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是以美国的同类公司作为参照的,或者说，“山寨美国”。

　　吴军：认真地模仿并改进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怕的是伪创新。比如把一个手机颜色改一改就说是创新，这种伪创新反而使得人投机取巧。从模仿来讲，日本人是模仿的祖宗，日本汽车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美国市场是低端的小汽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产品质量就已经比美国的同类车好了，经过十年的模仿就做上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明显地占领了美国市场，美国车的份额往下跌，他的份额往上涨，法国车的份额已经被踢出去。这个过程，日本完成了从模仿到创新。

　　过去我们讲说日本人会模仿，好像不会创新，其实一些新的技术和产品，比如CD，Walkman，蓝光标准，都是他们的创新。

　　【记者手记】

　　硅谷群星闪耀时

　　见到吴军本人后，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别的人写的畅销书都是“基业常青”“百年老店”这样的话题，而你却要写一批大部分创建了二三十年，往往高峰期只有十几年的公司？你不怕这种“速朽”吓走读者，吓坏创业者吗？

　　吴军的回答很具有《浪潮之巅》特色。他先分析了所谓“基业常青”的经济环境：那是在一些传统行业，也是在计算机革命以前的事。一个钢铁厂、汽车厂，发展缓慢，可能发展20年才进入青年阶段，然后慢慢地成熟、扩张、衰老，一百年后倒闭。所以并不是这个企业“常青”，只是它所处的产业环境节奏慢。

　　而《浪潮之巅》中所描写的那些IT企业，虽然快生速死，但每个企业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作用并不因寿命短暂而受到影响。网景发明的浏览器，雅虎确立的“互联网免费”原则，昙花一现的Sun公司留下的Java，都深刻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IT工业的这种“快”，吴军在书中提出了“三大定律”说，也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安迪-比尔定律和反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最为人熟知，是说每过18个月，集成电路的性能将提升一倍，基本上来说就是计算机的性能会提高一倍。安迪-比尔定律则是说，安迪·格鲁夫（intel公司前任CEO）让计算机性能提高之后，比尔·盖茨会把这部分性能吃掉。也就是说，软件会不断地提高对计算机性能的要求，从而反过来推动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升。反摩尔定律由Google公司现任董事长施密特提出：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卖掉和它18个月前性能、数量同样的产品，那它的营业额只有18个月前的一半。

　　正是这种“唯快不破”的特性，促使IT工业在短短30多年内，上演了许多其他领域内要用百年来演绎的传奇。苹果公司一个公司的故事，曲折程度赶上了整个英国的玫瑰战争；退学学生比尔·盖茨创建的微软，则在软件领域重演了拿破仑纵横欧洲的传奇。在茨威格笔下几百年才会闪耀一次的人类群星，却在硅谷形成的短短几十年间不断划过天际。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阳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