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治安策”
国际金融危机再度一步步向美国和欧洲逼近,成功应对了2008年大危机的中国,也不得不面对由此波及而来的长期和眼前、外部和内部的各种金融风险因素考验,尤其在货币政策空间日渐放窄的调控现实下,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中国金融安全系统,或者说通过完善中国金融发展体系“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再造三十年稳健发展的国际国内有利环境,关键要看未来五年能否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复杂深刻的大变局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集中力量解决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我们是有能力的。”从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期间作出此番坚定表述,到10月12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扶持小微企业的“国九条”,在短短一周左右时间内,缘起温州震动全国的民间借贷风波,在中央和地方一系列金融调控政策的“霹雳手段”下,逐渐趋于平息。
“这一方面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是稳定的,经济实力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是充实的;另一方面也要冷静认识到,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背景下,微观金融风险不但会层出不穷,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加大。这一点已经在年中以来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表现。”
近日,在中组部和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专题研究班”的课堂上,一位金融调控部门官员向《瞭望》新闻周刊解读分析了今年国内外金融市场正在表现出的新局势。而其所参加的这个研究班,正是就当前世界金融新局面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新影响的回应需要。
参加学习的49位学员,是来自央企、商业银行和“一行三会”的司局级干部。他们将在为期11天的时间内,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分析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加快金融环境建设、积极稳妥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等内容。
在第一堂课上,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陈雨露坦言,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国崛起的完成期,中国金融体系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一旦产生内生性金融危机,不但会大大阻碍和迟滞中国的崛起,而且外部力量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救得了中国。”
事实上,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持续受到内外部众多风险因素的影响,金融安全面对的新旧挑战不断。比如,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美国汇率法案逼迫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内地方债风险、民间借贷危机、外储资产安全等等风险因素。在陈雨露看来,未雨绸缪、扎紧篱笆、以我为主、立足自己,应该是未来中国金融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路。
金融安全现实七挑战
采访中,多位监管部门官员认为,未来五年,是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巨大发展机遇的我国金融业,同时在资产安全和风险管控上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间接融资比重高,金融发展格局不合理。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量中的贷款占比,从2005年的89%持续下降,但2010年这个比重仍然高达75%。而且,即使所剩25%的非贷款,严格意义上讲,大部分也来自银行资金。如此高比重的间接融资局面,多年来一直难以扭转,使得风险压力过多地积累在银行,造成系统的结构失衡。
金融组织体系和服务领域仍然发育不充分。从组织体系看,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银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仍有空间。对民营经济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不足,贷款结构不合理。以美国为例,人口3.2亿,除了1000多家大中型银行外,还拥有6000多家小微型银行机构,分散在各州、县乃至社区内做当地的信贷服务业务。而中国13.7亿人口,只有200多家大中型银行、100多家小银行和2000多家信用社提供信贷服务。而这也是当前民间借贷风险多发的根本原因。
主要金融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不畅,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有管制,长期利率定价缺乏有效的外部基准。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决定作用有待提高。外汇储备快速累积,导致货币政策自主性受到影响,在外汇市场中央银行被动成为净买家。
金融机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金融业竞争同质化、考核机制和经营模式不科学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未经受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考验。银行巨量信贷增长存在风险隐患,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补充压力。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证券期货,保险类机构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需要加强。
系统性风险隐患仍然存在。普遍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和监管,会计等制度因素不利于防止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存在缝隙。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存在“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和部分金融理财产品存在风险隐患。
金融创新力度不足。鼓励金融创新的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金融企业经营产品单一,业务范围狭窄,对市场变化敏感度低,市场竞争力较弱,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
国际环境更趋复杂。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发展模式均面临转型压力,货币、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难度增大。我国在国际金融标准制定、国际金融治理等全球金融问题上,将承担更多责任。
接受采访的一位金融监管部门官员指出,在众多面对的挑战中,短期看有三方面的紧迫课题亟待重点研究,“其一是美债危机下的美元资产安全,其二是人民币战略问题,其三是地方债务金融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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