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家族：儒者风骨

　　“至大”，就是廓然大公，无我；“至刚”，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梁漱溟认为，人就应该这样。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

　　那天早晨，梁济收拾好纸笔，说是要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偶然从报上看到一条国际新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问：“世界会好吗？”二儿子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

　　3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再过3天，就是他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这竟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

　　族谱记载，梁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宗室，世居河南汝阳。在《元史》中，也先帖木儿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元朝蒙古人汉名往往相同，梁家未认定始祖是营王）。元朝灭亡时，也先帖木儿的后裔归顺明朝。当时留下的蒙古人多半改姓，汝阳地属战国时魏都大梁，于是以梁为姓。在梁济曾祖梁垕时梁家迁居桂林，但祖父梁宝书、父亲梁承光两代都在北方做官，这支就留在京城了。

　　1859年，梁济出生在北京，父亲梁承光担任内阁中书，梁济的生母是他的侧室。祖父梁宝书曾担任遵化州知州，此时还健在。但他在梁济出生时已因得罪上司被免职，梁家一直为其债务所累。梁济8岁时，父亲病死在山西永宁州知州任上。祖父与家人返回北京，借住在大女婿家中，隐姓埋名，以躲避债主的追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的零用只花了二两多银子。

　　梁济就在这种贫寒凄苦的环境中成长。在遗著《侍疾日记》中，他曾追忆幼年夜读情景：“篝灯古屋，人声寂息，生慈用面糊粘补破书，逐本补苴，毫无倦色。”嫡母则与他孤灯相对，“常勉以成人立品数大事，频问男长大后愿为何等人，而男殊无志气，所对皆卑靡庸劣，不称旨，慈亲常废书而哭，掩袂告生慈曰：‘如此钝劣，终恐苍天负我，吾两人何所望耶？’然训责之后仍复劝勉，或命作对，或命讲书，夜分始息。”

　　他是家中的独子，家人自然期望他考取功名，恢复先辈的荣耀。但他显然并没有考试的才能，中举人时已经27岁，自此未能更进一步考中进士。二十多岁时，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因担心对方不能过苦日子，拖延数年才结婚。他做过义塾老师、王公贵族府中的家庭教师、官员的秘书，40岁才当上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后来参与修撰皇家档案。1906年，他被调往巡警部（不久改为民政部），任外城教养总局、分局两局的总办委员，筹划罪犯教育等事宜。此后断断续续做了些类似的小官。帮他维持家中生计的是夫人典当的妆奁。

1921年，梁漱溟、黄靖贤新婚

　　20年前的革命家

　　虽是人微言轻的小官员，梁济却几乎有些过分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并无时不为国运烦忧。但他看到的却是：天灾连连，“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和朋友谈起，对方“泛泛酬答”，王公贵族则把自己当局外人，全不替百姓操心。甲午发生战事，日本兵还在朝鲜，已经有一两百官员带着家眷逃出北京。这怎不叫人悲愤！

　　好在还有个同道彭翼仲。1902年，梁济赞助他创办了北京第一家面向普通人的白话报《京话日报》。这段社论尽显他们开启民智之心：“……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今日是怎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业当做与自己无干。”

　　梁济并非保守分子，而是开明的改良派（后来，胡适称他为“20年前的革命家”）。他很赞同戊戌变法，但认为短时间内颁布过多政策操之过急，曾经草拟奏章建议谨慎实行，尚未上书百日维新已经失败。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慨然欲挂冠去”，却又不忍独善其身，于是想写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规劝性的意见，还没写完武昌起义已经成功。

　　他认为中国积弱全因为读书人专务虚文，所以一贯主张务实的精神。189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他常和熟悉洋务的人谈论世界大势，以不能远游他国为憾，而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

　　尽管本人以科举入仕，梁济却决意不再让儿辈走这条窄路。他和妻子张春漪共有4个孩子。长子梁焕鼐生于188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次子梁焕鼎（梁漱溟）生于1893年，生于1894、1896年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次年北京出现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把他送入这所学校，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不久义和团杀信洋教或念洋书之人，英文念不成了。因为社会动荡，梁漱溟不断转校，前后念了两次家塾和4个小学。

　　梁济深悟自己幼年所受教育过于严苛，因此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梁漱溟从没挨过父亲的打，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压迫。

　　14岁后，梁漱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梁济认为好便给予鼓励，不同意也只是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从不干涉。起先儿子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轻时的作为；两人谈论起时事也往往意见相合，所以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像我）。进入民国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却一如既往好谈，于是不免不欢而罢。有时梁济已经睡下了，儿子还站在床前大声说个不停，他也并不喝止。许多年后梁漱溟感叹：“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

　　“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

　　梁济的自杀令人诧异。从他之前在生活中的表现，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以身殉清的意向。而事实是清帝逊位之后没几天，殉身的念头就开始在梁济心头盘旋。1912年6月他参加同乡团拜时，在神明和父亲灵位前暗自立誓：“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1913年他几次去天安门观察环境，看到有巡逻，怕自杀遇救，只好改地，“其实心犹在天安门下也”。

　　有许多事延迟了他的行动。7年之后的自杀只是达成宿诺。但他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吗？为什么要为逝去的王朝殉身呢？

　　辛亥革命时，得知梁漱溟参加了革命组织，他劝告儿子说，立宪就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呢？如果大势不可挽回，我何尝不想国家由此有一转机？但我们家几代做清朝的官，就等天命决定好了，别跟着他们造反。儿子不肯听，他也没有强求。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时他并不欢欣，反而写信劝张放弃，“屯兵养望，监督民国实行仁义之政”。在遗书中，他说自己“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

　　也许可以说，曾经站在清末改良思潮前沿的梁济对渐进改良的拥护胜过对暴力革命的信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胜过对清室一姓的忠诚。他真正关心的是，共和，是不是真正的共和；民国之民，能不能安乐。“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换言之，即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徒禅让而民不安，则一朝代谢，谓非亡国而何？”可惜在他看来，伴随共和国而来的是时局混乱、道德沦丧和人民疾苦的加深。

　　梁济不可化解的痛苦在于，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道德，而他身处的时代正值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秩序解体的前夜。而中国进入现代时所遭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可能只凭道德精神解决。

　　但梁济已决心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感化世人。

　　他在《敬告世人书》中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他求的并不只是个人的心安，而是社会良知的觉醒。他心头“有千言万语，思欲遍告世人”，自清灭亡后就避开儿女亲朋，构思绝笔，但终年纷扰，苦无清净之地静坐深思，临死前才仓促完成了给世人、朋友、家人的共17缄遗书。在遗书中他竭尽所能写下自尽的理由，以免徒然行动而毫无影响，嘱托朋友们，“临死各书，务求登报”。他甚至还预料了世人的反应：有大骂者；有大笑者；有百思不解者；有极口夸奖而未知我心者；有真能知我心者。

　　正如梁济预想的那样，他的死对社会产生的道德影响是他此前一生的努力都无法比拟的。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表彰他的忠义；20天后，他的一位朋友，蒙古旗人、前理藩部郎中吴宝训也自沉于湖中；连他猜想听到消息会大骂的陈独秀，也说他的自杀“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尽管有人称他为“梁疯子”，但一般人都被他的行为感动。

　　死，竟是他最有效的改良手段。

　　两次欲自杀，一度想出家

　　梁漱溟说，他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一生精力都用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对人生问题的追问，使他出入于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学问，而被视为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求索，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而被视为社会活动家。

　　14岁左右，他就这样来评判人和事：对人有无好处，好处大还是小，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这种功利和实用的态度，自然和他父亲有关。在他看来父亲天资不高，所以思想不超脱；秉性笃实，所以遇事认真，用心精细；不肯随俗流转，有侠骨热肠，所以行为端正。他最初的思想和为人受父亲影响，也是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一路，因此鄙视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自负要建功立业，救国救世。

　　因为崇尚事功，此时中国问题对梁漱溟的刺激，远大于人生问题。他很注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自以为大有心得。在他看来，英国式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完善，是理想的学习对象。至于政治改造的手段，最好的莫过于俄国虚无党人暗杀的办法，一方面很有效，一方面破坏不大，不至于引起国际干涉。

　　武昌起义爆发，即将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在学校呆不住，参加了汪精卫获释后暗中组织的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不久清帝退位，暗杀暴动可以搁下了，他又和一班朋友办《民国报》宣传革命，“漱溟”二字正是当时总编给他拟的笔名。

　　做了一年多的新闻记者，与社会频繁接触，渐渐知道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1913年，他离开了《民国报》。

　　他原是个事功派，此时见到政治阴暗的一面，一下由昂扬转入消极、伤感、烦恼，再加上用思过度，精神状态不稳定，竟两度自杀。“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真是受不了的时候，就要自杀。”

　　母亲的病逝更令他悲痛不已。重病中她曾把不愿结婚的儿子叫去，“挽儿手而泣”，劝他娶妻。坐在旁边的梁济却沉默不语。第二天母亲写纸条给儿子：“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

　　普通人一到晚年多半希望能有孙辈，梁济不例外。他自杀前，大儿子梁焕鼐结婚10年，只生了两个女儿，按传统观念说，梁家尚无人传宗接代，但他始终没跟梁漱溟提结婚的事。他希望儿子继续学业也并不催促，任由他在家闲居了两三年。在那段时间，梁漱溟沉浸于佛学中，甚至想出家。1913年7月，他给舅父张耀曾写信提到决心当和尚的事，说以前和尚可以托钵化缘，现在恐怕行不通，他近来致力于医学，将来可能当和尚而以行医维持生计。“读书人皆求理想之实现者也”，而不能先考虑行不行得通。

　　读佛学的成果之一，是有感于友人黄远生被刺写就的《究元决疑论》，认为人生惟一的出路就是皈依佛法。但出世固然好，如果能领悟佛法，入世也不妨。很有意味的是，他认为，人类社会由图腾时代进化到宗法时代，再进化到军国时代，最终会渐进于社会主义。到那时候，人类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极度灵敏，消除痛苦的人世方法已经穷尽，唯有佛法能使人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促进进化的入世者，也可以说是在促进佛法的成功。

　　此文不但自己当时很满意，后来还引出好些朋友关系。蔡元培就是在读过后才决定请他去北大教印度哲学。

　　为佛陀、孔子出一口气

　　1916年，因张耀曾（时任司法总长）推荐，梁漱溟走出书斋，担任司法部秘书。第二年张耀曾下野，他也离职南游。10月，返回北京，有感于旅途中所见军阀战祸，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阻止内战，培植民主力量。他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人，稍后来北大任教，在教员休息室放了些。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记下一笔：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

　　到北大第一天，梁漱溟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1918年11月7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中人，然后办了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他说自己已决意出家，出家前留出一两年为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开个头。但他刚将自己的意见“略微讲了一个梗概”，3天之后，父亲梁济就自杀了——他最终没有活着看到儿子回归他所信奉的儒家。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朝夕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青年派”相处，倾心东方旧文化的梁漱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但他不肯盲从而要寻找自己的路，“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春，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一种和乐的人生观贯穿《论语》全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当年秋天，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三大体系都是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看有3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一是社会生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一是物质生活，如饮食起居。

　　人类所遇到的问题有3种：一是人对于“物”的问题，障碍是自然界，可以解决；二是人对于“人”的问题，障碍是他人的心智，能不能解决不由我个人决定；三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障碍是人的生命本身，性质上绝对不能解决。

　　人类应付问题所持态度也有3种：一是向前去要求，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外在地解决问题；二是变换自己的意愿，调和与对方的关系，反求诸己，使自己适应这样的境地，内在地解决问题；三是以取消问题为解决，以根本不发生要求为最高满足。“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古希腊人是第一种态度的代表；古中国人是第二种态度的代表；古印度人是第三种态度的代表。而目前人类还在第一种问题之下，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引入第二种问题。一旦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自己的人生思想，也从西方哲学，经过印度宗教，回归中国学问，“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既已放下出家的念头，也就不必坚持独身了。1921年，他与黄靖贤成婚，“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4年后，谢绝外务，校订父亲遗著付印。这一年，长子培宽出生，3年后是次子培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