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监管盲区

　　■ 社论

　　有关部门应尽快查找“智障劳工”的下落，并查清是否存在暴力用工的事实；对城市“边缘地带”，相关部门应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延伸无差别的监管体系。

　　据《新京报》报道，11月19日，来自湖北云梦县的智障劳工舒新红，死在北京通州区台湖镇徐庄村的一个豆腐作坊里。据同是智障人的妻子杨小兰称，夫妻二人在同乡老板田建军、程爱平夫妇作坊里每天劳动十八九个小时，经常遭打。但这一说法及死亡原因仍有待警方调查。12月3日，当地有关部门查抄徐庄村豆腐作坊时意外发现，在另一家作坊里，也有三名疑似“智障劳工”从事超强度劳动，并称经常挨打。

　　智障劳工被强迫劳动、遭遇殴打的事情屡有见闻，然而，这一次却发生在通州。黑作坊、使用“智障劳工”、涉嫌毒打强制劳动，综合太多违法现象的这一极端事件，不能不促人反思：城市的边缘地带究竟存在多少监管盲区，到底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

　　对这一带的黑作坊，当地执法部门并非毫无察觉，仅今年就查抄过两次。但现在看来，每一次的查抄不过是一次“割韭菜”：过一阵子，这些黑豆腐作坊又卷土重来。这样的“驱赶式”查抄效果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在这样的查抄中，黑作坊涉嫌强制智障人士劳动的情形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两次查抄均没有发现就是佐证。而在最近一次的查抄行动中，当记者发现鲍家作坊有三名疑似“智障劳工”时，执法人员联系通州区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竟然以忙其他事为由作答，未能及时赶到现场，致使鲍家姐弟带走了三名“智障劳工”。由此可见，有关执法部门保障劳工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此外，城市化的发展也使得城市边缘的村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台湖镇徐庄村虽然还是一个村庄，却也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呈现出“陌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这其中一个显著表现就是，村里人与外来人口之间存在深深的隔膜，豆腐作坊做了两年多，但豆腐从不卖给村里人，也从不跟村里接触。

　　与此同时，城市严密的社会管理系统又没能延伸到这里，城市边缘容易存在一个个的“监管盲区”。从近期媒体的一些报道来看，废机油的最大黑市在城乡接合部，收炼地沟油的黑作坊也在这一带扎根，城乡接合部“藏污纳垢”的能力之强，往往令人惊异。在这样的背景下，通州的智障劳工并非偶然。

　　现在，徐庄村涉嫌暴力强迫“智障劳工”劳动的黑作坊虽已被查封，但几名“智障劳工”却下落不明，有关部门应尽快查找他们的下落，并查清是否存在暴力用工的事实，以及智障劳工舒新红的死亡原因。如果情况属实，对相关责任人依法惩处。

　　然而，公众更希望看到的则是，对这些“城乡接合部”、“边缘地带”，相关部门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延伸无差别的监管体系。城市边缘只应该是地理上的一种认知，而不应该成为社会管理上的“短板”。今后，执法与监管急需要向城乡接合部倾斜。如此，才能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根除虐待智障劳工事件发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