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导演魏德圣的野心

　　文明一直想要伪装一些你看不见但实际上一直发生的事情，既然我想要呈现文明与原始文化的冲突，就必须让你看见原始的文化、原始的残忍﹂

　　本刊记者 吴琦 发自台北、北京

　　2008年，《海角七号》以本土黑马的姿态，奇袭台湾票房，用5.3亿新台币的成绩刷新纪录。魏德圣的第一次成功，被归于“意外”。

　　新作《赛德克•巴莱》上映前，台湾媒体紧盯他剧组的进展——又缺钱了，又受伤了，又有金主了。人们一边等着他的成功，一边等着他的失败。

　　7亿新台币的投资、四百多人的拍摄团队、1800个特效镜头、3417米的外景海拔，日军侵台的史诗题材，对于一个不久前刚拍完处女作的电影导演而言，每一项看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赛德克•巴莱》的构思其实早于《海角七号》，魏德圣说，后者是前者“过剩的营养”。1997年，他偶然翻到邱若龙的漫画《雾社事件》，深受触动，开始提笔写剧本。2003年，他花费200万新台币拍了5分钟的预告片，希望吸引投资，以失败告终。2008年，借助《海角七号》的成功，他再次重启计划。2011年9月初，他交出《赛德克•巴莱》的短版在威尼斯电影节提前放映，时间匆忙，不乏错漏，令他有些懊恼。9月底，电影正式在台湾上映，上下两集，全长4个半小时。票房8.8亿。作为杨德昌的徒弟，魏德圣做到了师傅没能做到的事情。

　　和杨德昌比赛

　　《赛德克•巴莱》讲的是历史上的雾社事件。上世纪初，日本人开始觊觎台湾的自然资源，将原住民的森林和土地收归己有，没收枪枝，严禁猎首、文面，引发不满。1930年10月，莫那鲁道秘密联合6个部落、四百多位壮丁，在10月27日的联合运动会上起兵反抗，光复雾社。随后遭到日本人瓦斯、大炮的报复，最终自绝性命，无力回天。

　　全片提刀弄枪、赤身肉搏、血光四溅，在台湾被列入“辅导级”，未满12岁的儿童不得观赏，未满18岁的少年需成人陪同观看。

　　拍摄期间，为了表现在山林里打斗、奔跑的镜头，剧组在台湾南投县仁爱乡的合欢山上住了几个月。高山峡谷，流水落石。在这样的地方拍摄，工作人员滑倒、摔伤都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发狂的野猪跑来咬人。最严重的一次，车子差点翻进山沟里。

　　“演员跑一趟已经受伤，皮都磨掉了，还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在痛的地方再痛一次，镜头拍完不OK，还要喊‘再一次’，那是很残忍的。”

　　拍摄期间遭遇“八八水灾”，外景地被大水冲毁，只好在台北复制、重来。

　　艰苦的拍摄环境、长期欠薪的状态，让魏德圣“恍若杨德昌附体”——当年的困顿一一重现。杨德昌拍《麻将》，魏德圣是副导，最后一笔薪水也没拿到，制片人将一台小货车抵押给他，结果他被当成搬家公司，只好把车子还了回去。

　　魏德圣在想象中和杨德昌比赛，他说，杨导以前撑多久，他就要撑多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拍第一个月就资金紧张，硬撑了8个月，而《赛德克•巴莱》拍了10个月。

　　“《海角七号》之后，再拍《海角八号》绝对不是问题，别人会抢着投资。”可他要拍的是《赛德克•巴莱》，题材完全不同，投入也不在一个量级，个别投资人不仅自己不愿意投钱，还奉劝他人不要犯傻。后来，周杰伦、郭台铭出手相助，从资金上保证了影片的问世。魏德圣说：“能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有难度、有诚意的制作，我就可以和工作人员交代了。内容的好坏我来负责。”

　　作家张大春在报上写文章夸奖他：“魏德圣能够做到，除了意味着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有能力‘拍摄一部史诗大片’之外，更实际的一点是：基于对创作者的信赖，投资人和观众能够成为再一次建立台湾电影新类型的见证者。”

　　在2011年金马奖的颁奖台上，《赛德克•巴莱》拿下最佳剧情片，魏德圣的感言是：“我知道我们的制作搞得很大，我知道我们的能力也没有好到能撑这么大的局面，这一路以来以很刻苦和克难的方式，虽然有很多缺失，但我以后会补回来！”

　　寻找我们的历史

　　“我负债累累。这几年因为拍了一部16厘米电影而负债一百多万，但现在要负更多的债，买了一间贵得吓人的房子……我可能一辈子都注定要负债了……”这是魏德圣《小导演失业日记》开篇的自白。

　　书里描述了他的人生低潮，两个多月没接过一通关于工作的电话，憋不出剧本就写日记。

　　丈母娘和他们夫妻一起住，阳台被划为魏德圣的专属空间。他在那里养盆栽，养“不需要打氧气就能活下去的苦命鱼”，有时还莫名其妙地用晾衣杆上的棉绳“自杀”。

　　“全身力量不知道往哪里打，好想找人打架，可是没有对象，没有机会。”家里人一直支持他，但也为难，一开始是看他不得志，后来是看他赌过一次，又来一次。

　　冯小刚曾经现身说法鼓励他：别人说什么都不要相信，现在就没人敢说冯小刚不行。但魏德圣这个台湾男人，不像冯小刚那股霸气，他个子不高，瘦弱，口气和缓，点头多过摇头，除了台湾腔，没有别的腔调。

　　“50岁之前要知天命，解决我这辈子该完成的事情。现在面对生活、面对未来，还是有包袱、有压力，有内在的使命感。”看到《让子弹飞》里面的姜文，他很羡慕，也想摆脱包袱、有那样的自由。“包袱卸下来，我也可以去当大导演。但现在还是要去找资源，要请教人家。”

　　魏德圣的创作线索很清楚——台湾情节、本土命运，并不是商业电影的路数，尽管他已经算是台湾最赚钱的电影导演。

　　“我想做的事情就那么几件，要很认真把它做完。因为有故事想讲，不讲不痛快，没有完成就会觉得这辈子好像有点舍不得结束。不多啦，顶多再一个。”

　　他说的“再一个”，就是《台湾三部曲》。故事将回溯到“台湾还不叫台湾”的年代，从原住民、汉人、荷兰人的视角展开讲述。又是一部巨制，他猜大家会说“天哪，你又来了！”，于是连忙解释，“这是以后会做的，不是下一部。”

　　准备剧本的时候，魏德圣也在寻找自己的历史。人过三十，开始询问自己祖辈的来历。他的父系祖先由大陆迁徙过去，母系则是台湾平地的原住民，称为“平埔族”。祖母告诉他，60年前，祖父拥有一家瓦片厂，站在高处往下看，所见红色屋顶全是他家出品。

　　文明总是在主导野蛮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的作品都锁定在对台湾本土意识的挖掘？

　　魏德圣：我没有刻意去做这种计划，一开始只是发现一个好故事，发现之后就要去读更多的历史。历史写得很简单，谁死了，谁杀了人，并不会照顾人物的心理，也无法查证。往前推20年，往后推20年，才能让历史中一笔带过的情节有生命。了解到更多，就对台湾的命运有更多的思考，体认到台湾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到我们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应该有一种重新认识的胸襟，不仅要了解，还需要化解。

　　人物周刊：你希望用你的电影来化解这个仇恨？

　　魏德圣：这是最好的期待，但我知道这很难。这么久的时间，不要说原住民和日本人，就是原住民和原住民之间的仇恨都解不开。彼此好像和平了，一遇到利益分配，问题又来了。这不是原住民的问题而已，而是人类无法得到教训的一个循环。只能希望这部电影让原住民看轻这些政治或者利益斗争，激发他们那种自觉的骄傲。

　　人物周刊：《海角七号》里的化解更明显一些，但《赛德克•巴莱》却是硬碰硬。

　　魏德圣：程度不一样。《海角七号》只是用遗憾来化解遗憾，但《赛德克•巴莱》必须回到仇恨的原点，去化解仇恨。

　　人物周刊：《海角七号》上映时，人们对其中台词和剧情的政治隐喻猜测颇多，但你并没有跳出来解释，为什么这次不同？你在电影之外做了很多解释。

　　魏德圣：我一直认为电影不需要解释，可我发现这一部好像需要，不然人们会有偏颇。每次去电影院放映的时候，我都会说，请各位先放下文明的武装，回到一个只有你的族人和传统文化的世界，把你的历史观拿掉，把你的国际观拿掉，把你的政治文明、教育全部拿掉，再来看这部电影。因为电影一开场就是出草（猎人头），直接跳到猎人文化传统的核心，有人会不适应。

　　我们被文明统治太久了，已经文明到不可以杀生、不能呈现杀动物的镜头。文明一直想要伪装一些你看不见但实际上一直发生的事情，既然我想呈现文明与原始文化的冲突，就必须让你看见原始的文化、原始的残忍，从这一群守着山林的猎人来看历史。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文明人，你怎么跨越这些障碍？

　　魏德圣：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我还是站在好人或坏人的立场上，热血沸腾。后来去问漫画的原作者，他提醒我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就没有对与错，那时我才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对于祖灵的信仰。

　　我是基督徒。我要先放下我的信仰，再去了解别的族群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我的心胸会更开，会慢慢解放。他们的相信是不能被打破的，如果有人说你的神是最没有用的，刀子拿起来就砍，“你怎么可以侮辱我的神明？！”日本人进到雾社，说原住民的祖灵是没有用的，只能信天皇。越是文明，越是喜欢去主导野蛮。

　　人物周刊：赛德克族人后来对影片中与史实不符的地方也提出过意见，你怎么看？

　　魏德圣：历史永远是片面的，有时他们内部也各执一词。我拍的是电影，不能不回到人物的心理动机，必须有一些猜测、判断。推理要有根据，但不见得百分之百精确，不符合族人的期待，就会反弹。我也不能说他们错，他们没有体谅我要讲的是故事，而不是记录历史。即使有些桥段不符合史实，但精神没有变，文化没有变，历史的大事件维持住了，大多数人也慢慢接受了。

　　电影是带观众入门。观众有的来看历史，有的来看热闹。后来我们出了一本书《真相巴莱》，把电影和史实的差别写出来。会去买那本书的人有多少，就代表真正想要了解真相的人有多少。电影不是学术论文，是普及的、平民的艺文产品，是老人给小孩讲故事，而不是教授给博士生讲课。

　　人物周刊：这部书其实就是在暴露你的剧本和历史的不符，没有顾虑么？

　　魏德圣：其实我对族人的观点是很在意的。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是在乱来。

　　赤裸地走向你，是我最大的武器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现在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第二波高潮，你也身处其中，怎么看待这种表述？

　　魏德圣：我当然承认这是值得期待的一波。台湾电影从很不景气到现在，差不多快二十年了。我们就好像在攻城堡一样，城堡原来是我们在经营，结果被好莱坞的电影攻进来，慢慢反客为主。我们在外面想打开那些门，直到有一天《海角七号》踢破了一个门，《艋胛》踢破一个门，《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又都踢破了。现在城是攻下来了，主人又换成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经营吗？第一波的人都是导演，都是武将，我只能撞墙，把这个门撞破。接下来制片人负责经营，制定规则、制度，让内需的市场安稳下来，再往外拓展。

　　我觉得接下来台湾电影圈慢慢会集合成制片人的战斗，也许短期内会有少许的内斗，但我希望大家是在比谁更好，而不是要把谁压下去。

　　人物周刊：作为踢破那一脚的人，你的个人经验是什么？

　　魏德圣：那时候我的观念是要把台湾的地盘抢回来，把台湾的观众找回来。我们有天生的好条件，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那时候台湾电影制作费低，品质就不会好，电影就不会卖座，制作费更低。但是，台湾有2300万人，有十分之一来看就是230万人，《海角七号》算起来也就是全台湾十分之一的人来看。那时我用将近五千万拍这部电影，被人家笑到死，但我想只要拍得诚恳，该做到的都做到，观众就买单。证明这个方式可行以后，制片慢慢成本拉高，后面的《鸡排英雄》、《艋胛》都是几千万的投资，也都赚钱。大家终于开始想，这部电影该有多少预算就找多少钱去做，而不是一再降预算，粗糙地把它做完。

　　人物周刊：可是你拍新片时还是遇到了资金的问题。

　　魏德圣：第一次成功，人家都说是幸运，还是有人不信任。台湾电影在那个时候还蛮争气的，一部破亿的电影可以说是幸运，可是当第二部、第三部出现的时候，就不是了，特例就变成了惯例。以后再有台湾的案子提出来，应该会得到认真的阅读。以前的情况是，香港的案子看一看，大陆的案子看一看，美国的案子看认真一点，台湾的就先放一边。

　　人物周刊：现有的名声、名利，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魏德圣：这些东西让我更相信，只要是对的事情就应该做，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去促成，那么更多更美好的事情也可以一件一件地发生。艺文是最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即使改朝换代，不管有没有钱。因为它是生根，多大的台风都无法拔根，一旦拓展到底，路就会开，人跟人之间就会互相接纳。

　　人物周刊：你还是相信那个化解的力道。

　　魏德圣：对，我把台湾最核心的东西展现出来，不只是对大陆，对于世界也是这样。我把我的给你看，你把你的给我看，彼此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坦诚相见。当我是来跟你谈判的人，我赤裸裸地来，不带任何武装，你会拔剑出来吗？我赤裸地走向你，这是我最大的武器。

　　人物周刊：你也提到了两岸关系，这也进入了你创作的考量吗？

　　魏德圣：是的。我对大陆的认识大部分是从电影里面得知，里面传达的信息有好有坏，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想这个，原来他们曾经是那样。台湾电影也要从这种角度让大家看到，不能永远只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大城市、小爱情。那是生活的调剂品，主食还是历史、文化、人的思考。台湾人和原住民要彼此谅解，两岸之间又何尝不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来，这个时代充斥着太多不理解的批评、不理解的辱骂，小到玩笑，大到政治权谋。

　　如果说政治经济是大人的世界，艺文就是小孩的、是无邪的，爸爸妈妈吵架，孩子还是可以玩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