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相信今年实际增长率还是会在8%以上

　　降低经济增长目标的决策依据

　　梅新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关注点之一便是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下调“保八”目标。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近10年来的全球经济增量中所占份额更高，次贷危机以来更对全球经济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理所当然牵扯全球市场。那么，调整决策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

　　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率目标需要考虑两项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其二是保证横向比较高于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与我国激烈竞争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飞跃的目标。在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冲击之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当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当前危机。

　　由此观之，当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黑云压城之际提出“保八”，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不仅能够提出简洁、鲜明、有力的目标口号鼓动全社会干劲，而且能够有条不紊地组织实现目标。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强大的政府行动能力并非万能，但政府没有行动能力却是万万不能的。由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中国“保八”对维系全球公众信心、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点主要还是表现在东亚区域之内，使得中国跃居东亚经济稳定之源；到了次贷危机引爆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国“保八”及其成功已经具备了众所公认的全球意义。

　　在更长历史阶段上考察，由于“保八”及类似经济增长定量目标契合了历史阶段和国民深层心理，因此能够在中国社会发挥神奇的动员作用。与此同时，这样一个目标又是可以努力实现的。实际上，新世纪以来，除2000、2001两年外，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实绩都在9%以上，有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无需过度强调“保八”，而是可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了。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新增就业机会了。

　　单纯看目前的绝对数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失业率仍然较高。1978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530万人，失业率5.3%；1984年末下降到235.7万人，失业率1.9%；2009年末是921万人，失业率4.3%；2010年末是908万人，失业率4.1%；201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继续保持在4.1%。但1990年代及以前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没有考虑众多隐性失业，以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当时劳动者挑剔工作条件和薪酬者较少，登记失业者都是实实在在难以找到任何就业机会的人。今天隐性失业和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城镇登记失业者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摩擦性失业，即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或对工作条件及薪酬不满意而引起的失业。

　　看看蔓延到了越来越多省份和城市的民工荒，看看各地劳动者薪酬的快速上涨，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笔者不是要否认继续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不是要否认失业者的生活压力和精神痛苦，但无论怎样的“人文精神”都不等于强求我们放弃客观地评估问题。

　　其次，新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1993年-2002年间，世界经济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3.3%，2003年-2010年间依次为3.6%、4.9%、4.6%、5.3%、5.4%、2.8%、-0.7%和5.1%，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意味着持续较快经济增长的好时光正在过去，我们可能正在进入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行阶段。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率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而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坚持原来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难度和代价会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由于其他国家在此环境下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即使我国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也仍然能够确保我们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国家，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继续提升。看看被西方舆论界捧为最有希望赶超中国的后发发展中国家印度吧！去年年初，该国从总理到财政部长，热议的话题是经济增长率能否突破10%大关，从而实现其经济增长率赶超中国的多年夙愿，结果去年经济增长实绩逐季下降，到第四季度已经掉到了6.1%，更不用说发达国家普遍只有百分之一二甚至萎缩的预期增长率了。

　　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财富的紧迫性缓解了许多，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分量大大加重。既然经过两年的预热，国内外对中国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已有预期，形成了共识，此举不会在市场上引发破坏性的波动。那么，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正当其时。

　　当然，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7.5%，并不等于增长实绩一定是7.5%，相信今年实际增长率还是会在8%以上。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本面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的一贯做法是留有余地。这个做法是吸取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和斯大林的建议，目的是避免因无法达到过高增长目标而挫伤国民士气。

　　1952年9月3日，斯大林与苏联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接待就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来“取经”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会谈中，斯大林向与会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五。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

　　斯大林总的意思是：留有余地，超额完成，这是一种鼓舞，可增强信心，增加干劲！周恩来也提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了解这样一些传统，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和预见中国政府的决策。（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