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
在每一个晴朗的清晨，住在长江岸边的黄春梅打开家门，映入眼帘的便是江对面的彭泽核电站的厂房。隔着3.2公里的江面，清晰可见。
“太近了，总觉得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这种感觉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一下出现的，挥之不去。
2011年3月14日，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磨盘村的村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日本福岛核电站震后爆炸，发生核泄漏。除了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恐慌性购盐外，黄春梅和她的邻居们对江西彭泽县正在建的这座核电站的感觉，也从警惕变成了恐惧。
他们当然也零星地抗议过，没什么效果，但也没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望江人的“官道、媒道、讼道”
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全国的许多媒体纷纷赶赴那里，为他们的“恐惧”而来。
“影响力已经超出了预期，从中央到我们地方的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都已经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了。”汪进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安庆市方面的领导建议他们，可以缓一缓了。
汪进舟是望江县原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从2011年6月开始，他与望江县退下来的其他三位老干部望江县原法院院长方光文、望江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国祥及望江县原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念泽一起，以环境权益方的名义向各部门发出呼吁：要求停建江西彭泽核电厂。
理由是：该核电项目在选址评估、环境影响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具体包括项目规划限制区内的人口数据失真、核电厂厂址地震标准不符、核电厂邻近工业集中区、项目建设民意调查走样，核电厂建成后将存在污染及安全防范等各方面的问题。
“在你家门口弄一个建筑，也不给你打声招呼，你能同意吗？更何况这是核电站？”汪进舟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望江人是环境影响权益方，有权利打破行政区划表达意见、要求权益。
他们还制订了一个路线方案图：第一步走“官道”，若无效果，第二步就走“媒道”，若仍然得不到解决，最后一步只能走“讼道”。
目前正处于第二步的阶段。他们希望通过媒体的舆论影响决策。
在向媒体披露之前，2011年6月，汪进舟、方光文他们分别向安庆市委市政府、安徽省委省政府、江西省委省政府分别提交了《吁请停建江西彭泽核电厂的陈情书》(下称“《陈情书》”)，并通过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转呈国务院高层领导手中。
《陈情书》详细论述了吁请停建的理由，但安庆市委市政府、安徽省委省政府、江西省委省政府都没有回应。
2011年的8月18日，国防科工委委托江西省国防科工委和安徽省国防科工委，就彭泽核电站安全应急预案问题到望江来做调查。“那时候，我们才正式从官方得到这个核电站的进展情况。”望江县政府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彭泽与望江的官员之间，也经常有一些非官方的交流，从非官方的渠道也大体上知道这个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但在此之前，两方就核电问题没有过正式交流。
“这么大一个核电项目，彭泽这个地方正好在江西、安徽、湖北交界的地方，涉及到不同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在进行前期认证评估的时候也需要提供一些准确的资料，这是不是需要各区域的行政机构来参与，可能对老百姓要负责任一些，对这个项目也更负责任些？”上述官员反问道。
“但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我们也没意识到有这么严重。”这位官员坦承，地方政府在核电问题上确实知之甚少，“国家这么大一个战略投资项目放在我们边上，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不科学性或不合理性。再加上当时地方政府也都在积极争取核电项目，包括我们安徽的一些地市。”
据悉，整个长江流域，正在排队申报的一共有22座核电站，包括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江西，安徽就有四五座。
在8月18日的调研会上，望江老百姓的反应比较强烈。“我们只好将他们的担忧向上一级主管部门作了口头汇报，请求有关部门向国家直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核电站能不能从技术、环境等方面再进一步进行认证。最后，上一级部门建议我们形成一个文字性的材料，这样反映上去也有依据。”
于是，就有了2011年10月安徽望江县政府以《陈情书》为基础，形成的红头文件：《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的报告》(下称“《请停报告》”)。
该报告内容与所列陈的主要问题与《陈情书》基本一致。
“县政府确实向上面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很强烈，政府不作为也不行。我们也是反复权衡之后作出的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这位官员说，他们并不回避这个问题。
在望江县政府正式表态之后，汪进舟他们试图制造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于是决定走第二步：媒道。12月20日，他们将《陈情书》挂在网上。同时，向四家媒体发出电子邮件，“但一点反应也没有”。
真正引起媒体注意的仍然是望江县政府的《请停报告》。今年2月6日，这份红头文件在微博被疯转。之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应望江有关方面邀请前往采访。
那几天，方光文在家里每天要接受五六波记者的采访。如今，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力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长江“地雷阵”
日本福岛核事故新闻一出来，“我心里想，我犯罪了。”韩正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他是望江县磨盘村的村支书。
磨盘村与对岸江西省彭泽县的湖西村，中间隔着一条长江。两个村之间往来密切，不仅有私人之间的姻亲朋友关系，还有村集体的经济利益往来关系。两个村联营办一家轮渡，往来于长江两岸之间。
韩正发与湖西村的村支书私交甚笃。2006年，湖西村的村支书找到他说，要到这边来做民意问卷调查，想让他这边配合一下。“我说，你怎么不让彭泽县政府和望江县政府沟通一下？他说没有那个必要。”
韩正发答应了。
磨盘村的乡村医生洪增智接到通知，带上身份证去填问卷。严格按照指定的要求在问卷上打钩，他就可以领走一包洗衣粉和一瓶洗洁精。
他被要求在核电站建成后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方面选择：“没有”。
洪增智很气愤，当场撕毁了问卷。
那时候，他对发生在20年前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新闻仍记忆犹新：核电站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遭到放射性污染，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生灵涂炭。
作为一名中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核电站若建成，将会对他们的健康带来威胁。
“3.2公里，距离我们太近了，对整个长江中下游肯定存在隐患。核电站污水往哪里排？长江下游有安庆、芜湖、池州、童宁、马鞍山、南京、镇江、上海。这么多人的吃水问题怎么办？核辐射对人体的危害究竟有多少仍然是未知数。”
他所考虑的灾难的可能性相当具体：例如，长江可能发生干旱断流，恐怖分子可能突然袭击，“万一发生战争，人家一个导弹打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干旱也是经常发生的。
“从江那边过来做调查问卷的江西人以及我们磨盘村里的村干部都对我进行围攻。”洪增智说，就连村民们为了一包洗衣粉和一瓶洗洁精，也一起来反对他，“我当时有一种望断天涯路的感觉，周围都是一片反对之声。”
韩正发与他吵起来了，“我当时只觉得他很不给我面子。”韩说，两人原是好朋友，经过那件事之后，两个人就很少往来了。
“我不就是一傻子吗？洗衣粉和洗洁精没有搞到，还总是遭报复，我这不是一傻子吗？”据他说，自那以后，他遭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府官员的打击报复。“村干部把我的医生考评分数打到最低，我原先是华阳镇乡医协会的秘书长，那个事件之后第二年，我在换届中被撤掉。”洪增智甚至怀疑，两个行政区域的官员私下之间是否早已达成默契？“整个山都被拉平了，那么大的动静安庆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韩正发坚持说，是江西方面直接找的他，上面不知道。“第二天，我到镇里去汇报，被骂得要命。”
后来，望江县政府的《请停报告》指责彭泽核电项目进行的民意调查“走样”。“在望江县、乡两级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存在明显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民意。”
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韩正发越想越不对劲，“江西有那么长的长江岸线，为什么选址偏偏选在江西省的最末端？”
“彭泽位于江西的最下游，安徽的最上游。换句话说，如果这座核电站真的在安全上出了事故，江西人毫发无损，而蒙受灾难的将是长江下游两亿以上的人民。当然，蒙受灾难最重的是我们望江县，因为在它的10公里范围内我们农业的高产区，也是我们的工业集中区，人口的密集区，而且是我们农业灌溉及饮用水的唯一水源。”汪进舟很气愤，直骂缺德。
“为什么在彭泽核电项目上我们要‘较真’呢？除了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是在长江流域所有核电项目中进展最快的。只有把它拉下马了，其他21座才能下来，它若能上马，其他21座都可以上，长江流域都大同小异。”方光文他们对长江流域的核电大跃进颇感担忧，“整个长江流域22家正在排队申请的核电站，每一座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万一哪边出了事怎么得了？”
“这么多核电站建起来，到底哪一座会出问题，什么时间出问题，谁都不知道。安全是相对的，不安全是绝对的。”汪进舟说，站在望江人的角度，他们希望的是绝对安全。
何祚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也认为，需要把那种“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确保”核电事故不再发生。而且这种“确保”，必须“绝对”确保，而非“相对”确保。例如，恐怖分子袭击、天外陨石袭击、极度干旱……都应考虑在内。
“万一出现极度干旱、水源枯竭，将产生特大核安全事故！例如江西省的彭泽地区恰好在去年遭遇大旱，人畜吃水都发生严重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地区建造核电站？”由于无法绝对确保事故不发生，何祚庥坚决反对在内地建核电站。
但国内核电领域的一位权威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核电厂的选址已经非常严格。“核电厂附近不能发生地震，没有断裂带，不能有海啸，不能有洪水，不能有龙卷风，不能离火源很近，天上不能有飞机航线，人口不能靠近大城镇，要靠近接电的用户。而且，核安全方面的法律非常具体，也非常严格地执行。”
他认为，民众对核电的恐惧以及对安全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应当得到重视，但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理性。“这种恐惧往往会导致非理性。例如，不是说一个地方发生过地震就不能建核电站，而是说厂址不能在断裂带上，不能发生很大的地震，要评估未来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只要不出大事故，核电厂正常运行时的放射性比火电厂还小；污水的处理也已经很干净了，远远低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现在是全力确保核电不出大事故。”
2月末，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郑明光表示，受相关部门委托，上海核工院近期对环评报告进行了二次核查，结果认为，彭泽核电厂址选择环评不存在问题。
这个结果显然不为望江方面所接受。方光文他们继续提出需要与核电项目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进行调查，因为“上海核工院是彭泽核电雇用作为前期提供技术支援的单位”。
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2011年，福岛事故发生5天后，国务院就出台了“国四条”，要求对全国在运在建核电机组进行安全检查，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尚未获得开工“路条”的彭泽核电项目也被叫停，核电厂的人员逐渐被分流撤离彭泽。
南方的春天，雨一直下。走在马当镇的街头，清冷得有些凄凉。街上那些为服务核电项目而繁荣起来的商铺、酒店、饭馆、娱乐场所等等，或者门庭冷落，或者闭门停业，尚未来得及完工的“配套设施”则成为了“烂尾楼”。
曾经踌躇满志要建成一个拥有5万人口新城镇的马当镇，其短暂的繁华就这样戛然而止。
而在一年以前，这个财政收入仅5亿的小县城，正憧憬着核电站建成后的日子：每年数十亿元的税收以及千亿核电产业所带动的经济腾飞。
作为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核心工程，彭泽核电站也担负着为这个一次能源匮乏的省份解决电力紧张的责任。目前，江西省近70%的电煤仍靠省外调入，平均输送距离近1000公里，90%以上靠铁路运输。
如今，面对所有关于彭泽核电站的质疑与争论，江西官方选择“集体沉默”。江西方面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这样表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项目，项目最后的命运只能由中央定夺，不是江西省所能决定的。我们的态度是不争论。”
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介绍，在他卸任之前，曾专门去找李克强副总理汇报过一次，那时候福岛核事故还没发生，他很迫切地希望能够把这几个内陆项目批了。但李克强副总理表示，希望他们做个《核电安全规划》。
近一年时间，彭泽核电站一直在等《核电安全规划》出台。但就在该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之际，来自望江的“核电恐惧”使得彭泽核电站的命运充满变数。
那位核电领域的权威专家认为：以目前的情况看，彭泽核电项目估计在2015年前都复不了工。
“有人说，这是利益之争，将来可以考虑核电站发挥效益以后利益共享，我只想问一句话，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汪进舟说，他坚决否定这个观点。
“但若真建成，即使不发生核泄漏，对望江县确实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洪增智说，在距离彭泽核电站厂址不过10公里的地方即是望江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核电站像是一个无形的‘炸弹’，开发园区里，那些投资的人可能会因此搬离，没有投资的人也不会再来。这岂不是变成‘无人区’？”
根据《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5公里范围的限制区内不能做任何建设。“桥港经济开发区怎么办？桥港经济开发区跟彭泽核电站就是你死我活的抗争，两者不可能共存啊。”方光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除望江县经济开发区外，望江还有一个正在规划建设的桥港经济开发区，距离核电站不到4公里的地方，2010年获批，预计2015年建成。
无论诉求的初衷是否有利益之争，但彭泽核电站除带来安全的隐患之外，给望江县的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这的确是个现实问题。
“安徽省的领导和江西省的领导应该站在国家政治利益的高度，见面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上述核电专家建议，“江西方面总得考虑一下安徽的利益和忧虑，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你总得让望江人也上上厕所吧？”
方光文说，倘若在媒体的舆论之下，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他们只能走最后一步：讼道。“以环境影响权益方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到底。”
《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的报告》主要内容
一、人口数据失真。彭泽核电厂项目所在地半径10公里范围内涉及望江县华阳镇、杨湾镇、太慈镇等多个乡镇，其中半径3.2公里至10.9公里范围内的华阳镇，常住人口就达17万，流动人口3万。而彭泽核电厂在2006年上报的评估材料，以及2008年修改之后的人口数据，均存在严重失实问题。
二、地震标准不符。核电厂所处的江西九江位于“九江—靖安”断裂带上，地震较为活跃，近十年已发生5次震级在3.2~5.7级的地震。该核电厂却在选址影响报告书中称，厂址附近范围不存在第四季活动断层，属于弱震区。
三、邻近工业集中区。核电厂临近工业集中区，该厂选址阶段的环评报告称15公里半径范围内无大中型企业，这与事实不符。在10公里范围内，望江县经济开发区内大约有100多家企业，两万工人，已经投资了100多亿。
四、望江县约20万人在长江取饮用水，与核电站正是对面；距离安庆市半径50公里73万人的饮用水，也在核电站的下游。这些情况，在环评中并没有反映出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北京报道
中国的核电产业似乎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中国核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透露，2012年3月后，核电有可能步入恢复发展的轨道，中国未来将是世界最大的核电市场。
业内据此推测：2012年核电审批或将重启。
“核电内陆跃进”急刹车
内陆核电潮来得有点让人猝不及防。
2008年的那场冰雪，无情地摧残了我国内陆省份脆弱的能源体系，也坚定了执政者加快发展核电的决心。
冰灾之后，湖北咸宁大畈核电站、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站和江西九江彭泽核电站，很快成为第一批获得国家发改委“路条”(即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的内陆核电站。
与此同时，辽宁、吉林、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区也纷纷宣布本省份核电规划，试图通过建立核电站，改变由于能源紧缺给内陆省份发展带来的威胁。
据《国家电网报》2010年7月披露的数据，在中国43个审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核电项目中，内陆核电站占31个。此外，内陆还有大量核电站规划处在“普选”阶段。
当前，我国已有的核电项目都建在沿海。如果上述项目都上马，势必将出现一股强悍的“核电内陆化”浪潮，全国核电以沿海为主的布局也将被打破。
不过，2011年3月11日，日本核事故不期而至，轻而易举阻止了中国核电即将出现的“大跃进”步伐。
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后的第六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立即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立即停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内陆省份核电建设戛然而止。
中国早期的核电站都建在沿海，主要原因是：中国内陆地区人口稠密，一旦发生核事故问题将非常严重；但是国外却不同，法国的核电站很多都建在内陆，美国的100多个核电站大体上也是均衡分布。
适度地在内陆布置几个核电站，成为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考虑的问题。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和江西彭泽这三个内陆核电站都已上报到了国务院，但还没来得及批，福岛核事故就发生了。虽然没批，但是国家发改委还是给它们都发了“路条”，允许开展前期工作。
“路条”开出，三个首批内陆核电站已处于“等待”状态。知情人士分析，一方面是在等待《核安全规划》的出台，另一方面，与近期人们对于第三代核电技术安全性的争议有关。
核电重启再上议程
对于一个核电人，等待规划获批及核电厂建成，大约需要10~20年漫长的过程。
“很多人等不到这个核电厂批下来，可能他都快退休了，做核电是最‘熬人’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核电建厂的要求要比普通设施严格很多，“比如是否处于地震带要找地震局，飞机航线要取得民航局的同意，甚至还要找国防部。所有这些加起来有几十个文件要拿到，之后还要专门组织上百名专家围着厂址，用上一年的时间进行评审。“江西彭泽已经搞了10几年了，那里的很多人都是大学刚毕业就到这个核电厂址进行筹备，等到他退休了，这个厂还没出来。”
近期，不断有核电新建项目审批重启的消息传出。
《中国证券报》2月14日的报道称，目前，由国家核安全局牵头编制的《核安全规划》已上报国务院，由国家能源局编制完成的《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
作为直接参与者，张国宝对《核安全规划》和《核电安全规划》的出台背景了如指掌。
去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五天后，国务院就出台了“国四条”。“当时汇报的纪要里明确，由国家能源局制定《核电安全规划》。但‘国四条’又规定，由核安全局来牵头做《核安全规划》。于是，核安全局做《核安全规划》，能源局做《核电安全规划》，而《核安全规划》涵盖《核电安全规划》，两个规划本身存在交叉，出来之前必须要汇集。”张国宝说。
如果《核安全规划》、《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这三项规划获批，意味着核电新建项目审批重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消息人士称，这一系列政策程序最快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
有专家预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由南往北，由东往西，越来越多的核电站将慢慢罗列在中国的地图上。中国核电在短暂、适度的调整之后，或将步入黄金时代。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北京报道
2月28日，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张作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内陆可建设核电站
《中国经济周刊》：内陆核电站目前在技术和安全性上仍存在较大争议。您怎么看？
张作义：在认真遵守国家有关核安全与环境保护等法规的基础上，谨慎决策，不搞核电大跃进的前提下，内陆可以建设核电站。首先，国际上的核电机组大部分建在内陆。从美国到法国，再到俄罗斯，没有说核电厂沿海可以建，内陆不能建的。其次，在确保反应堆安全，例如衰变热的冷却问题上，内陆核电同样可以满足。它需要的水很少，只需要每小时10吨水，1辆消防车来回跑就够了。第三，在正常运行有关的放射性排放上，同样功率的核电厂并不比燃煤电厂高。同时避免燃烧大量煤炭，排放酸雨、温室气体、粉尘。第四，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可以满足国家法规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技术上可以解决。现在我国正在运转的核电站的放射性废水排出去时实际上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远远低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沿海的核电厂旁边，很多人照样可以在那里游泳。
《中国经济周刊》：选择核电厂址的标准是什么？
张作义：核电选址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天上地下人文等都有要求，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允许建核电站，要看天文地理，不能有超过设防标准的地震、海啸、洪水、龙卷风等，没有断裂带，不能离火源很近，天上不能有飞机航线，人口不能靠近大城镇，要靠近电的用户等等，非常严格。真正能满足核电标准的厂址并不多。即便选定的厂址，最后能不能建，还要国家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等部门说话，这个“说话”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符合要求，经过审查的厂址是稀缺资源，应当保护好。
《中国经济周刊》：一个核电站的建成需要10~20年，为什么大家还是热衷于要上核电站呢？
张作义：这里面不完全是经济利益，还有环境效应。如果不设核电厂，就要烧煤。现在对煤电和水电也有争议，水电有移民拆迁，而核电的厂址很小，牵动的人相对较少。现在大家希望最好是插座一插就有电。但是电从哪儿来？能源从哪儿来？我国大量烧煤，已经烧掉了30亿~40亿吨煤，全世界都在反对。现在最大的环境问题是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已经是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为了烧这几十亿吨煤，每年要死很多人。靠风电和太阳能支撑不起13亿人口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没有核电。如果不出现重大核事故，核电厂是非常干净的。
我国的核电安全水平有保证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全世界没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第三代核技术已建成的核电厂。这是否意味着即便运用第三代核技术建设核电站也存在风险？
张作义：核电有代论，但不唯代论。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核电站的寿期超过40年，不能因为有新一代的出现，就放弃老一代。老一代技术有经验积累，技术成熟，并且不断改进，也可以满足安全要求。第三代核电是在以前成功经验基础上，经过20年发展，进行了大量科学实验，其安全性不是仅仅依靠计算出来的。在引进4台核电机组成功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建设三代核电机组，风险是比较小和可控的。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在内陆建了特大核电站，万一出现特大核电事故如何避免？
张作义：中国核电安全水平在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是有保证的。
首先，核电的整个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综合考虑了我们国家人民的福祉、核电的安全、核电的技术水平等因素下的一个非常谨慎的决策。
其次，我国是核大国之一，过去50年积累了很好的基础。由于后发优势，我国目前在建核电机组的技术安全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要避免大跃进式的发展。
第三，努力避免发生特大事故。从过去的实践看，是有可能做到的。日本福岛第二核电站在发生同样的地震和海啸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特大事故，说明在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
第四，要做好应急准备。日本的实践表明，即使发生福岛那样的事故，也可以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例如福岛核事故并没有人员死亡和重伤，而地震和海啸已经带来了2万人的死亡。
第五，进一步推动核电安全技术进步。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我国核电安全有国家核安全局进行监督。国家核安全局是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来做，跟国外完全接轨。核电的监管比国家食品、药品都严格得多。它使用的法规都是跟国外完全一样的。在操作和执行上也一样非常严格。
《中国经济周刊》：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似乎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张作义：从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作为主管部门，始终是在不断地发现新问题，不断地改进和不断地加强。吸取福岛的经验教训，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了。为避免海啸，现在已经要求核电厂要加强防止水淹的措施。
核电是世界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周刊》：据悉，国家能源局将新增设核电司，而国家核安全局在原来一个司的基础上调整到3个司，该消息是否属实？
张作义：福岛事件之后，核安全监管机构一直在做调整。目前核安全机构已经基本调整到位。因为电站建得多了，就要多一点人来进行监督。核安全局是监督到每个核电厂今天能干什么，明天能干什么。核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需要核电反应堆技术、辐射防护技术、设备制造技术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国家能源局这块也在加强。
《中国经济周刊》：客观地讲，我国的核电水平和国外相比，发展程度怎样？
张作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在发展核电的时候，我国还没有。1980—200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国家核电没怎么发展，实际上也是担心我们的设备、技术经验跟不上，也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我国真正商业规模的秦山大亚湾核电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的。直到近年来，我们进入相对比较正常的发展时期。但是韩国发展更快，我们搞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连核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但他们现在的核电设备已经能出口。核电不仅是电力，还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是一个高端制造业。
《中国经济周刊》：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不只是中国，核电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发展趋势？
张作义：是的。中国如果不做，我们可能下一轮又要引进。我们是核大国。如果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一犹豫，比如有人一说搞核的又花钱又不安全，万一出个事故怎么办？中国就不是核大国了，更不会有原子弹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 北京报道
曾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制开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是“内陆建核电”的坚决反对者。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呼吁，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内陆地区建造任何核电站。根本原因是：现在的核电站设计者根本无法保证其“不安全系数”接近于零。
《中国经济周刊》：您一直反对在内陆地区建立核电站，主要依据是什么？
何祚庥：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核电站的最佳防御体系是安全壳，把整个的放射性都包起来。这样即使出了事故，只要安全壳不毁，就能把放射性包在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但是设计的安全壳是不是足够安全？如果出了事故以后，反应堆里面的热量是在不断释放的，这是放射性核，如果热量放得越来越多，压力总会不断增长，如果增长到壳吃不消，就会爆炸了。这最后的安全屏障也就损坏了。下面再连续多次的较小的后发事故也不能防御了，小事故也会变成大事故。在内陆建核电站，我们必须反思的是，人类对核事故的严重性认识够不够？是否已经有足够的对策？这个对策是不是经受过考验？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发展内陆核电是大势所趋，您怎么看？
何祚庥：不见得。完全可以有别的办法解决，比如说，发展水电。水电开发要钱，核电也要钱，而且可能更贵，水电开发可能要移民，核电也要移民啊。核电周围按照现有的规定，5公里范围内不能住人，5公里是半径，变成直径就是10公里，加上核电厂占地2公里，方圆12公里，这样建一个核电站就要占去100平方公里，面积也不小。
《中国经济周刊》：据了解，在国外，像法国，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已经高达70%，中国的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才1.12%。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的核电发展是不是远远不够？
何祚庥：法国的核电比重的确很大，但已经背上了包袱。他们也担心恐怖分子袭击。过去，我们就没有把核电当成一个很大的比重，长期以来就是1%，甚至于连1%都不到。法国是因为居里世家大大地推动了法国核电的发展，但是法国核电发展的推动比我们要慎重得多。法国人在后处理的技术方面是高投入和比较先进的。我们的后处理才刚开始。再加上法国是风调雨顺的国家，而中国又是水灾又是旱灾的，历史上的三年大旱仍然记忆犹新。
而且，核电站会造成热污染。法国的核电站也是建造在内陆，污染排到水里去后，热量很大，气温很高。到了夏天，法国也要关闭核电站，停止发电，否则这个热量大得不得了。
据说长江流域已经有22座核电站在申报，总功率可能是2800万千瓦，或者3000万千瓦。从武汉到南昌再到重庆、南京，都是火炉地区。这么大的热量往长江流域里排放怎么办？重庆本来是打算建的，但现在停了。法国有法国的国情，不能说法国建了核电站，中国就可以建。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提出在内陆建核电站的原因是什么？
何祚庥：首先是利益驱动。核电站如果放到海边，要防止海啸，但防止海啸的成本很高，需要一个很大的防波堤，而且还要比较高，这笔投资是很大的。而放在内陆则相对便宜。其次，沿海地区的地价都高得不得了，内陆地区地价比较低，补偿标准也可以低一些。但是，如果中国背上这个大包袱，最难对付的是恐怖分子袭击。如果“9·11”袭击的是一个核电站，核电站的壳子吃得消吗？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