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呼吁出台慈善法 红会3年内建透明善款平台

来源：济南时报

　　2011年，“郭美美”、“卢美美”事件让公众对国内慈善机构产生信任危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慈善成为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杨澜提交了三份提案，其中一份呼吁尽早出台慈善法。杨澜认为，“郭美美”、“卢美美”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公众对个别慈善公益组织的机构设置、信息公开、利益取向的质询，而从深层次来看，则反映出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与透明度缺乏足够信任，对慈善公益的性质、慈善公益组织的行为规范等缺乏共识，同时要求必要的知情与参与权。

　　提案直指当前慈善事业诸多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以“郭美美”、“卢美美”为标志的慈善事件，暴露出现行慈善事业所存在问题。杨澜认为，目前慈善制度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杨澜在提案中称，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慈善法。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无法满足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首先，由于缺乏一个针对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基本法，造成公众甚至慈善组织从业人员对一些慈善公益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如什么样的组织和项目属于慈善公益范畴，与营利性组织、商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等。

　　许多慈善公益方面的公共事件，往往与慈善信息披露不透明直接相关，但到底应该披露到什么程度，现在各方面又没有共识，特别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不解决这些基础性问题，这些误解和质疑很难消除，甚至有加剧的可能。

　　目前，我国已出台的有关慈善的法律法规往往由平行的政府部门分别起草，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主要是针对慈善公益的一个或者几个环节。例如，《公益事业捐赠法》针对公益捐赠，而捐赠只是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环节，对于募捐、对于捐赠人的权益等缺少明确的规制，就像建一个院子，只是把大门修好了，却没有建围墙或没有建成完整的围墙，肯定无法发挥院子的功能。

　　杨澜认为，现行一些与慈善有关的法规的立法思路有待改进。以慈善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为例，按道理，其根本目的是要求登记注册了的慈善公益组织，其活动和管理方式、要求等必须遵循慈善公益行业的特殊属性。但现在注册慈善公益组织最困难的却是想方设法找一家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就如同有一个房间，本来有窗户，在白天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光线，但却要拉上窗帘，然后对如何用蜡烛进行规定。

　　推动慈善立法三大建议

　　杨澜在提案中建议，要做好相应的慈善立法工作，需要对慈善的一些基本问题，基本原则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和规范。

　　杨澜建议加速推动慈善法的制订与审议，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公众的期待：第一，对慈善公益做出定义和定位，对什么是慈善，慈善的内涵与外延等进行清晰的法律界定。

　　第二，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认定机构、注册流程予以明确，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协调政府各部门的相应政策法规。一旦认定慈善公益组织的资质，就要给予平等的法律地位，界定其责任与权利。第三，对慈善公益组织的内部治理，以及对外部利益冲突等重要环节做出严格要求，以提高其公信力与专业性。包括慈善公益组织的资产保值增值途径、信息披露、资金支出，投诉与问责等。

　　杨澜认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方兴未艾，一部慈善大法的及时推出，对于这一领域的长期规划、发展，对于慈善公益组织的成长模式至关重要。建议加快对慈善法草案的审议，使其成为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里程碑。

　　红会将用3年建成统一透明善款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5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正在筹建全国统一的平台，也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用来规范对善款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实现民间善款来源流向全公开、全透明。这项工作预计3年完成。今年年底将完成募集系统的开发，选择3到4个省进行试点。

　　当记者问及“您认为红十字会现在走出信任危机了吗”，郭长江委员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是我觉得，我们正在开始走出信任危机。”他认为，要重塑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就必须通过改革变得更加公开、透明，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据新华社）

　　杨澜：放开社团组织登记

　　推行无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登记试点

　　“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要建设开放、充满活力的文化，就需要建立开放、充满活力的文化体制。”在与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共同提交的一份提案中，杨澜呼吁改革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体制，让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建设中来。

　　杨澜在提案中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可以使资源配置更加灵活，形式更加多样性，因而使用效率也更高。这在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配置资源手段和形式单一的情况下，更显出其独特的优势。但目前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仍面临着诸多的障碍。

　　例如，管理体制和机制不顺畅。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体制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具有很强的部门管理色彩，往往存在重入口登记，轻过程监管；重部门风险，轻政府责任的弊端。这种僵化过时的管理体制与迅速发展的社会公益组织、文化非营利机构的局面越来越不相适应。再就是，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不配套。对于非营利机构兴办文化事业，出资人、捐赠人、受益人等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对公益性文化机构的运营和管理缺少法律规范，而对那些利用公共文化资源营利谋私行为也缺乏必要的惩罚。以上种种，既挫伤了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社会公益组织、文化非营利机构健康、规范的发展。

　　因此，杨澜与万捷在提案中建议，改革现行登记管理体制，借鉴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建立培育发展社会公益组织的孵化基地做法，推行无主管部门的社会组织登记试点，加强对社会公益组织的监督与管理。

　　加快公益立法，明确文化公益组织的非营利性质，加强对文化非营利机构的设立、运营、问责、退出机制等方面的监管，规范其信息公开办法，以社会监督保证其服务公众的基本属性，惩治违法营利行为。

　　完善文化非营利机构认定办法，进一步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尽快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配套措施，将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修订部分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制定向文化非营利机构捐赠的企业、个人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协调海关等部门对文化非营利机构接受海外捐赠免进口关税等优惠政策。

　　（特派记者徐传强 李松 赵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