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经济增长要先让老百姓手里有钱

　　嘉宾简介：迟福林，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投资必须要与老百姓的需求相适应

　　问：在您看来，中央在2008年以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具体的实施状况如何？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当年4万亿的投资，大部分只是投到了基础设施领域，尽管也有一部分投资民生领域，但投资主体还是在国企和地方政府。的确，4万亿在当年的确对保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同时却给中小企业发展带了不小的压力，并挤占了一部分发展空间。

　　尽管中国要保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需要稳定的投资，但首先，投资必须要与老百姓的需求相适应。如今我们的投资需要往哪里投，是继续投资重化工业还是投资与老百姓消费直接相关的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这是一个问题。

　　问：您曾经建议过改革30年我们要再次强调扩大内需，短期时间内可以以保增长为目标，例如加强铁路建设投资，中长期是要依赖改革。您觉得加大铁路投资建设这么多年，其意义是什么？

　　答：保增长是一个短期宏观政策的目标，但是我们要明白，真正的目标是“要保什么样的增长”——是只顾短期增长，还是把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这个很重要。

　　过去，我们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铁路投资上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问题，包括某些高铁建设的大跃进问题。由于大量投资，如今我国高铁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尽管我国对铁路的消费需求还是逐步增长的趋势，但这样的问题也给中国的基础设施也是敲了警钟，过快过大、且结构不合理的投资总是要会出问题。

 　 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问：与以大手笔的投资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相比，我们如今想要保持平稳增长，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我们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状况？

　　答：首先，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投资率是比较高的，需要适当的有所降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欧美经济不容乐观；旧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这使十多年来没有取得突破的消费主导战略再次凸显其重要性。目前面临的状况，早已与90年代巨大的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不同了。

　　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也就是说，消费才是增长的原动力，短期的投资要服务于中长期的消费需求，才能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如何把短期投资有机地融入到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消费的潜力释放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如今，我们要在保持发展速度的同时加快经济转型的进程，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投资消费失衡。2001至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

　　问：消费增长率持续走低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应当说，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消费主导的条件，但这些年消费率不升反降，投资消费失衡日益突出，根源就在于体制转型滞后、政策调整滞后。

　　例如，第一，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使投资消费关系长期失衡，并且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第二，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是的政府、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比重逐步下降，抑制了消费潜力的释放；第三，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城乡二元体制等，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

　　改革的突破就是收入分配

　　问：您今年在两会的提案就着重介绍了“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您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提案？

　　答：近两年，我一直提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民富优先为基本追求的二次改革，在这两年我感觉这两件事情越来越重要。

　　一个方面老百姓收入水平提高的比较慢对消费力有很大的影响，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但是任何国家的消费都是中低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体。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不高，往往是与分配制度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年改善民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老百姓由于福利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某些方面存在负福利的现象，依旧有所担心，更愿意把钱存起来，为未来的消费做积累。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这种分配收入结构，在收入分配改革上不能再有突破的话，中国谈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就缺少一个基本条件。如果本届政府内再不出台与“收入分配改革”相关的政策，不仅经济转型这样一个问题很难破题，社会也会对改革很失望。

　　现在，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利益关系失衡成为改革最突出的矛盾，具体包括垄断行业与一般的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的矛盾，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等等。

　　于是，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就是收入分配。利益关系失衡只有靠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很难解决投资消费的失衡、以及社会中由利益关系引起的各种矛盾问题。

　　问：强调“收入分配改革”到了今天，您认为最关键的地方在哪儿？

　　答：最关键政府的决心和魄力，这种决心和魄力是基于对收入分配牵动、影响转型发展的一个全局的、客观充分的估计。

　　这需要政府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结合起来，把现象性的与结构性的问题结合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战略转型时期，如果仅仅只注重短期不注重中长期，只注重于表面的调整而不注重结构性的转型和改革，很可能会举步维艰。

　　政府必须清楚的看到“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这个判断如果能够及时、正确且一致，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底气做好这件事；如果判断不到位，小打小闹很难解决问题。（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