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代表团热议刑诉法修正 建议人权条款排第一

　　“为什么对非法取证不能‘全部排除’，而只是‘限制性’规定？”“证人就信誓旦旦地这么说了，谁来保证真实性？”……全国人大北京团昨天下午的团组会上，各位人大代表就《刑诉法》修正草案展开热烈讨论。身为公检法专业人士的慕平代表还现场为代表们答疑解惑。讨论中，代表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吉林代表在讨论中认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提出，是一大进步。“我认为应该把这句话放在第一条中。”

　　保护人权 避免瑕疵案件

　　全国人大代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前年已就修正《刑事诉讼法》写过提案，他欣慰地看到《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已将大部分写入其中。

　　慕平说，以前执法理念和形式更注重对犯罪的打击制裁，在执法中对人权的保护的确不够，也有过瑕疵案件甚至是错案，这也是这些年人民群众越来越关注的焦点。“比如现在重大案件中，证人不出庭是常态。这和大多数国家是不一样的。”慕平以自己当法官时曾经手的案子为例，两人入室盗窃，把发觉他们的主人打死，但当庭宣判时，其中一嫌疑人突然翻供说自己只是望风未参与杀人。但关键证人因种种原因拒不出庭，该案因此留有瑕疵，让慕平至今“耿耿于怀”。

　　证据规则与现行条件适应

　　慕平表示，修正草案把近几年司法改革的共识和成效，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中证据规则的修正影响力最大，“把非法证据排除写入法条，有助于行政诉讼中减少冤假错案，增加了合法性和文明性。”

　　“有人提出，为什么对违法取证只是‘限定性’规定，而不是‘全部排除’？为什么不能再严格一些？”慕平解释说，这与现在社会发展、工作能力和条件相适应，不可能一步到位。

　　辩护制度有实质变化

　　在辩护制度上，慕平认为虽然修改的内容不多，但有很实质的变化。比如对律师辩护权的保护。“《律师法》规定的权利比较超前依据律师证会见当事人；但《刑诉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当事人需要经办案部门批准，而且用各种材料还会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律师大多不愿接刑事案件。”修正草案规定，律师如果会见当事人，除极个别的三种情况外，都不需要其他任何机关批准。这对律师辩护而言，是非常大的进步，也使得国家和个人的博弈更加平衡。

　　晨报首席记者 姜葳

　　记者 陈琳

　　现场特写

　　“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大进步”

　　在昨天的团组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孟学农提出，怎样保证出庭证人说的都是实话？“他就信誓旦旦地说了，但可能有宗法思想、面子人情支配。如果没有配套规则支撑，证人出庭反而可能会给审判工作带来新问题。”

　　对此，正在认真倾听的慕平代表解释说，我国国情决定了在实践中不可能走得很快。“证人出庭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高了法庭审查证据的证明力。”他解释说，证人证言的效力和真实程度如何，有时必须拿到法庭上，不真实的东西能在质证中被问垮了。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随后接过话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提出，是一大进步。“我认为应该把这句话放在第一条中，这是法治理念和核心价值；第二条是刑诉法的具体任务。”

　　“在座有专家，我请教一下。修正草案第一条有‘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条文。‘教育’、‘积极作斗争’是法律语言吗？这是阶级斗争时代的语言痕迹。”杜德印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慕平代表回应称，行政诉讼法原文制定于1979年，所以法条语言有历史环境，这次是“修正”不是“修订”，不是每句话都修改。因为每一句话的修改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讨论，因此“修正”对可改可不改的就不作改动，否则修订成本很高，同时又保持了法律的相对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