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回应高考分数入学不公:各省分数不可比

昨天全国政协记者会上，本报记者仇惠栋第一个提问。肖勇 摄

　　全国政协昨日举行记者会，邀请六位政协委员就教育问题回答中外媒体提问。本报记者第一个获得提问机会，就如何看待“方韩之争”和“韩寒现象”发问两位名校校长和著名作家。北师大校长钟秉林认为，韩寒并非教育体制叛逆者；读过《三重门》的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则表示，初中生写小说完全可能，他们学校的孩子写小说深刻程度不输韩寒。北京特派记者 刘璞 石小磊 仇惠栋

　　政协委员谈“方韩之争”

　　本报记者提问：前不久方舟子质疑韩寒写作是有人代笔。韩寒是一个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叛逆者，后来他成为了广大青年的偶像，如今他又成了别人质疑的对象。台上的政协委员中有两位校长，我想请两位校长谈一谈你们是如何看待韩寒这个“教育体制的叛逆者”。台上还有两位作家，请你们二位谈谈是如何看待这位青年作家的。

　　韩寒不是教育体制的叛逆者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谢谢记者的提问，上来就是这么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首先，一个人的成才有多种途径，学校教育只是方式之一，所以我对他现在的情况很关注，但是我不认为他是教育体制的叛逆者。

　　中学生写小说完全可能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韩寒写的《三重门》我当年读过，我同意钟校长的意见，这也称不上什么叛逆者。从我做教育工作的经历来看，我觉得一个青少年，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鼓励他，按照他的兴趣发展，他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发展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比如他在高中的时候完成了一部小说，我觉得有很多孩子、很多高中生都能达到这一点。在去年8月份一个高一的孩子出版了一本小说，而且还有两个孩子现在准备出版他们的小说，他们写得都非常深刻。而且我认为，我们学校一个15岁的女孩子，她写的小说涉及到的人生问题，我读起来，深刻的程度也不亚于当年韩寒写的小说。所以我认为一个中学生写部小说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社会上说是真是假，我没有调查，我没有发言权。我认为学校能够给孩子提供这样的环境，我想在中国的青少年中能出现各种各样具有鲜明特点的人才。

　　不能以一个模式判定学生好坏

　　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平:我觉得这涉及到教育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待一个学生，如果八门课他全部都优秀，他是一个好学生，然后进入重点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如果一个学生只喜欢其中的三四门，这三四门很优秀，就说他是差等生，不好的学生，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我们不能以一种模式来判定这个学生好与坏，然后说他叛逆或者他是非常乖的一个孩子。

　　相信韩寒新概念得奖没问题

　　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我来自上海，韩寒也是一个上海的学生，韩寒的出现确实引起整个社会的一种思索，他当年就是一个“偏才”，七门功课不及格，但是他写作特别好，得了一个新概念的大奖，出了小说，最后成为影响力这么大的年轻人。这可以使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

　　但是韩寒使有些年轻人有点无理性地崇拜他、跟随他、模仿他，我认为这条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走得通的，你拒绝学校、拒绝考试、拒绝现在的教育，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走到像韩寒这一步，韩寒提供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榜样，这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思索。

　　关于方舟子质疑这件事情我也在关注，但是我认为很难下结论。我相信韩寒当年的得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他后来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是不是有人替代他，我们都在看，到底是真是假大家都在看，但是韩寒这件事情可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思索，年轻人到底怎样成才，怎么成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有水平、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全社会都应该思索这个问题。

　　发布会其它精彩言论

　　寒门难出贵子？重点大学应多关注弱势学生

　　“寒门难出贵子”此前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钟秉林委员说，一些重点建设大学、高水平大学，包括“211”、“985”的大学应该高度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他举了本校的例子，北京师范大学全职在校学生2万名出头，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到40%左右，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占到1/3左右，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到了25%。但让他很遗憾的是，在目前国内每年颁布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综合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没有一个排行榜能够把这些指标进行评价。他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样的高校在社会公平方面做出的贡献，在经费上给予倾斜，给予鼓励，引导其它高校也重视教育公平的问题。

　　北京考分太低？北京校长和记者现场辩论

　　河北每年各重点高校录取分数线比北京、天津高很多，很多河北考生千方百计到北京、天津参加高考。一位记者就此发问，如何看待高校招生名额各省贫富不均带来的不公平问题。

　　“有的孩子在安徽可能只能上高职高专类学校，但是如果换一个地区，可能能上重点大学，”这个话题，让身为安徽教育厅副厅长的李和平委员很有话说：“我们安徽6800万人口，学生规模大概是1100万，占了1/6。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安徽孩子的录取率，今年才刚刚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

　　“大学的名额怎么分配的，我在这里没有发言权。”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委员辩解了北京学生大学好考、考分很低的话题：“你刚才谈到分数的问题，北京市这些年来都是单独命题，跟别的省是完全不同的标准，所以这个分数不大好比。”随后，燕赵都市报记者反驳道：“高中生做各地高考试题，明显感觉北京市的试题比全国统一卷更简单、更容易一些，更容易考高分，这是一个客观现实。”顿时，会场的气氛有些尴尬，刘长铭委员没有接着回应，倒是钟秉林委员接过了这个话题。

　　他坦言：“现在各个省在高考的问题上，在考生享受入学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是有差异，”但随后也力挺了刘长铭委员一把：“现在的分数确实不可比，一是出题的难度系数不一样，教师改题尺度各省也不一样。”

　　出国热高烧不退？应该反思我们的高等教育怎么了

　　在最近的留学热中，不少学生放弃高考去国外读大学，一位记者将其称为出国热高烧不退，越烧越高。针对这一现象，李和平委员认为，现在的出国留学热由过去的出去读研究生逐步转向到出去读大学。因为经济全球化也必然伴随着教育的全球化竞争，要从全球的视野里来考量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应该怎么做、高等教育应该怎么发展。国家对教育投了很多钱，但是这些钱主要还是用在义务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在增加，但占整个教育经费比例是呈下降的趋势。

　　钟秉林委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想出国，但没有到发高烧、高烧不退的程度。他认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留学热，学生的跨地域跨国交流，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或者教育阶段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应该说我们每年报考大学的考生是900多万，出国留学的比例你可以算一下，没有像你说得那么严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