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三公经费”公开助力阳光政府

　　2011年，可谓我国“三公经费”公开的破冰之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推进政府预算、决算公开，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三公经费”。报告还明确提出：2012年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三公经费”公开，正成为治浪费、降成本的有力“杠杆”。2012年，我们拭目以待。

　　编者

　　晒“三公账本”走向规范化

　　本报记者 梁昌杰 杜尚泽 杨 旭

　　“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这句话正逐步成为社会现实。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推进政府预算、决算公开，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长期以来，公众对于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不断。去年4月以来，中央各部门第一次陆续公开“三公经费”账单，迈出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一步，让人们感受到中央整治“三公”铺张浪费、打造阳光廉洁政府的决心。

　　目前看来，尽管大多数“三公经费”公开尚停留在公布支出总额阶段，“晒”出的账目还有失于细、深、实，但在一步步推进的公开实践中，社会信心正逐渐增强。

　　2012年，“三公经费”公开将步入第二个年头，这项工作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能否做到更细致、更广泛、更彻底？是否会出台相关法规，使之成为规范的常态？代表、委员道出了自己的期待。

　　部委率先

　　迈向阳光政府的一大步

　　“2011年是"三公经费"公开的元年，这项举措对于推动财政公开透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大力推动公车改革而闻名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代表表示，“今年人代会上，我将继续关注有关"三公经费"规范公开的话题。”

　　去年两会后不久，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5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作出决定，公开“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并进一步明确中央各部门要公开本部门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公开的大幕由此拉开。

　　去年4月14日，科技部在财政拨款支出说明中率先以文字形式公布“三公经费”预算：“2011年，科技部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4018.72万元。”

　　随后，众多中央部门也加入“三公经费”公开行列，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解决公务接待费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进行"三公经费"公开，之所以有些（部门）不太好公开，就是因为其接待费比较高。”3月3日，监察部部长马（马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3月6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发言也再次表明今年“三公经费”公开工作的态度：“到今年7月份，中央决算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以后，我们将进一步公布2011年"三公经费"支出的情况和2012年"三公经费"预算的情况。”

　　细化账本

　　期待内容更细致更明白

　　"三公经费"公开对推动阳光行政大有帮助。目前的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公开的条目太过笼统，几个孤立的数字，让公众感觉有些"诚意"不足。”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认为，在类目的设计上也不尽合理，比如说公款吃喝费用，可以放在招待费里面，也可以放在业务研讨费，还可以放在会议费。

　　这也是不少民众的共同感受：有的部门“三公经费”报表罗列了大量数字，但没有必要的解释说明，让人读来一头雾水；有的部门公开“三公经费”仅有寥寥数语，一些部门之间“三公经费”差距之大令人难解，被网友调侃为“纯属忽悠”。

　　“有的部门公开数据比较详尽，开销去向较为明确，但一些部门却数据笼统，百姓很难看得懂、看得清，这表明数据公开亟须统一规范。”叶青表示，“三公经费”公开无章可循，各自为政的局面亟待改变。

　　“去年中央部门主动回应公众关切，晒账单开了个好头，但也存在做法不一、效果不一的状况。”浙江省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薛少仙代表说：“要真正形成长效管理机制，还要靠制度来约束，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三公经费"公开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应该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

　　制度化的约束呼之欲出。马馼表示，监察部会积极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工作，按要求所有政府部门都须公开。针对不详细问题，会考虑通过统一模板或统一口径的方式解决。目前，监察部等部门正在商议，旨在使“三公”公开的内容更详尽。　

　　地方跟进

　　接力棒如何在全国传递

　　中央部门率先公开“三公经费”，可见中央自上而下推进“三公经费”公开的决心和力度。如今，这种示范效应正在显现。

　　去年7月21日，北京市率地方政府之先公开“三公经费”，还首次将决算细化到“款”级科目，充实“三公经费”决算数据。

　　随后，上海市公布了当年“三公经费”预算；广州市公布2010年“三公经费”支出情况；9月，武汉也首次公开上年“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事实上，“三公经费”公开，一些地方政府在几年前就已开始探索。

　　2010年，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公开财政开支情况，每笔招待费用都详细列出，招待什么人，花了多少钱。如此透明的“账单”，会不会给乡政府的工作带来“不便”？

　　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日前表示，“裸账”公开两年多来，反倒有助于招商引资。张映上说，由于白庙乡偏远，“三公经费”公开之前，没有一个商家问津。“三公经费”公开以后，截至目前已经有11家企业主动联系白庙乡，有两家已入驻，投资额达7000万元。一些投资者认为，“选择白庙乡，是他们的诚信透明行政环境吸引了我们。”

　　“近年来，台州在乡镇及一些县级部门推行参与式预算，取得一定成效。”薛少仙说：“这种做法有利于控制"三公经费"，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监督，督促党政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的控制性预算。台州正逐步向全市推广这一做法。”

　　“有人认为公开的内容不够透明，还有些单位，如地方政府还没公开。”马说，要求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今年会有比较大的推进。

　　公开不能唱“空城计”（对话）

　　本报记者冀业

　　【对话人】

　　刘蓉华代表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近四年，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施政理念。信息公开对“三公经费”公开有何重要意义，如何继续深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以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快推进政府改革”，本报记者采访了人大代表和相关专家。

　　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颁布实施近四年，公开理念已深入各级政府与社会公众之中。“三公经费”公开，群众最为关注，如何进一步做好？

　　刘蓉华：“三公经费”公开是为了促进节约、提高效能，而不是为公开而公开，现有公开经费存在过于简单的情形，粗枝大叶的经费账目使公众与社会难以有效监督，应对公布数字进行细化并详细解释说明。此外，许多地方存在“三公经费”向国有企业转嫁的情况，应把国有企业也纳入“三公经费”公开的对象范围。

　　强世功：去年，98个中央部门公布 “三公经费”，起了表率作用，但更需要公布“三公经费”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是与群众接触紧密的县乡两级政府，应将其作为“三公经费”的重点层级，越基层的部门越要公开充分。另外，不能一公布即了事，应将对公布结果进行分析考核，加大对结果评价的运用。

　　问：如何使信息公开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发挥作用，杜绝谣言满天飞？

　　刘蓉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负面网络焦点等，还存在“捂盖子”的情形。这是导致一些虚假虚构信息大行其道、真相反而被淹没的一大原因。应对突发事件，首先要树立及时、准确公开信息是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基础的理念，其次要对现有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机制加大落实，进一步完善。

　　强世功：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越早越准确地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越能使相关突发事件不被谣言左右，越能稳定人心、维护政府公信。应效仿目前完善的行政系统内部的信息报告制度，建立更完善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

　　问：对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有何具体建议？

　　刘蓉华：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因此应进一步明确关于不公开的内容，除此之外都应公开。另外，一些政府网站公开不到位、唱“空城计”，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还有差距。应将政务网站考核纳入行政监察范围，建立相关惩防机制杜绝“摆设”网站。

　　强世功：目前各地各级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程度参差不齐，公开信息的内容、范围、查询便捷与时效等都各不相同，应当有一个统一规范。另外，建议对公开内容建立评价体系，特别是涉及财政预算、决算、支出等方面均纳入审计监督，并且审计结果也应广泛公开。

　　公车改革向何处走（对话）

　　本报记者 钱 伟 胡洪江 于 洋

　　【对话人】

　　张庆军代表安徽省合肥市市长

　　张祖林代表云南省昆明市市长

　　问：当前公车改革应如何推进？

　　张庆军：目前来看，可操作性较强、容易良性运转的是货币化改革方式，即在财政、车改对象和社会大众都能承受的前提下，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建议国家尽快出台能够适用全国的车改工作指导意见，在更多地区深入推进公务用车改革。在具体操作上，应该多管齐下，周全考虑和部署，才能取得实效。

　　张祖林：推进车改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财政状况、行政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争取社会各界对车改的支持。同时，公务交通补贴的制定一定要合理、科学，要以岗定补，规范操作，在阳光下进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民生时代，要把严格用车制度和阳光政府建设联系起来，通过公车改革树立公开、廉洁的政府形象。

　　问：如何将公车改革落到实处？

　　张庆军：当前公车改革要建立从计划开始的管理制度，购车计划要纳入政府预算，改变那种缺乏约束性和强制性的监管局面。各级政府要建立完整的监督体系，对公车的使用和监督要有全国性的立法和制度保障。

　　张祖林：公车改革涉及诸多环节、各方面利益，必须严明纪律。公车改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治腐手段。相反，公车改革后，如果监管不善，可能滋生新的腐败。所以必须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监督，两手都要硬，形成监督全面、约束有效的机制。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保证改革的稳定推行。

　　问：公车改革之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张庆军：公车改革之后，容易出现“公车照用、补贴照拿”的现象以及利用职务之便借用相关单位车辆供本单位或个人使用的问题。对此，各级政府需要严格纪律，强化群众监督，对违规者严肃处理。另外，因为公车改革，一批驾驶员面临转岗安置，要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优惠安置政策，切实维护职工权益。

　　张祖林：进行公车改革不是说“公车改革”之后再无“公车”，否则容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和突发情况缺少应急车辆的问题。为保证车改后特殊公务用车活动需要，可以组建小规模的机关服务车队，按市场化模式运作，主要承担重大活动、突发应急事件等。

　　期待公开之后的问责

　　杨凯

　　控制“三公经费”，解决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三公顽疾”，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工作总体部署中指出，“更加注重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措辞虽平缓，却再次彰显了中央政府对整治“三公顽疾”的鲜明态度。

　　公务机关进行公务活动，产生公务费用，实属正常，无可厚非。纳税人对正当的“三公经费”，并不存在什么偏见。问题在于，现实中存在一些公帑私用的情形，让公众对“三公经费”的边界产生了怀疑。重建政务信用，需要进行真实、及时的公开，把公务费用的账单拿到阳光下晒一晒。“三公经费”公开，去年中央部门已率先迈出步伐，下一步是解决加大规范、细化公开的问题；比较而言，部分地方政府的“三公经费”公开相对迟缓，公众有更为迫切的期待。这些问题，相信在今年都会有较大的突破和推进。

　　事实上，公开只是一个起点。问责的跟进，才能让对“三公经费”的整治成为“硬约束”。

　　光有公开，没有问责，无异于“干好干坏一个样”，无法根治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的“三公顽症”。不公开“三公经费”要问责，“三公经费”公开不到位、不及时要问责，“三公经费”存在浪费也要问责……

　　“三公经费”公开，是根治“三公顽症”的关键环节；而问责机制，才是根治“三公顽症”的“尚方宝剑”。

　　这样的问责机制，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