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更加注重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这一目标能否变为现实?如何对公款旅游这一“顽疾”标本兼治?连日来,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就此展开热议,纷纷开出“药方”。
景区开会多是打“擦边球”
近年来,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但各地依然有官员打着开会、考察之名四处公款旅游。为何众多的会议被安排在景区或靠近景区的地方?频繁出国考察是不是真能促进工作?
“不能一概而论,搞一刀切也不现实。”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指出,有的会议是开阔视野、沟通信息,对工作有促进作用;但更多的是在打“擦边球”,借此为名行旅游之实,甚至还存在借报销会务费用虚开发票、中饱私囊的现象,确实要刹一刹这类不良风气。
当前,对于公务接待,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指定政府定点宾馆、实行公务卡消费制度等。
“确实起到一些效果,但这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务接待过多过滥、花费过多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公务消费过滥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到信息公开,打破‘自我监督’的局限,从预算、报销手续、公示等环节入手,加强监管,敢于处罚,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进一步指出,抑制公款消费就是要让社会监督政府,建立起公共财政公开制度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建议强化体制外的监督,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都实行公款接待网上公示制度。同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媒体监督,“镜头的监督更有威慑力”。
建议将行政成本纳入考核
一位海南酒店业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各类高档宾馆热衷于接待会议团体的盈利并非是客房价格。餐费、果品、酒水、会议场地费以及给参会人员提供的SPA、保健等延伸服务项目是酒店盈利的主要来源,这些服务的价格不但不会有折扣,反而会因公款消费更高一些。
俞学文代表说,要控制会务标准,将审批、监督等工作落到实处,把住多部门、多层级的审批关口,凡是超规格的一律自掏腰包。
冯培恩委员则提出了另一种思路:GDP的增长和财政的增收是政绩,降低行政成本同样是政绩。不能只看GDP的增速多少,还要看行政成本占财政的比例。“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干部,不是真正能干的干部。”冯培恩委员建议尽快以行政成本核算考核各级政府,把包括开会、考察在内的行政行为成本与结果以及公众满意度、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纳入考核体系,“倒逼”树立节约意识,转化为自觉的工作作风和习惯。
是否入刑尚待商榷
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公款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贪污,而贪污在刑法中已经明确入罪。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纳入刑法范畴,用法律来规范公务行为。但也有人认为入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定罪的性质、标准都要仔细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经出现了“领导出国、老板买单”的现象。俞学文代表提出,要加强对腐败行为的前瞻性研究,在制度设计上避免出现“上有对策、下有对策”;要通过严控严查和有效监督,打造廉洁高效、百姓信赖的政府。
“三公”浪费入刑激辩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不仅没有入罪,甚至还得到了放纵。当前,对违规的公款考察、旅游都是作违纪处理,严重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职务,恐怕震慑不足。因此,有必要以入刑的方式,让杜绝腐败深入人心,惩治起来有法可依。
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
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若是矫枉过正,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对于惩处“三公”消费,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解决,先是靠党纪政令来约束,不必什么都推到国法的层面。
全国政协委员王俊峰
目前入刑的时机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强化监督管理,用有效的制度来遏制公款旅游、吃喝等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