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中国大学涉农专业严重萎缩 农村无人种地

　　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一边乘坐扶梯一边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陈剑摄

　　留在土地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年轻人在减少，但这并不是农业部副部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张桃林委员担心的问题。

　　他更关心的是，中国的农业正在转型，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农科人才。否则，“现代农业”无从谈起。

　　“其实现代农业跟传统农业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农民，根本没办法从事现代农业。”张桃林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这不是统领中国农业的最高政府部门高官张桃林一个人的担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委员也有同样的忧虑。

　　这位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到地方工作后分管农业，对农业的理解从理论层面真真切切地转到了实际层面，“农业科技太重要了”。他仅以甘蔗为例，作为甘蔗主产区，如果广西甘蔗产量出了问题，全国的糖价都会迅速上升。

　　农业院校也在担心。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委员说，原来部委所属的七八所农业大学，传统的涉农专业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不会超过20%，华南农大这个比例则为16～18%。尽管重点大学不愁生源，但是传统的涉农专业很难招到高分考生。对一些涉农专业而言，招生的常态是：高分考生少，第一志愿少。

　　涉农的职业院校更是让人忧心。在去年的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志君委员当面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反映：在近10年的时间里，农业大省贵州涉农的职业学校从13所减少到4所，涉农专业严重萎缩，种植业专业几乎停办，涉农专业招生人数仅占全省招生总数的3%左右，每年涉农专业毕业生还不到3000人，学生毕业后纷纷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农村职业学校生源严重不足是个普遍现象，不少农村职业学校的建筑只有一个教学楼。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职业院校里，一些看起来风光、更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比如，厨师、动漫，则广受青睐。

　　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委员在前年的一份提案中说，因为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甚大，有的地方的工资仅为公务员的一半，许多农业科研人员纷纷改行。全国有94个地市级农业科研机构的人数已不足20人，且非科研人员比重较大。

　　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谭志娟代表则现身说法。她说，农技站基本上很多年不进新人了。2003年改革后，一个乡镇基本就一个人负责种植业。有的乡镇占地广，几十万亩的地，一个人根本跑不过来。他们的待遇也不高，没有交通工具、没有电脑、没有办公经费。现有的技术人员知识相对陈旧，“一些农业机械和技术装备，没有理论基础和技能很难操作。”

　　一方面是基层缺人，另一方面是农业院校的人下不去。华南农大针对毕业生去向的一份统计证明了这一点。温思美说，该校真正学农并进入涉农部门工作的，比例不到一半，到县一级农技站工作的更是寥寥无几。最近的到县级农技站工作的华南农大毕业生，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毕业生。

　　在这个自由选择的年代，没人能强迫别人作出某种选择。毕竟，农业的“苦”字招牌一直没有摘掉过。

　　以涉农专业的大学生为例，有人说，学农的学生看起来比较土。“天天跟土地打交道，怎么洋得起来？”温思美说：“农科学生要跟着太阳转，跟着地球转。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农事，都要去做基本的实践。这是花钱花时间的事情。有的学生开玩笑，农科学生要比其他专业学生多吃二两饭。”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条件还是要差一些。尤其是有了知识积累之后，很多人宁肯在城市打工，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与农业打交道。培育出世界首例试管山羊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旭日干委员直言：“别说高校学生不愿意去，农村的人也不愿意在农村，农民工的第三代都不愿意回去了。”

　　旭日干是真急了：大量农业科技人才人才流失，“粮食安全谁来保证，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

　　对很多从事农业科技的研究人员来说，袁隆平是一个传奇。有人说，他一个人干了两亿农民的活儿。他培育的杂交水稻被称为“东方魔稻”，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解决6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众所周知，袁隆平取得今天的成果付出了多少辛苦：一个上世纪50年初的大学毕业生，天天泡在田间地头，孜孜不倦地研究他的杂交水稻。

　　在很多人看来，这位院士更像是一个农民。可是如今，又有多少大学生，愿意像袁老那样整天在地里劳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

　　3月9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现在青壮年劳力、有文化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将来谁来种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重视的问题。他指出的农业科技不足之处，包括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黄淮海综合治理等重大的科技成果很少，也包括农业科研和推广人才总量不够、队伍老化等问题。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一号文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配套措施。

　　但是，长期以来“农业苦，农业累”的观念深入人心，政策的调整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培养出袁老这样的人，但是这比那个时代更困难。”温思美说。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