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恩：二战后，美国人哪里走错了

　　拜伦·韦恩 黑石顾问合伙人公司的副董事长

　　学者和战略家们一直在分析美国目前的金融状况，但没有太多能够深入分析现存问题的根源。要了解美国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许不得不回到二战结束后。

　　现今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尤其未能认识到以下四个事件的重要性，这些事件导致了美国经济在当前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件事件首先回溯到1980年代期间。当时欧洲经过战后35年的重建和恢复，重新加入全球市场的竞争。经历了1945年战争肆虐的日本，也大规模生产大众欢迎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汽车。而美国正在失去其明显的经济领导力，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也遇到了更多的麻烦。美国当时应该倡导能源独立性或加强基础设施的工业政策，以应对这一挑战，但美国没有。举例来说，美国本可以利用其丰富的天然气供应，并用它来发电，以提供城市交通的电力。这样的话，本可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此外，当时还应该开始提升制造业工人的技能。

　　第二个事件大约发生在同一时期。在战后不久，美国人民从他们的父母和曾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美国人那里继承了节俭文化，但 20世纪80年代则成为了“自我的十年” (Me Decade )，消费主义和个人债务不断上升成为普遍现象。

　　第三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摆脱了计划经济。同时印度也进入了世界经济的舞台，并不断生产自身消费所需的产品。起初，美国人曾一度过度乐观地认为这将为美国的产品带来30亿新的消费者，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国家将首先是美国的市场竞争对手。

　　第四个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此时的政策背景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希望更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这个基础构想具有理想主义情结，而在现实中，宽松的贷款行为和过分自信的购房人使得这项政策最终导致许多家庭买入的房产比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要贵得多。直到2007年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许多人发现自己每月的房产还贷额很高，但房产的价格，如果他们还能找到下一个买家的话，是下跌的。对于后来银行业和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从整体经济来看，大约不到2美元的负债就能够产出1美元的GDP增量。然而到了1980年，欧洲和日本逐渐变得具有竞争力，美国产出1美元GDP需近3美元的负债，这比过去十年间增长了超过50%。除此之外，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数下降很快。制造业在名义GDP所占比重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28%下降到2008年的12%；而同时期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从20世纪40年代的40%减少至2010年的11%。另一方面，服务行业劳动力人口比例从20世纪40年代的40%提升至2010年的65% ，美国逐渐转型成为服务业经济，而服务业无助出口，因此这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开始扩大。石油价格在1973-19 74年间翻了两番也加剧了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 2012年 1月，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增长率自1977年以来第一次超过服务业。

　　政策制定者们本该就资本效益率的下滑和制造业劳动人口下降采取行动，但他们没有。如果美国能在那个时候开始把人才和资源投入到可替代性能项目，也许今天就会大大减少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美国拥有许多世界上优秀的大学，而在过去40年美国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所具有的创新能力。随着科技在服务业和制造业所扮演的作用越来重要，政策定者应该实施培训计划以提高美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

　　从1980年开始，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希望能够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但是美国为此背负了越来多的债务。如果需要花费5美元来获得1美元的GDP增长，这1美元带来的回报可能不足以偿还为之消耗掉的5美元，也不可能很好地为股权投资者带来回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有这么多的现金。由于世界趋近白热化的竞争，现今人们愈发难以找到一个可提供满意回报率的项目。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理应削减开支，因为美国不能让负债在现在的利率下继续累积。然而由于政府开支占据25%的GDP ，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必须小心谨慎，而不能过快地进行削减。在过去的60年里，联邦项目占整个GDP的20%。国会超级委员的目标是在10年里削减120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或是每年减少1200亿美元。这一程度的削减可以使得经济不至陷入衰退。若一年内削减5000亿美元，赤字的增长固然减少了，但GDP也会陷入堪忧的境地。

　　看起来，若不增加税收，美国的预算缺口将很难被填补。在过去60年里，联邦税收占GDP的18% ，而现在为15%。由于49%的在职人员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所以这个基数应该更大。石油、天然气、房地产行业和农业还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当然这可能在压力之下被修改。美国凭工资收入前1%的人群已经为联邦贡献了38%的税收，因此开始有不同声音提出，他们的赋税是否已经超出了他们应缴的份额。凭工资收入前10%的纳税人贡献70%的税收。抵押利息、慈善捐款、雇主医疗支出、国家和地方所得税以及现行税法的其他方面上的扣减项目也可以为提高税收供机会，但是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群体反对这些显著的变化。

　　尽管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美国经济还是清晰地呈现出增长势头。 2012年初，大部分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实际GDP的增长会保持2%，然而现在看来有可能会达到3%。这应该会使得薪水增加而政府赤字停止增长。但每年的赤字仍将超过1万亿美元。而且无论大选结果为何，美国都必须把它降下来，否则总有一天偿还负债的重压会引来又一场危机。现在平均的负债利息成本是2.3% ，联邦收入中仅8%用来偿还债务；然而赤字若继续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势头发展下去，再加上平均利息成本升到3%的话，到2020年，联邦政府将不得拿出20%的收益来还债，从而挤压国防、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的开支。届时，国会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防止激增的社会问题。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才能让国会就预算赤字问题采取行动，答案正是政府债务利率的上升。当美国只需为十年的借款支付2%的利率时，立法者会感到自信满满。然而一旦借贷成本超过了名义GDP增长，例如2%-3%的真实GDP增长加上2% -3%的通货膨胀，他们或许会对事态的紧急程度有更加强烈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