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源

　　新华网消息 2012年3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一季度）（总第21期）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与政策选择”。主办方将发布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成果，并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就相关宏观经济问题发表评论。新华网对论坛进行全程直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介绍了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主报告内容。杨瑞龙表示，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必须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劳动价格和资金价格，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高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能力显著提高。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源及其速度依赖症

　　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能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抑制失业等问题。我们要解答为什么要有这种情况，导致对速度有很强的依赖性，这就是第二个部分。这有三个因素有关，政府实施战略的政治动因与增长目标定位，国际分工与国际政治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等因素。

　　我国总需求结构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性在根本上源于经济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和实现过程。为了短期内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我们可以搞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但最简单的就是资本投入，我们政府把资本投入作为首要因素。我们为什么会是粗放的增长，因为粗放的增长是对政府最简便易行的方法。

　　第二，我们国家高投资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的。经验表明，我们中国三十年来实行的是大的工业化，我们的城市化也高度增长。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受制于资本形成的来源储蓄的供给，而且受制于资本成本和资本收益的权衡。为了加速资本的形成过程，推动投资的迅速增长，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国内储蓄的供给。我们采取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最典型的就是资本市场，金融体制。

　　资本收益率和贷款利率长期的差量，谁见到钱谁就能发。高储蓄和高投资必然带来另外的问题，大规模投资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和产出规模的膨胀，消费上不去，只能出口，出口就成为了中国经济赶超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美的模式。在这30年来发生的基本故事，日本以亚洲四小龙的东亚国家向高端制造业转移。他们纷纷转移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息差条件，

　　这三十年为什么消费上不去呢？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消费占比必然持续下降。因为收入消费都是内生于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恰恰是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当前消费占比偏低，收入分配改革困难的现状。并不是我们不想改，而是这样的消费结构和分配制度是内生于这种增长模式当中去的，这样的增长模式不改，我们的收入结构是改不了的。传统的增长模式决定了收入分配模式，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必须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劳动价格和资金价格，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高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能力显著提高。

　　同时金融市场扭曲，人们压低资本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替代劳动的动机不断增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的生产特点，特别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动机，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不对等。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资本站在一起，资本全部处在强势地位，进一步制约了出资分配在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在二次分配方面难有作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的初次分配格局，再分配的时候也是在下降的。

　　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由此导致国内供给结构域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们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倾向于非贸易品，工艺制造品中更多的是非贸易品。很多是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的，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无法改变，由此导致居民储蓄增长。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这也是导致我国家庭消费难以增长的因素。

　　传统增长模式下的总需求结构难以持续。在失衡的总需求结构中，要求出口持续快速扩张。受制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趋势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这将制约国内投资的增长。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国际经济不景气，欧债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外需的拉动作用。高投资还直接受制于国内含量和资源成本的加剧。

　　在这么一个格局下，我们不得不依赖速度。在原有过于依赖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和收入创造效应不断降低，为了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必须依赖高增长速度，这就是所谓的速度即可或高增长速度依赖症。一旦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无法持续，这将带来我国经济超高增长的问题。

　　第一个理由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印厂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六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持续。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的透支，造成的社会成本越来越大，在监管缺失的条件下，这些粗放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伴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成本上升，原来粗放的模式必须改变。我们国家已经承诺，2006年到200年我们的新目标，这些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

　　第三，人口红利逐渐衰竭，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低成本有时的削弱，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将不复返。在前年的我主持的关于工资体制变革当中说到，由于我们没有进入拐点，我们同样会面临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发展阶段。因此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导致了我们过去人口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第四只有通过高速增长，我们才能避免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高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经济的各种结构性失衡的加剧。我们将面临两难的选择，陷入高投资高增长、结构性失衡加剧，需要更高的增长速度和更高的投资。第二随着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约束不断强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甚至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