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建筑师沦为经济危机难民 涌入中国找机会

　　晚报记者 杨美萍 章磊

　　中国的高速发展，让许多国外建筑师和设计师看到了大展拳脚的希望。过去几年间，许多国外建筑师和设计师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带来最新的建筑理念和设计项目。当然，促使他们来到中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金融危机，需要工作的国外建筑师和设计师，同时也是“经济危机难民”。

　　没有中国就没有现在的机会

　　丹尼尔·吉伦有恐高症。但这名年轻的美国设计师还是带着前 《新闻周刊》记者布鲁克·拉尔默，沿着脚手架爬上了哈尔滨市郊一座在建建筑的屋顶。当时的温度是零下15度，站在波浪状的钢结构屋顶上，有种站在被冻住的海浪上的感觉。而当时的高度如果掉下去，那绝对是 “硬着陆”。

　　吉伦紧张地笑道： “我们在美国绝对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就。”那里是一个两年前还根本不存在的新城市。无论向哪个方向望去，都有一排排20层高的公寓楼向远处蔓延，但这数以百计的大楼内都是空荡荡的。

　　32岁的吉伦说： “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这块区域还是一片农田，上面到处都是建筑器械。”如今这片土地已经成为全中国众多新兴城市之一。 “站在这里，”吉伦说，“你只能为中国可以做到的一切感到敬畏。”

　　吉伦和拉尔默脚下的这个建筑是哈尔滨木雕博物馆，造型非常奇特，好像一根200米长的管子扭曲着，外面覆盖着不锈钢。这是吉伦的老板马岩松及其团队MAD建筑公司的杰作。这个设计让人联想到自然界的冰山，或者是一块浮木。但是结合周围的环境，拉尔默认为这个建筑好像一艘闪闪发光的宇宙飞船，意外降落在某个城市里。从这个方面看，这倒和吉伦这个人差不多。剃着光头，肌肉发达，大拇指上戴着厚重的银色戒指，在这座中国的北部城市里，他看起来非常另类。

　　站在博物馆的屋顶上，吉伦克服了自己的恐高症，他对自己在中国的好运感到惊讶。他说： “这种建筑在如今的世界其他地方根本不能造起来。”如果，没有来到中国，吉伦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机会。

　　走投无路后到中国背水一战

　　2008年12月被纽约 “渐近线建筑事务所”解雇时，吉伦蹲在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公寓里，试图缓解绝望的气氛。 6个月后，他的职业生涯又遭到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他参与设计的一个项目被紧急叫停了。吉伦寄出了几十份简历，结果都石沉大海。

　　2009年夏天，他注意到一家设计师网站上有一则招聘信息，中国北京的MAD建筑事务所正在招聘设计师。这家公司的名字似乎已经概括了其设计作品的奇异风格。

　　吉伦说： “当时，中国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MAD开出的工资只有他在纽约收入的一半。但当时已经走投无路的吉尔还是决定背水一战，来到了中国。

　　当初，吉伦来中国时，他对MAD建筑事务所并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事务所的创始人马岩松是个正冉冉升起的人才。马岩松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曾在伦敦的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工作，并因设计了加拿大一个标志性建筑Absolute Towers而赢得国际性奖项。

　　然而，就是这么一些简单的了解，让吉伦认为中国国内正涌起一股建筑创新的浪潮，因此来到中国。如今，吉伦在MAD建筑事务所担任设计师，负责监督事务所设计建筑物的建造过程。他说： “我就好像一名监工，主要任务就是在不让老板和客户不高兴的情况下把活干完。”

　　在木雕博物馆初具雏形之后，吉伦经常会在博物馆内部四处查看，寻找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残缺的窗户、铺设位置不佳的水管等。在他看来，这些瑕疵往往是过分追求速度的负面结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项目，但我们从设计到几乎完成建造只花费了2年时间，”吉伦说，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相比之下，美国好像坐在沙发上喝咖啡，而中国就像卡尔·刘易斯在尽全力奔跑一样。”

　　“经济危机难民”潮水般涌入

　　过去三年里，为了逃避金融危机的打击，外国建筑师和设计师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上，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预测，这个地方在未来20年里将建造5万幢摩天大楼，是纽约现有规模的十倍。

　　2009年年中，吉伦刚到北京的时候，MAD建筑事务所的雇员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大陆，现在他的50个同事中，有一半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设计师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哥伦比亚、日本和泰国。吉伦说：“经济危机是大家决定来不来这里的重要因素之一。 ”

　　在美国，很多政客都在攻击政府将工作机会流失到了国外，而中国却为外国建筑师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随着新城市建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际设计师们可以大胆构想，将他们最新锐的想法付诸实践，并大力推行环保技术。

　　当然，中国早就已经不是国际设计师的陌生领域。很多美国的顶级公司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开设办事处，几乎中国所有的标志性现代建筑都是由外国人设计的，例如，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设计者是瑞士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中央电视台大楼则是由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预计将于2014年竣工的世界第二高楼上海中心的设计者则是美国旧金山的Gensler建筑设计事务所。

　　最新进入中国的设计师并不是因为受到邀请或者出于好奇心才来中国的，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用坤龙建筑设计公司（Cannon Design）中国办事处负责人迈克尔·唐吉的话说，他们是“经济危机难民”。

　　中国的建筑高潮已经过去？

　　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这些建筑师在家乡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日益繁荣的中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城乡改造计划，在过去20年里，约有3亿人涌入城市，促进了北京、上海、广州及其周边的沿海城市的发展。而目前发展速度最快的变成了中国的二三线和内陆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沙、成都等。

　　43岁的马努埃尔·桑切斯-维拉两年前关闭了自己在马德里的建筑公司，加入了上海一家中等规模的澳大利亚公司。他说：“我刚出去和客户见面，讨论为一个城市设计一家医院，那里的人口将在未来几年内从400万上升到1000万。面对这样的人口爆炸，你会怎么设计呢？ ”

　　不过，正当这样的大项目吸引着外国建筑师目光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开始浮现：哈尔滨和其他城市的空置居民楼似乎预示着，中国的建筑高潮似乎已经过去。

　　但是到目前为止，吉伦看不到比中国更好的选择。他说：“我是一名建筑师，我喜欢造房子，而中国是可以造东西的地方。 ”

　　吉伦此前一度计划只在中国逗留一年的时间，随后延长到3年。不过，如今，他已经不确定自己究竟会逗留多久。 “我现在处于一个幸运的位置。我不知道中国的增长期能持续多久，不过我会尽可能地追随着这股浪潮。 ”

　　准“建筑师”接手大创意项目

　　2008年12月，正当吉伦成为布鲁克林失业大军中一份子的同时，旧金山也有一名年轻建筑师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时只有26岁的亚当·梅耶在斯基德莫尔－奥因斯－梅里尔公司工作一年后遭到解雇。

　　梅耶此前的梦想就是能在这家一流的建筑公司工作，失业的挫折感深深刺痛了这个加利福尼亚南部大学的毕业生。与吉伦不同，梅耶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也没有再积极地投简历找工作。

　　“我几乎没有考虑再找工作，我在大学的所有朋友几乎都碰了壁，而斯基德莫尔－奥因斯－梅里尔公司唯一的建造项目似乎在中国，于是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到了北京。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梅耶并不会中文，并且如果按照美国方面的规定，他甚至都没有通过获得建筑师执照的考试。不过，尽管如此，梅耶依然在到北京4个月后，在一家大型新加坡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多个地区都有分公司，而梅耶则被分配到了四川成都的分公司。

　　这家分公司的员工人数达到了约300人，除了梅耶之外，还有另一个来自阿根廷的年轻设计师。在斯基德莫尔－奥因斯－梅里尔公司工作时，梅耶主要参与一幢建筑物的工作，并且扮演的只是助理的角色。

　　不过，到了成都之后，公司老板让梅耶准备为一系列大型项目提供设计方案，包括成都市中心面积达到约14万平方米的重建项目，一个大型新住宅区项目以及成都城市规划局的新总部大楼。

　　“我一下子拥有了大量的创意自由，”梅耶说， “你去问问刚毕业的年轻设计师，他们一定都会说最希望的就是当方案设计师。因此，一开始我感到十分激动。”

　　放弃创意自由回国考试

　　不过，事态的进展却逐渐让梅耶感受到了压力。一开始，梅耶每个月只需要设计一到两个项目，随后又变为一周一个，并且都是大规模的项目。

　　“这些设计项目的最后期限实在是太疯狂了，”梅耶说， “有时候，我们甚至只有3天时间来完成一个25万平方米的大项目。”而中国同事的效率也让梅耶感到吃惊， “光从产量来说，当地的员工比我在美国见过的任何人都要有效率。”

　　在梅耶看来，这种效率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他指出，中国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教育就存在问题过于强调技术能力，忽视了抽象思维的培养，并且一味追求造得越快越好。

　　“想要真正有创意性地设计一些东西，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梅耶说， “而在中国，时间总是不够。”如此一来，中国的各个城市追求创新的结果往往并不如意。

　　就在几周前，梅耶放弃了在成都的工作，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谈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他说道： “我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但现在却开始考虑这么做是否正确。”

　　梅耶的设计项目一个都没有投入到正式的建造过程。尽管在中国享受到了创意设计的自由感，但梅耶开始渴望更多的指导，以及能够将创意变为现实的充足感。如今，梅耶正在积极准备参加建筑师执照的考试。他表示，获得执照后，他还将 “再次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