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刚刚于1964年10月试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才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试验,1967年6月以轰炸机空投氢弹成功,但1969年时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的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相比。
从常规力量对比看,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33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一代以上。从国家的经济实力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的六分之一,科技水平更远远不及。何况,当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
同苏联发生冲突在军事上对中国十分不利。
珍宝岛事件发生在展示“文革”成果的中共九大的前夕,“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事后,国内组织1.5亿人举行示威,掀起了一个反修新高潮。“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又对消除严重派性和国内武斗发挥了一定作用。
此时,中国领导人实际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担心苏联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不想同苏联谈判以缓和“反修”气氛。
1969年8月13日,新疆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遭到苏军袭击,中方30多人牺牲。
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和核攻击的传言出现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和全军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
珍宝岛事件后的近半年时间,国内“准备打仗”的口号主要还是服务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说,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半年内,林彪根本不过问对苏战备,认为不会真正发生战争。8月末,中央下达全国战备指示后,林彪才开始布置相应的准备。不过他在军委小规模的会上仍讲:“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却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
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谈
1969年入秋后,苏联的军事压力增大,引发了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的高度紧张。从当时中共中央的反应看,虽然做了最坏准备,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以常规力量进攻。
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后,中苏两国都派代表团前往吊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时提出,想在归国时“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了探明苏联的底盘,毛泽东也改变了此前不同苏联谈判的态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会客室内举行了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
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他以警告的口吻询问苏联,是否有对中国打仗的意图。柯西金当即保证说,苏联没有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地说:“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
在这次机场会谈中,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不过因中方怀疑苏方是在进行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
10月间,总参以林彪的名义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命令”。后来中央经调查证实,此命令系黄永胜布置、总参作战部部长阎仲川拟定,是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违规发布,而非“九一三事件”后所说的“阴谋活动”。
根据中央的疏散决定(有些文章和书籍将其说成是林彪的命令,这是不准确的),首都和许多北方城市开始进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参加挖防空洞。
当时笔者所在的部队也进入山沟疏散。在东北边疆的冰天雪地中,我首次尝到了冻伤之苦,对那纸过火的疏散令真有切肤之痛。
苏联瓦解后,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谈判、在1995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曾研究了当时的历史资料,他认为:“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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