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核行动浮出水面

　　新近发生的彭泽核电站风波即是如此。这个项目拟建已经超过10年，之前并没有太多人上心，以致环评报告都通过了，碰巧日本地震，望江县就此反弹。与乳山民间性投书上访不同，这是中国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出面发起的“反核”行动。望江县指责对方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障塞视听，并逐步将内中信息揭示于媒体，引起极大的舆论反响。

　　提升意识并普及常识，乃是公众参与的基础一步。郭秋菊期望官方为此作出努力，尽快将国民的核能认知教育健全提高。她本人目前正与相关部委合作主持一套面向公众的核科学丛书编写工作。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她注意到，日本的电视台就核电问题有着相当激烈的讨论，这给她不少启示。

　　“要不要发展核电？它到底有哪些潜在危险？你不要总是强调它是安全、清洁的一面，要讲它是双刃剑，这样才全面。所有面向公众的宣传教育，我们整个儿是缺失的。媒体讨论一晚上，这比什么宣传都更有效。这是核电发展必须相伴的一个步骤。”

　　重估核电安全

　　核电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几次灾难事件中不断被强化，这给人们带来了更多不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也认为，核电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何祚庥就是其中一位。

　　“福岛危机之后，核电系统的人也想重新认识核电站，但认识的后果就是要大干快上，说我们新设计的核电站是安全的。我说对安全要重新评估。核电站设计理念有个新的要求，安全壳外面出了事故，要绝对保证壳子里面是安全的；壳子里面出了事故，又不影响外面。这是世界各国检讨的，安全理念认为至少要做到这个。这是很难做到的。”

　　在相关会议上，何祚庥与一些核电专家进行过激辩，他们坚称现在核电站的安全概率可达百万分之一。何祚庥说，“我是理论物理学家，我知道这种理论计算的可靠性是多少。你算的百万分之一，准确度有多少？正负误差是多少？你不能用理论数据来算，风险决策是要相乘的。”

　　何祚庥师承钱三强，早年参加过核弹的研究工作。年轻时，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极力拥护并鼓吹推进核能开发的，为此贡献过不少精力。切尔诺贝利事故过后，在国外见到氢弹之父泰勒，泰勒告诉他，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已经解决，科学上可以使之傻瓜化运行。泰勒建议他将此好消息报告给中国官方，“大规模发展核电站应该没有问题。”然而福岛危机立时令何的既有认知被肢解，“看起来设计得很好的安全型核电站，还是不安全”。

　　受此影响，他从一个积极派转向了谨慎派，从头反思一遍，他拿出5篇文章，分别就核电的安全、经济、资源禀赋等方面加以否定性分析。在核科学界这激起不小的波澜。去年11月的核科学大会召开，何祚庥提交报告，准备将这些问题讲一讲，主办方不答应，再三交涉，才勉强将他的发言安排到分会上。这让他确信，在核电的理解上，“相当一部分人不能与时俱进”。

　　这种分歧无可避免上升到能源发展方向之争。何说，“可再生能源远远胜过核能。水能我们有7亿千瓦，比核电站好。风能比快中子反应堆好，太阳能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受控热核反应好，现在已经能发电了。为什么不能把能源发展道路转到这方面来？”

　　自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以及美国三哩岛事故相继发生，一些核电发达大国先后停止核电站建设，其中原因也是由于公众的反应。日本地震后，中国官方也采取行动，针对核电站的全面安全检查很快就展开。鉴于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的教训，据说已加强了审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对核电站的排放水要设计一个可以大量存放的暂存罐，但不确定这是否能自根本上应对超预期的意外风险。

　　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明确表示了对核电发展持有的慎重态度，显著表现之一即由国家能源局等单位联合编写的一个更为大胆的核电发展规划未获通过，此份规划设想到2050年中国核电发展应达4亿～5亿千瓦，被一些业内人士批评为“不对安全问题进行细致讨论竟能在能源界、环保界一路绿灯地通过”，“令人吃惊”。

　　最新版本尚未发布的国家能源中长期规划据说已经作出修改，以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措词替换了原有的大力发展核电的方针。

　　“关于核电站的争议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价值观或指导思想的角逐，是我们的取舍不同，看中的东西不同。”郭秋菊说，“跟利益直接相关的人可能看利益会多一点。”

　　在核能系统内部，对于核电站的看法也并非完全一致，只是不同的声音一直是潜在的，何祚庥站出来将这个形势挑明了，让公众知晓了科学层面的争论。

　　“我们没有进入核电发展黄金期就已经要面临大众的参与了，加上高铁出了一次事故，政府也害怕出问题，一开始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发展核电。”根据方芗的研究，发达国家一般要到核电发展黄金期完成后才会引起公众的介入，而在中国明显提前了，这未尝不是好事。在她看来，官方还处于观望和没有真正找到办法的阶段，需要观察老百姓和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之后才有一个再制定新发展计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