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群众不是一看见官员就要投诉的

　　三年多前，在全体议员掌声中卸任香港立法会主席后，范徐丽泰换了一重身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

　　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每年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继续行使职权。每到常委开会时，香港唯一的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就赶到北京，每天去人民大会堂参与审议法律草案。

　　她还参与教育、医疗改革、保障性房屋等民生领域的专题询问，听取相关领域的官员作答。询问从去年开始全程网络直播。

　　身为第九、第十届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范徐丽泰发现，人大正越来越积极地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向人大述职。坐在住地北京饭店的一把绿色扶椅上，一身简洁灰套装的她告诉来访记者，“很多变化正在发生”。

　　我有问题就会提

　　答问时，67岁的范徐丽泰思维敏捷，态度诚恳。一位采访过她的记者曾感慨，和某些内地官员相比，她没有一句空话。

　　谈及工作，范徐丽泰多次微笑，展现出她亲和的个人魅力。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很多委员会谈到内地的一些情况。我不在内地住，所以对他们谈的非常感兴趣，听得入神。虽然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可是参加常委会令我对国家的认识多了很多。”她说。

　　全国人大常委中有退休的省部级官员，熟知政府运作。“一份报告，在我这个门外汉看，觉得好好，他们一看就看出问题，提出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改。”常委中也有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的经验也很有帮助。大家说话都很直率，没什么套话，命中要害。

　　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办公厅还邀请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后者熟知或亲身参与过要讨论的法律草案、政策，他们说话同样坦诚和不客套。

　　范徐丽泰曾在采访时提及，1998年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拿到的财政预算数字非常笼统。而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透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每个领域的具体预算金额、用途都会被一一列出。感受到两地的差异，范徐丽泰和香港其他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预算应该细化。它被全国人大采纳，财政预算比以前清晰了。

　　根据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对1995年版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决定，就是2010年4月范徐丽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时通过的。从此，国家赔偿的范围被拓宽，标准得以提高，“有罪推定、疑罪不赔”的思维被局部遏制。范徐丽泰认为，这一修改意义重大。

　　制定《车船税法草案》时，范徐丽泰提出几条意见，其中一条被接纳，1.6升至2.5升的车辆税有所减低。该法在2011年2月通过。

　　对内地的过度包装，范徐丽泰一直不满，“小小两罐茶，包装成一大盒”。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时，她提出，应避免不必要的包装。她估计，很多有共识的常委都提了这条。

　　他们的努力，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三章第二十条中得到了体现：“企业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减少包装性废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

　　“我提的都是小问题，因为这些法律大方向都比较正确。在民间开过很多座谈会，在网上咨询，收到了意见，（根据它们制定的法律）总体上很好。可是有个别问题需要还需强调、重视，我就说了。”

　　开会也会打瞌睡

　　内地官员的说话方式与香港官员有很大不同，“现在我还在适应中”，范徐丽泰说。尽管距她第一次到内地，已经有十多年。

　　如果在开会时听到冗长的官话、枯燥乏味的报告，会不会打瞌睡？听到记者的这个问题，范徐丽泰马上笑了：“绝对会。”这时她就开始做小动作：抓支笔，在文件上把自己赞成的地方划一个标记；不赞成的地方，换支不同颜色的笔，另划标记；觉得空洞无物、可以直接跳过的地方，再划一个标记。

　　很多时候，碰了钉子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香港，有人要求范徐丽泰做事，同意，她就答：“好，我可以做。”但在内地，同样情景，官员会说：“这个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听到这句，范徐丽泰顿时糊涂了——是说还有小的问题？那它是什么？她于是锲而不舍地追问，直到看到对方的诧异表情。“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这么说，其实就是‘可以’了。”

　　心直口快的她，也在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前，范徐丽泰的开场白是：“我的意见是……”这其实是她的即时反映，“你要问我有没有做调查研究，没有。”现在，她会把开场白改成“我不成熟的意见是……”。

　　范徐丽泰说，自己还在学习内地不断变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很多网络用语迅速走红，变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她怕自己落伍。

　　地方官员太客气 感觉很别扭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时外派执法检查组，到基层检查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执行情况。范徐丽泰也参加。

　　由此免不了与地方官员打交道。一开始，范徐丽泰总是本能地不适。“他们太客气了，因为我们好像是‘上面下来的’。”这让她感觉别扭。“就当我是平常人，我反而觉得舒服一点。”

　　另外，她发现地方官员对上报喜不报忧：“他们净捡一些好的告诉你。不好的，他不会主动说。”一次，执法检查组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地官员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老实坦率地告诉你们，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接着，他详细解释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地方政府的考虑，将来的处理意见……“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员，可是他不会主动将一些他认为不怎么好的东西告诉你。你要问，不然就拿不到有用的资料。”

　　因此，懂得怎么发问也是一门学问。有的官员下基层，只看到形势一片大好。但“世界上没有可能永远形势一片大好，当你大的形势大好的时候，小毛病已经在基层慢慢生出来。经济好了，并不表示我们没有问题。经济好了，还有它带来的后遗症”。范徐丽泰很赞同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说，官员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她也理解基层官员的压力。对尽心尽职者来说，繁重而琐碎的基层工作并非美差。但她认为，他们可以获得无价的补偿：每天接触民众，看到自己服务的人民生活变好，那份满足感不是金钱能买到的。

　　范徐丽泰一直关注教育。她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历任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公民教育委员会主席，深知教育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她将“教育”列为自己官网“香港情怀”栏的关注首选。

　　在理念上，她坚持教育经费要向不发达地区倾斜，政府应资助贫穷家庭子女学费、寄宿费和书本费。“可是，必须要你看了（现实），这种感受才会完全不同。”她对记者感叹道。在中国一些偏远的地区，她震惊地看到，有的孩子走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下课再步行回家。“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绝对不会有。”

　　而震惊之余，她也深受感动。“原来我们的孩子求知识的心是这么的强。他们不辞劳苦，就是为了能够多学一点。”

　　“我非常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内有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部分。”一年前的“两会”，她就持这个看法，现在依然如故。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根本，她认为在教育。

　　民众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在香港，范徐丽泰就是一个普通市民，自己开车，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市民看到她，有时打个招呼，有时寒暄几句。她走过市场，有的小贩会告诉她：“范太，我们很辛苦，很难做生意。”她明白，这其实不是投诉，是大家想和她说说心里话，她感到被信任。“这个感觉其实很好。”

　　在菜市场，她体会到柴米油盐的生活。本来20块钱一斤的猪肉，忽然变成26块钱一斤，她就本能地感觉不舒服。不自己买菜的官员，几个月之后才会知道猪肉涨价——因为所有统计数字都滞后。“而这段时间里，老百姓的不满在聚集”。但如果一开始官员就知道，立刻追踪源头，情况就截然不同。

　　不过，在内地，范徐丽泰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员在做家访。不少省委书记走到群众中去，她认为这很难得。“其实群众不一定一看见官员就要投诉的。有的群众就觉得，我能够近距离看看你，你也可以近距离给我讲几句话，这说明至少你也关心我，你才会来嘛。”

　　“民众并不是我们的对头，他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有个别民众不懂，他说话没礼貌又大声，在那儿吵，实际上，你让他安静下来，慢慢听他的，可能他的确有一点冤屈，就看你怎么样协助他。如果用这个心态，可能官民关系就会改善很多。”范徐丽泰说。（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