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创立百年经典作品影响数代读书人(图)

中华书局旧址全景。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

 

　　本报讯 (记者张弘) “我们中华人已经做好准备，蓄势待发，为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续写新的百年辉煌。”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如是展望。3月22日下午三点，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展览迎读者，大会贺华诞

　　今年，中华书局迎来了百年华诞，为此，该局出版了《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以及一套四本的《岁月书香》等，并举办了多种纪念活动。持续到本月31日的“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3月16日在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开幕。近百种民国出版物珍稀版本，集中展示了中华书局创立伊始凭借教育教辅图书开基立业的历史和伟绩。此次展出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等人与中华书局的书信、手札，都是近现代文化史、出版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

　　在前天的活动中，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回顾了中华书局创办以来的百年历程，他表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不仅是荣耀、欣喜，而且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陈万雄则表示，“在落实国家发展规划上，在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弘扬上，中华书局肩负有重大使命。”

　　名编名作者铸就阅读经典

　　李岩在发言中说，一百年前，陆费伯鸿先生以其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才华在上海与同仁创办了中华书局。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聚集了梁启超、于右任、王亚南、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舒新城、黎锦熙、田汉、张闻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500余种新式教科书和40余种影响广泛的刊物。

　　1949年至今，中华书局累计出书2万余种。在顾颉刚、唐长孺、王锺翰、王力、钱锺书、季羡林、任继愈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孙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特别是从1958年至1978年，由中华书局组织整理、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的通行本。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文史》《文史知识》《中华遗产》《中华活页文选》《书品》《月读》等期刊，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当代人的读书生活中，中华书局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当普通人通过阅读打破现代与传统的界限，追寻自身所在社会的文化之根，中华书局就成为重要的涉渡之舟，使得于当代成长起来的我们，没有全然隔阂于传统文化而成为文化的流浪儿。

　　2012年，中华书局创立百年。回顾历史，其波澜壮阔与凄迷低回相循，进退兴衰，映照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步履，沉浮枯荣，也回应着社会发展的声响。

　　若以文化角度观察中华书局的变化，现代中国的每一次文化革新，中华书局皆是积极的参与者，是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若以经济角度观察，中华书局契合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改革历程，其起伏之悲欣，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切面。

　　【前传】

　　【一】 书局之父陆费逵

　　一生只付过十二元学费

　　中华书局主要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7)，生于陕西汉中，其祖上曾在清朝乾隆年间以翰林院修任《四库全书》总校官，是谓编辑大家。其父长年幕游，少时恒受母训。

　　母亲开放的教育思想，让陆费逵得以自由学习。戊戌年，十三岁的他就开始阅读当时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汲取新思想，不免与父亲有思想冲突，却仍得母亲支持，“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学算学，并读格致书了。”

　　陆费逵可谓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南昌有一个阅读报社开办，他隔日去一次，朝九晚五，以大饼馒头为午餐，时间久了，便与管理员相熟，可自由出入，三年间阅书无数。1902年，十七岁的陆费逵与朋友捐集经费自办小学，后来随日文老师吕星如去武昌，由陆费逵为吕星如的三个弟弟教授国文算学，吕星如则执教日文，彼此互不出学费。

　　阅世越深，教育之志弥坚

　　三年后，陆费逵与朋友在武昌自办书店，初涉书业，不畏艰辛。从他自己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店屋朝西，夏天热得身上出油。店后一小间，半间作经理室，办事睡眠都在这里，半间作厨房，煤灰和油气弄不清楚。店内没有厕所，日间到隔壁客栈便溺，夜间要走半里路转三个弯上街侧。但是我一切都忍耐着，从不说一句苦。”

　　在武昌，陆费逵与革命党人往来较多，他也是当时日知会的干部之一，起草了会章。故而他的书店，大卖《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书籍。逢同志入狱，陆费逵都会仗义解囊，接济费用。

　　1905年，陆费逵作文抨击时局，触怒当局被通缉，故逃往上海。彼时上海为文化大都，对于陆费逵而言，立足不易，但海阔天空。几番辗转后，陆费逵受聘商务印书馆，因其干事之能，次年即任要职，并出任商务创办的《教育杂志》主编，主张教育救国，鼓吹教育改革，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胜。

　　1910年，中国教育会成立，陆费逵起草章程，提倡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并重。颇得当时教育大家蔡元培赏识，故相与为友。之后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陆费逵的很多建议被纳入国家的教育策划中。

　　【正传】

　　【二】 顺时而创，竞成大业

　　乘共和革命之风立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清朝黄龙旗被民国的五色旗所取代。同一天，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二字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由陆费逵起草的宣言声明其使命，培养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世纪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橘皇灿烂”。

　　二十年后，陆费逵回忆中华书局创立之时，有这样一段话：“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指南，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

　　掘到第一桶金后，陆费逵便寻求扩张之道。1913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大增，三年后即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在这中间，为增加自己的势力，中华书局不惜重金购买印刷设备，同时合并一些小的出版社，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以地方书店为依托，任职经理者皆为一方贤达。

　　以中国第一部近代教科书蒙学教科书闻名于世的文明书局，于1915年并入中华书局，可谓如虎添翼。文明书局的发展之道，对中华书局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中华书局盘并的另一个书局杭州聚珍仿宋印书局，同样让中华受益不浅，为之后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上增添有力臂翼。

　　借风行船，竞争飙进 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有人曾戏言，中华书局的创建，源于一次背叛。如再幽默点，可也以说中华书局的发展，源于对商务印书馆的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风行船。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盈利产品，都是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换代，堪比现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

　　陆费逵曾一度寻求与商务合并，但未达成。他去世之后，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著文悼念，“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与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现实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匡时济世，取利有道

　　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出版审核，几个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办报开书局。而在出版界报界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文人式的匡时济世之情怀，又有商人式的持筹握算的精明。鲁迅曾尝试书业，以失败告终，缺的正是后者。陆费逵则二者兼具。

　　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无穷也。”

　　陆费逵在书局内部宣扬“奉作者读者为衣食父母”的理念，自己也身体力行。一日，陆费逵看到有顾客在书画柜台买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之际，他上前介绍新出书画，并逐一详解。顾客乐而购得心喜之物，欣然归去。次日，书局一位董事对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人才。”陆费逵答曰：“是即敝人也！”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方面竭力从丰，对无名作家，亦是如此。因为稿酬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定得较高。

　　【新传】

　　【三】 守正不易，出新待发

　　社会主义改造，失势探索

　　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之潮下，中华书局也面临转型，方向一度转向农经类。

　　1949年7月，中华书局参加了新政府组织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1952年，10月，教育部、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失去了其主营业务，在建国初几乎年年亏损巨大，不得不靠变卖剩余物料、房产和地基维持周转，中华书局原办的杂志也被陆续停刊。

　　1950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三联书店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其扮演的是国营新华书店助手的角色，三年之后并入新华书店，之后便进入书籍国内发行工作一元化的时代，全国只有一家叫作新华书店的书店。

　　姓“公”的新华书店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如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构，认为发行它们的出版物是助长资本主义行为，中华书局的书很难出现在书店书架显眼处。

　　1950年，国家出版工作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以医药卫生及农业书的出版为主要专业方向，而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没有熟悉医疗卫生、农业的人员，不切实际的调整在中华书局造成动荡，很多高级编审萌生离意。1952年政府又将中华书局专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文、中苏友好协会委托编印的书刊，其次是中国文史旧书。8年之后才调整为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惟一不变的是中华书局出书之精。据俞筱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1955年有读者写信给出版社：“你们出版的书籍，对我们农业生产有很大贡献，我从《水稻病虫害防治法》和《怎样使用农药》两本书得到不少知识……出版的同志，你们出版这样好的书给我们学习，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丰收，你们是值得我钦敬的。”

　　在国家意志下，守护传统文化

　　中华书局的“回归本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对文史的爱好，在他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定位被调整为古籍出版社。

　　1958年，毛泽东指示要点校二十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相应成立，中华书局为其办事处，公司迁址北京。书局的专业终于尘埃落定，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及相关学术著作，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基本项目。

　　二十四史的点校，实为庞大工程，需投入大量人力。而1957年，反右风起，学界人士噤若寒蝉。当时书局主事者金灿然揽才有道，使得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学者如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进入中华书局。

　　由于之前出版的《资治通鉴》过厚，毛泽东抱怨在床上看书如练举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便以单本薄册的形式出版。国家意志参与出版，给书局带来的好处是，可避免彼时激烈的政治风暴，成为清幽之地。

　　金灿然曾对同事说：“我们党对宣传出版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对政治书籍的出版工作尤其抓得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搞的是古籍而疏忽大意。搞不好，同样会犯错误。”

　　老店新途，创新生活

　　市场经济时代，中华书局面临再次转型，经过艰难摸索，逐渐找到感觉，但一些非议也随之而来。

　　1991年第五期的《中国出版》有一篇采访当时中华书局李侃的专题报道，文章以清点中华书局在1985年-1990年间的出版成果开始，作者感叹中华书局五年间出版6大类900多种书籍，全国规划项目占500多种，赞其硕果累累。

　　然后又加了更高的抒情“按国家规划出版的古籍整理，基本乎都是赔本的，甚至赔大本的。但是为了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为国家、人民、子孙后代多出好书，它殚精竭虑，努力拼搏、挣脱沉重的经济压力，顶住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袭，终于完成了出版任务。”

　　现实没有抒情那么美好。中华书局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跌入低谷，负债经营，举步维艰，主要靠银行贷款。1997年，中华书局曾做过时尚、旅游、教辅等书籍，但均告失败。1996年开始的6年间，有近半数的员工选择了离开。

　　至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华书局不得不立志改革，直面市场。机会奇临，中华书局宋志军，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讲座，联系后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五千，之后以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在市场上获得极大成功，接着做了一系列正说历史书系。

　　2004年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将国学热推向了一个高潮。

　　2011年，央视主持人倪萍的《姥姥语录》在中华书局出版，也颇有争议，有声音质疑中华书局对自身的定位在下移。而总经理李岩则认为《姥姥语录》写的是中国民间的智慧，写得很朴实，感情也很真挚，并非是为迎合市场，而是一种选题扩展，朴实的民间智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一些忠实粉丝习惯于将专业、文化精英等词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中华书局坚守文化理想，不染尘埃，中华一走大众通俗之路，即有人批评其不够自重。事实上，中华书局已经将自己的口号在“弘扬传统、服务学术”，添加了“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从高端路线调整到兼走中高端，拓宽读者群。

　　无论中华书局粉丝们作何感想，一个出版企业若要安身立命，且仍保持玉树临风之美仪，驾驭市场的能力是必备的杀手锏，而市场又往往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诉求相关。全民爱清宫穿越戏的时代，一个出版社心高气洁坚持出易安居士全集或饮冰室全集，难逃以卵击墙的悲壮结局。

　　百年老店新征途。在传统书业遭数字化出版潮流之激荡时，中华书局面临的是市场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其对自身的定位，也变成双重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兼推动传统文化的大众普及。

　　承担一个民族文化积累与传承之职，非一家出版社可轻易胜任。中华书局百年探索与努力，功已大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参考书目：

　　《我与中华书局》、《书局旧踪》、《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书林随缘录》、《百年中华》

　　中华书局迎来了百年华诞，作为一家与中国近现代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在过去的100年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时代的发展又对中华书局未来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要求。百年之后，中华书局往何处去？它又如何面对过去百年的文化遗产？在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异军突起的情况下，中华书局将怎样以变应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李岩

　　生于1962年，自1987年东北师大古籍所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中华书局至今，历任编辑、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编辑。2007年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上图为李岩在16日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开幕式上发言。

　　【继往 1912-2012】

　　变与不变 继承，但不是重复过去

　　新京报：从今年起，中华书局是真正的百年老店了，面向未来，中华书局过去百年留下来的遗产将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李岩：我们现在讲的是百年再出发。开启未来之门要如何做？你的每一个起步，都是以现实做基础的，现实的根基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还在继承，在继承中创新。我一直在关注我们现在很多百年的，或者更长久的企业，它能做到基业常青的重要特点，还是在继承中创新，而且创新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现在我们回顾起来，有很多企业，百年之后它的名称可能都变了，它的徽标也变了，它的一些经营的宗旨也在调整。但是，中华书局这方面没有大的变化。首先，我们的名称从建局第一天开始，中华书局四个字一直没有变化。它的徽标，同样延续至今。

　　我们的宗旨就像王云五总结陆费逵(中华书局创始人)先生说的几句话：“坚守，执著，专一，强毅。”我们也一直坚守着，坚守中前进，前进中时时创新。

　　新京报：过去的中华书局，从教科书到外国文学翻译，到学术著作，出版范围无所不包。现在的中华书局，主要以古籍出版而著称。那么，未来的中华书局，在这一点上应当如何继承？

　　李岩：以前的中华书局是一个综合性的、百科性的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过孙中山的重要代表作。还有就是早期国外的像杜威等人重要的教育著作，一些重要的艺术类的画册，如徐悲鸿、齐白石、刘海粟、张大千等的作品。还包括外国文学著作，如1918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杨宪益、钱歌川、李劼人、周瘦鹃等人，都为中华书局做过翻译。

　　1958年，由于中央确定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中华书局更多地是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即古籍)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我一直讲，出版是什么？是选择作品提供给读者，来做更大范围的推广和传播。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出版理念，担当我们的文化使命。

　　兼容并蓄 面向不同读者群体

　　新京报：在读者的印象中，中华书局就是一个古籍类的出版社。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华书局有一些变化，像于丹、阎崇年等百家讲坛主讲人的著作也在中华书局出版，在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的结合方面，中华书局下一步会怎么走？

　　李岩：我大致思考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比如，我们有一个分社，专门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类读本，将中国最基本的，有学术研究意味的古典作品进行精确解读。随着读者阅读的需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喜好，我们现在把它拓展到不同层面，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

　　我们下一步要加大拓展的领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还是属于这个传统文化，这一块我们以前做得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如说昆曲、京剧、评书，这些领域我们的拓展都不够。我们将增加这类题材图文书的出版。当然，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应该有很强的契合点。你说到了无论是于丹、阎崇年、马未都，包括倪萍的《姥姥语录》，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解读，总结了中国民间老百姓积淀数千年的智慧，书中讲述的朴素的人生道理，它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

　　坚持责任 赔钱书还会做

　　新京报：尽管国家对于文化发展的扶持在加大，但中华书局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赔本的图书，中华书局怎么平衡市场和学术之间的关系？

　　李岩：我经常要考虑这个问题。遇到一本书该出不该出的问题。作为一个出版者，我总是回到出版的最重要的功能上，出版是选择作品，传播给公众。那么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我在判断的时候，有时候，更多是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你内心的一种梦想在支撑，出于你对出版，对人类知识的敬畏，或者这种神圣感，你一定要做。

　　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颉刚全集》。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的资金支持，仅仅因为对顾颉刚先生，对他所做的学问，对他的这些著作有深深敬畏或者是敬仰，这促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做了这样的抉择。事后当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后，你的那种心理满足非常重要。我记得2010年12月25日开顾颉刚先生的会，他的女儿顾潮讲到，顾先生的日记里，他有一次病危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次遗嘱，就是他的书都要交给中华书局，组织学术编辑委员会来整理出版。每次回顾到这一幕，我的内心都非常坦然，并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觉得这事我们做得太对了。

　　我现在想到这件事，心里还是很激动，因为你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觉得应该做的事真正做到了，说大了就是你的一种使命担当。

　　【开来 2012-】

　　重拾梦想 中华文化走出去

　　新京报：现在，国家在提倡文化大发展，中华书局准备怎样响应这一要求？

　　李岩：民国期间，中华书局在最辉煌的时候，在国内外设立了许多分局，这个传统我想中华书局要恢复，我们现在已经在成都和上海建立了相关的我们的分支机构，但是我们没有给它定名为分局，我们的设想是，今年和明年在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建立了两三个分支机构之后，我们会统一命名为中华书局的分局，这也是恢复我们的一个传统。

　　新京报：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华书局又做了哪些准备？

　　李岩：如果分局能够发展顺利，再进一步，我们这个机构可能会向海外拓展，真正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在给总理的提案里，在建议中重点谈到了。我希望国家支持知名的品牌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等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这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因为你走出去的是一个实体的出版机构，因此很容易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如果是一个对外宣传的机构，人家会有一定的抵触。我专门举过例子，当时几位领导在场都很认真听了：现在我们在国外推广最好的有三本书，《中国读本》是以出版社的名义推广，《狼图腾》也是这样，再加上中华书局这个《于丹论语心得》。这三本书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发行量很大，走出去都是很成功的。这三本书都是出版社来实现的。所以，你要鼓励实体出版社走出去，支持我们在海外建立分局。

　　顺应潮流 典籍数据化基本完成

　　新京报：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阅读方式的改变，中华书局将如何作为？

　　李岩：我们要满足未来读者需求，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比如，我的小孩看纸本书很少，大量的知识、信息来源是通过手机、互联网、移动阅读终端的阅读方式获取的。我们要适应这个变化，提供传统文化的最为完善，经过校对精审的，最好的内容，我们做传统文化最好的内容提供商，或者叫信息集成商。

　　我曾经设想，中国古籍产品的数字化过程中的未来前景，将来要做到古今人物的对话。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广大读者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容，在展示的基础上要加入情景对话，中华书局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基础上的资料的储备，将通过新技术，让读者返回历史的现场，最大程度做到和古人进行对话这也是我更长远的一个梦想。从这个领域来说，中华书局未来的前景和它的选题储备，应该是非常丰厚的。

　　新京报：你刚才说做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据我所知，有些机构现在已经走在前面了。中华书局现在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将会怎么做？

　　李岩：很多业界人士，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最好的表现形式，在数字化平台上还是数据库。现在有一些机构，已经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数据库。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中华书局在申请立项，要建设一个庞大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总库。我们现在做的是基于中华书局本身已经具有的出版资源，就是传统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等等，这些最基础典籍的数据化的工程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做完了，有两三亿字，不能说号称多大。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它首先建立在现在的研究水平上，相对比较精准，标点、校刊错误率是比较低的我们电子版和纸本很接近。

　　传播拓展 寓文化于游戏

　　新京报：除了图书出版，教育培训，数字阅读，数字出版之外，中华书局有没有开拓一些新的传统文化传播模式？

　　李岩：你也注意到，我们做了一个李小白的游戏，这款游戏最初的想法，纯粹是打品牌做宣传。这款游戏，我们是和一个名叫乐游的游戏公司合作，我们投入了20万-30万。游戏推出后，一度占据了文字类游戏的第一名。

　　下一步，我们不排除做历史知识题材游戏的内容提供，或者做背后的咨询顾问。因为中华书局背后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和作者资源，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拓展的领域。时机成熟之后，我们会和游戏的开发商，运营商来合作。如果经营和盈利模式成熟以后，我们会考虑推出新的产品。

　　另外，中华书局未来拓展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像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基地建设，中华书局要发挥作用。

　　新京报：中华书局它承袭了百年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起到什么作用？

　　李岩：我想不管是谁站在中华书局的新的起点上，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一个百年出版企业，它肯定是有存在百年、继续发展的理由，那就是它有自己的精神，有自己的遗产，影响到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个人。你到这个环境里越久，你越会浸染其中，你会深深地受到它的影响。你对中华书局的感情深厚，对我们传统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最后把“中华精神”当成一种自然的行为规范，当做一种使命担当，当做一种神圣的心灵驱动。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