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吊丝”反映集体焦虑 折射社会问题(图)

　　压力当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吊丝”

　　“尽管它的背后同时反映着诸多现实问题，但情感故事是其中最容易吸引人的，”柯倩婷对羊城晚报记者说，“这类亚文化中逗趣的形式很吸引人。”“吊丝”的共鸣不仅仅在于年轻男性当中，很快，女性网民也不甘于年轻男性垄断“吊丝”这个自我嘲弄的模式。当柯倩婷看到“女吊丝”与“高富帅”之间的对话时，感到相当好玩，并坦言自己和朋友在某个方面也是“女吊丝”。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朱崇科同样坦承，若自己现在还是学生，在某个方面也是“穷吊丝”。“这样可以让人活得不那么累”，朱崇科认为，“吊丝”的传播具有庶民叙事的特征，由下而上地对主流话语、价值观进行反抗。自称“吊丝”让很多人找到自我解嘲和宣泄压力的途径，这也是它传播之快的原因。

　　事实上，“吊丝”绝非中国大陆特产。在中国大陆“吊丝”火爆之前，分别经历经济低迷和金融风暴后的日本和香港地区，早就开始盛行“宅男”、“毒男”、“电车男”。尽管内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在生活、工作、爱情和家庭中不如意的一群男人，是各自社会中的男性“弱势群体”。

　　在香港，18岁前从未拍拖、每年都自己一个人过生日、月薪低于6000元……这些物质和感情生活的硬件是香港常见的“吊丝”标准。

　　香港“吊丝”中，逃避社会是常见的表现。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隐蔽青年”。在结束学业后，由于能力不足或缺乏信心，他们存有放弃找工的念头，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通过上网浏览网络社群，或玩电子游戏来慰藉自己。更有甚者，产生厌恶社会的情绪，做出自杀、犯罪等过激行为。

　　而“毒男”一词源自“独男”，表现为“明明自己对异性很有兴趣，却从来不敢行动”，每天只躲在计算机后面幻想与自渎。他们同样缺乏自信心，不懂异性间的相处之道。或因性格内向，或因样子长得不够好，而自尊心过强；或因经济问题，觉得自己底气不足。

　　在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战后出生的婴儿潮演变为迷惘的一代，他们同样面临信仰迷失、价值观重建的问题。

　　自工业化以来，在世界各地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加剧分层的过程中，不适应的群体往往容易产生失落感；当腾飞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戛然而止、倒退，原本对未来信心满满的年轻人，甚至整个社会则会产生集体焦虑。

　　吊丝，反映的不是简单的青春情绪，

　　而是集体焦虑

　　“吊丝”所反映的集体焦虑，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折射。有学者认为，“它并不是简单的青春情绪，而是现实社会矛盾不断堆积的征兆。”

　　据统计，2010年我国15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17%。

　　有心理专家分析称，“蚁族”是焦虑情绪最突出的人群。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农村考上大学出来的，家里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他们要买车买房。而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朱崇科看来，今日社会利益集团成形，大量中下层社会出身的青年挤不进上升通道。

　　近日，一份有关部委针对毕业后低收入大学生聚集群体（“蚁族”）的调研报告显示，接近九成的“蚁族”属于“穷二代”。有评论认为，这些青年人是相对弱势的城市群体，在高收入行业，或许缺乏竞争力，但他们最缺的是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

　　“婚恋中的现实压力，加剧了这个群体的焦虑情绪。”柯倩婷指出。“吊丝”的狂欢背后有明显的失落情绪。在今年两会期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有人预计，到2020年左右，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所前所长景天魁就此问题表示，“剩男”的基本特征是自身经济、文化资源处于劣势，多处于婚配中的被动地位。这些找不到配偶的适婚男性，陷于劣势地位，没有话语权，更需要关注。

　　可以说，这种最具有“吊丝”特征的群体焦虑既没有退路，又没有前途。“吊丝”不过是以一种网络亚文化的姿态尝试发出劣势群体的声音，因而才有自嘲，甚至自暴自弃的现象。“曾被批判和抛弃的阿Q重新附体，并成为时代自我安慰的精神资源”，长期研究鲁迅的朱崇科表示，物质上的贫穷，压缩了年轻人的视野和雄心，但自称“吊丝”，并不应该成为生活中的某种借口。

　　当美国年轻人接过祖辈的反叛精神，面对金融资本的掠夺，走上纽约街头宣泄不满的时候，中国的年轻网民正在进行一场“语言狂欢”，从而逃避现实的压力。绝非中国特产的“吊丝”，极具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