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碎杀死同龄人 曾经的留守儿童何以成魔

湖南道县，贺华珠能找出的家里唯一的照片就是儿子的团员证

　　逃离乡村

　　吴艳春和舒照岭体会到父母的不易。2006年，两个16岁的少年决定，离开乡村，去城市打工。

　　读完初二上学期后，吴艳春告诉母亲，不想读书了，“读不进去”。

　　事实上，他的成绩排在年级前5名。贺华珠说，其实他很想读书，只是想着父母太辛苦，就决定辍学出去赚钱。

　　“你这么小，谁会要你。”贺华珠回道。

　　“哥哥一个学期要四千多块钱，如果我还读，你们赚得到那么多钱吗？就算我考上了，你们有钱送我去读吗？送不了，不如干脆趁早出去。”

　　贺华珠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只能看着儿子，背过身，默默流泪。

　　在怀化读了半年职业学校后，趁着暑假回家，舒照岭也跟母亲说不想再读书。

　　“不想学，学出来还不是一样出去打工，不如早点让我姐带我出去，不浪费那个读书的钱。”

　　杨喜云没有激烈地反对，她知道，儿子没读书的天分，“贪玩，天真，活泼，一点都不爱学习。”

　　当年下半年，吴艳春来到东莞，投靠了在东城祖山开小工厂的堂姐。舒照岭则跟随姐姐奔赴浙江宁波。

　　初入城市，两个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

　　吴艳春告诉堂姐，他一定要和她一样，在这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在隔壁房间里辗转反侧，一晚上没睡着。

　　舒照岭跟姐姐说，他要赚大钱，快点帮家里把欠下的债还清，再把爸妈接到宁波一起过。

　　但很快，他们的兴奋被每日繁琐、重复的工作消磨殆尽，接踵而来的是驱赶不走的疲惫。

　　吴艳春在堂姐的工厂里做杂工，每个月只有500块钱。尽管堂姐不会让他做太粗重的活，但他仍觉得这跟当初想出来时想象的不一样。

　　“他以为出来赚钱会很容易。厂里的技术工工资相对高一些，他就会想，为什么别人能赚那么多，自己就不能。”

　　舒照岭进入宁波的一家酒店工作，每月900块钱。发工资的第一个月，他跑到邮局给家里寄了500块钱。他打电话告诉母亲，能赚钱养活自己了，不要担心。

　　在酒店做服务员，端饭、倒酒、洗盘子，让舒照岭多少觉得没有面子。在朋友面前，他从不提起工作，但朋友总能从他衣服上闻出味道来，少不了调侃一番。

　　每天对着一大盆一大盆的泔水，舒照岭开始向姐姐抱怨，不知道靠这样赚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家里的债务还清。

　　吴艳春和舒照岭把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坚持做到了当年底。他们已经意识到，学好一门技术，才有更好的未来。

　　摆脱亲人

　　2006年农历十二月，吴艳春的奶奶去世。这对于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他没有跟堂姐告别，收拾行李匆匆回到家中。

　　舒照岭的奶奶也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过世。

　　奶奶的后事安妥后，吴艳春留在家里过了春节。舒照岭则在宁波和姐姐一起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

　　自此，在外过年便成了舒照岭的常态。直到被杀前，惟有2008年，他在母亲的要求下才回家过年。也是在那一年，杨喜云希望把儿子留在家里。没想到，舒照岭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去了火车站。纸条写着：妈，走了，别担心，在外面挺好。

　　姐姐说，其实舒照岭特别想家，年前就老跟她提什么时候回家。但等春节临近，母亲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家，他却说“没赚到什么钱，车费太贵，就不回了”。

　　过年的那段时间里，舒照岭经常跟姐姐唠叨自己的理想，“只要能自己当老板，做什么都行”。

　　吴艳春则不同，每年春节都如期回家。但每次回家，都会受到刺激。“邻居家一年变一个样，他们家却一直未变。”吴先勇说。

　　年后，吴艳春不想再回到城市。他跟母亲说：“我想读书，在外面打工不好，学不了什么技术。”

　　“打工了还怎么读得进去书，心都玩野了。”贺华珠不赞成。

　　“我没有文化，就什么都学不了，有文化多好，别人都用上电脑了，我什么也不会。”吴艳春多少有些沮丧。

　　“家里没有钱，用什么读？”

　　贺华珠的一句话，让儿子不得不接受现实，“算了，还是靠打工维持生活好了。”

　　进入社会，有了各自的交际圈后，两个年轻人都急于摆脱亲人的束缚。吴艳春不想再回到堂姐的工厂，舒照岭也不想再跟姐姐一起。“就是嫌我们管他们太多，想要自由。”

　　2007年初，吴艳春独自来到广东惠州，进入一家鞋厂。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骗他进入传销组织的女孩。

　　几乎同时，舒照岭进入宁波的一家理发店学起了理发。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跟他一起创业的男孩。

　　随后一年多，他们在各自的城市里过着相对安稳的打工生活。直到2009年下半年，生活轨迹再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