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者的乡建破局

2004年，温铁军在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授课。图/CFP

　　从“维权”转向“乡建”，他们努力让村庄摆脱分裂，人与人之间不再疏离

　　在当地政府的眼里，杨云标依然是一个“破坏分子“。

　　不久前，他派团队里的一个人跟镇政府谈合作——他们有一支成型的文艺队，在宣传计划生育和各项政策上颇有心得，看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些扶持。镇上的领导闪烁其词，但不信任早已写在了脸上。

　　湖北房县三岔村的向昌海，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事实上，在很多年之前，两人都已经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从之前的维权领袖，成为一名乡村建设分子。杨云标现在是安徽南塘兴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昌海是三岔村合作社的董事长。

　　这一身份转换的背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蓬勃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由温铁军主持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下称“乡建中心”），是这一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双输”困局

　　上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农村暗流涌动。在1994年的税费改革中财力大损的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增加税费的方式，试图把在改革中失去的财力，从农民身上补回来。

　　向昌海所在的三岔村，人均水田0.4亩、旱地0.54亩，人均年收入不足900元，每年的税费却达到了163元；而杨云标所在安徽南塘村，人均税费最高时竟然达到了300多元。

　　2000年3月，湖北省棋盘乡党委书记上书朱（钅＋容）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种税费征收的任意性，还带来了乡村政权和基层政府的大面积腐败。由于吃喝严重，三岔村最后不得不卖掉了村委会大院。

　　不堪忍受的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各地的维权运动接连不断。由温铁军任社长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因关注农民问题，也成为信访的重地。在此做兼职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白亚丽，每天都会收到摁满手印的信访材料。

　　大学刚刚毕业的杨云标，带着女朋友回了老家，打算在此专心备考律师资格证。伸冤无门的村民就像遇上了救星，很快找上门来，向法律专业出身的他求助。

　　退伍军人向昌海则组织村民学习政策和法律，让在上访中一度迷惘的村民，重新坚定了方向。

　　1998年11月3日夜里11点，杨云标家里来了7个镇政府的人，对从睡梦中惊醒的杨说：“跟我们去镇里，有话要问你。”

　　初衷只是给村民写材料的杨云标从此惹祸上身。受到惊吓的女朋友离他而去，他家的门上也被人贴上了“再告状，小心你的脑袋”的恐吓信。

　　2001年，温铁军开始把此前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进行调研、培训和试验。他结合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新乡村建设”作为支农活动的名称。

　　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查室派出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杨云标家，对他的举报行为表示肯定，并开始调查南塘村的账目。最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7万多元公款，村干部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同一年，三岔村的问题也引起十堰市领导的重视，市长批示立即查账。2001年6月，房县经管站确认了村组干部中有16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挪用公款等经济问题。

　　维权取得了胜利，但杨云标并没有感到快乐。由于被赶下台的村干部往往代表着一方家族势力，村庄变得更加分裂。“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村庄更加对抗，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离，生活在其中的人更没有安全感。”他承认，常年的维权带来的后果是“双输”。

　　2003年暑假，白亚丽去了一趟南塘村，发现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干群矛盾非常突出。一个老人死了很久，身体都发臭了，耳朵被老鼠咬掉一只，他的6个儿子竟然浑然不觉。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维权积极分子唐殿林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则被选为村会计。

　　2001年8月，三岔村村委会选举。向昌海众望所归，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当上村干部后，站在此前自己反对者的位置上，杨云标有了更多的反思。他发现，村干部有时候非常无奈，身不由己。“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的是让老百姓来选，是民主的，村官要对农民负责。但是实际的村干部的运行，你要对乡镇政府负责。你所干的工作都是乡政府安排的，你干得好与不好是乡政府来评价，福利考评是乡政府来做。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是有冲突的，村干部正好夹在中间，他实际上是扭曲的。”

　　向昌海也有这样的困惑。2004年，他对来村里调研的白亚丽说，他的工作，也就是调节家庭矛盾，上面来视察，负责接待吃喝，配合上面做一些最基本的村务管理。“最多也就是推进一下产业化”。

　　先提神，再合作

　　2002年，杨云标参加了一场由温铁军主办、主题是乡村建设的会议。一位来自香港的刘健芝老师的发言，让他深受启发。她说，我们是为了生活更美好，而不是为了抗争。“以前做维权，不是因为他恨，而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乡村变得不是他想象的样子了，所以要抗争。”杨云标的朋友、目前在南塘合作社做志愿者的高琳说。

　　白亚丽说，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何志雄将这个逻辑归纳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原子化的农民的利益容易被市场忽略，通过合作，可以提升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