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压制媒体曝光他与梦露的风流韵事(图)

　　本文摘自《肯尼迪传》，[美]罗伯特·达莱克，中信出版社，2005.1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把所有繁缛礼节和文案工作塞进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残酷的事情跟我一样你痛恨这种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这份看起来叫人十分头疼的差事面前畏缩之前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我很累而且我想见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只是告诉蒂什（Tish）[·鲍德里奇（Baldrige），白宫的社交秘书]她吃惊得差点晕了过去我永远不会出去午餐、茶会、授级仪式、讲话等等。整整2个月的时间，一切都乱了套。现在，这已经成了惯例……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如今，我在这里的生活，曾经让我感到恐怖起初令我不知所措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因为这个位置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我在白宫绝对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我的生活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虽然可怕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令约翰·F·肯尼迪怒火中烧的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一是杰基的奢侈。她花起钱来根本不考虑成本，因而肯尼迪指责说她在动用他的本钱。白宫的正式交际预算根本不够她的花消，结果肯尼迪只好自己掏腰包。超支问题叫他无比烦恼，便请来一位著名的会计师帮助约束杰基在各种仪式活动方面的支出。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杰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个人花费超过了她丈夫每年10万美元的薪水，其中大部分用来购置服装。有一天，当一位议员走进椭圆型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狂躁不安的肯尼迪给他看杰基用来购买衣服的4万美元账单。“如果你的妻子这么做，你会怎么办？”约翰·F·肯尼迪问道。那天晚上，肯尼迪当着本·布拉德利和他妻子的面朝杰基发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杰基温顺地反驳说她对此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她说她好像并没有买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

　　令肯尼迪痛苦得多的是，1961年12月，乔·肯尼迪中风了。虽然医生们劝说他用抗凝血剂应对预警征兆，但是不喜欢失去控制、拒绝承认自己虚弱的乔却拒不接受他们的忠告。1961年圣诞周期间，他在他的棕榈滩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突然病倒，被急忙送到了一个当地医院。一个牧师在医院里为他做了最后的祷告仪式。听说他父亲得了中风、有生命危险，肯尼迪飞到了他的床边。虽然没有失去知觉，但乔有2天时间不认得自己的儿子。那次中风造成了乔右半身偏瘫，且无法清楚地说话。在他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他挣扎着想说话、走路。后来的2次心脏病发作使得他的偏瘫更加严重。我们不难想像，乔很少能够连贯的语句和生命活力的丧失多么令他儿子伤心。他的家族历来重视体育活动、身体健美和自我控制，因而乔依赖他人照料自己最基本的需求的情形一定让约翰·F·肯尼迪痛苦地想到了他自己孱弱的身体。

　　面对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之一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的节奏玩弄女性。他在担任总统前那种沾花惹草的习性他所敬慕的像墨尔本大人和他父亲那样的英国贵族所树立的榜样，他的健康问题造成的短命感，以及他哥哥和姐姐的英年早逝仍然左右着他的行为。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可能离核战争有多么近，而这一点更加激发了肯尼迪的欲望：要最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要尽可能多地享受放纵的私生活。当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肩负过同样的重担，但他们并没有这类行为。可是，肯尼迪玩弄女性的习性由来已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前景可能给他原本就可能表现出的行为增添了一些合理性。

　　当然，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行为一直是他的一种娱乐形式，但现在，这种习性还能让他从前所未有的日常压力中得到一种放松。肯尼迪与数名妇女有染，包括杰基的新闻秘书帕梅拉·特纳（Pamela Turnure）；本·布拉德利的弟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被人们戏称为“闲聊”和“胡扯”的白宫的2个秘书；因与萨姆·詹卡纳（Sam Giancana）这样的黑帮老大关系密切而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以及一个大学二年级“又高又苗条的漂亮”女生、有2个暑假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实习生。（她“没有什么能力，”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回忆说。“她不会打字。”）此外，还有戴夫·鲍尔斯花钱请来的好莱坞明星和小明星以及应召女郎。鲍尔斯是个宫廷小丑的角色，为肯尼迪提供放纵机会，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饭店和游泳池、在白宫安排幽会。

　　肯尼迪还有些轻率愚蠢的行为。在1961年12月的百慕大会议期间，他告诉哈罗德·麦克米兰，假如他3天没有女人，就会剧烈头疼。但有时，他的幽会所包含的内容却不仅仅是性。他那紧张的婚姻关系以及他那不得离婚的公众地位也许是他与玛丽·迈耶发生风流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迈耶是个漂亮、聪明、成熟的女性，来自赫赫有名的平肖家族。更重要的是，她对他来说是一种慰籍。“他可以跟她一起享受生活，”约翰·F·肯尼迪传记作家赫伯特·帕米特这么写道。“他可以以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话，他们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她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力量。她理解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自命不凡之徒。在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可以抛在一边。他可以和她一起嘲笑他所看到的在他的权力中心周围所有的荒唐之事。”迈耶相信，肯尼迪爱她，而且如果不是无法控制的情形的话，他们会永远厮守在一起。肯尼迪很显然并不这么看。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本·布拉德利，“跟玛丽一起生活很难。”但是，毫无疑问，与许多其他女人相比，迈耶对于他更加重要。

　　肯尼迪一定还获得过另外一种宽慰，即他能够将自己与玛丽·迈耶的-一事瞒过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说，他曾经“听说过他在读本科的时候是如何到处播情的故事……我时不时地听人们描述"杰克的女朋友之一"。当他还是个候选人的时候，这从来不是我的记者朋友们的首要话……在那些日子里，记者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某个政治家朋友进行全面的联邦调查局式的现场调查。我的朋友们一直无法理解我对他的所作所为的不知情，尤其是在得知……玛丽·迈耶一直是肯尼迪的女朋友之一后。随它去吧。我只能再次说我对肯尼迪的性生活一无所知，声明我为曝光的细节感到震惊，为这种残酷无情感到震惊，为其中一定涉及到的托词感到震惊”。

　　即便肯尼迪担心过杰基的感受，她谨小慎微地避免与他在他玩弄女性问题上当面冲撞的做法也促使他将这种担忧抛在了脑后。但是，她对自己丈夫的行为并不抱有幻想。1961年，在他们访问加拿大结束时，就在总统和杰基向迎宾队伍中的人们道别的时候，看到迎宾队伍中有一个“金发小娇娃”约翰·F·肯尼迪的军事助理戈弗雷·麦克休（Godfrey McHugh）将军这么描述她杰基“愤怒地车转身”，用法文对站在她身后的麦克休和戴夫·鲍尔斯说，“你们为我丈夫招募了这个女人难道还不够糟糕，接着你们还要羞辱我，让我跟她握手！”有一天，当她陪伴一名巴黎新闻记者参观白宫的时候，她在他们经过“闲聊”的时候用法文对他说，“这就是据说跟我丈夫睡觉的姑娘。”杰基似乎以为她的话不会让一个老于世故的法国人惊讶，但他对塞林杰的一个助手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杰基的格调与罗斯否认乔的风流韵事、拒绝与他发生冲撞的做法很相似。杰基尽量让肯尼迪的职员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在白宫、什么时候回到白宫，这样用一位海军助手的话说总统可以让他的“朋友们”回避一下。这并不是说杰基认可她丈夫的不贞行为。很显然，她对此非常气恼、郁闷，但她选择了容忍。

　　有关有关约翰·F·肯尼迪与梦露以及博比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几乎赶上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报道规模。肯尼迪的妹夫、演员彼得·劳福德称这些猜测为“垃圾”。但是，白宫记录中显示的梦露打给肯尼迪的无数电话，却表明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熟人关系。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肯尼迪显然十分清楚，有关与梦露这样一个著名的乱性女人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对他的总统地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新闻界潜在的泄密是否给肯尼迪造成了重大政治伤害呢？他不这么认为。1962年，他仍然相信，虽然街头小报、刊物可能会报道有关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绯闻，但主流媒体在评论总统私人行为时还会坚持传统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令他宽心不少。新闻办公室得到消息说，有一个记者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问起这件事。肯尼迪那天特别小心，只邀请了他信任的新闻记者，而那一威胁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此外，正如塞林杰的助手巴巴拉·加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断定的那样，新闻界有那么多人性生活混乱不堪，因此，要他们去追究肯尼迪将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伪君子行为。

　　肯尼迪还暗示新闻界应当小心。1962年2月，《时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关总统的封面报道。肯尼迪将《时代》杂志的记者休·赛迪叫到白宫。“我从来没有摆姿势拍过任何照片，”他斥责赛迪。“让《绅士季刊》（这是一份特别取悦于同性恋的杂志）拍照片的总统一定是个疯子……我不是在开玩笑，”肯尼迪威胁道。“我对这种事真他恶心、厌倦透顶。这统统都是谎言……你们打算要拿我怎么样？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在肯尼迪的恐吓下，赛迪答应撤回那篇文章。

　　同样，1962年5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约翰·F·肯尼迪45岁生日晚会被大量报道后在那天的晚会上，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身穿银光闪闪的紧身衣为总统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乐》有关肯尼迪与梦露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有令白宫尴尬的危险。肯尼迪让现在在他的政府里任职的纽约从前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场制止流言的运动。这位前记者让他的助手告诉编辑们，他代表总统说话，而有关总统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但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总是满足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记者们不愿意破坏的微妙关系。在1956年的大会上，当肯尼迪身穿T恤衫和短裤准备走出他的饭店卧室、到客厅接一个电话时，有个助手说，“你不能穿着短裤出去，那里有记者和摄影师。”“我知道这些伙计，”肯尼迪大声回答，以便让他们听见。“他们不会占我的便宜。”

　　肯尼迪的机智和口才对于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辛苦耕耘过的新闻记者们来说尤其感到亲切当时的总统常常令媒体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日上的2部电视专辑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肯尼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杰基带人们参观白宫这个政府大厦，介绍了白宫的重建工程媒体因此更加敬重肯尼迪夫妇，从而记者们不大可能去破坏约翰·F·肯尼迪作为一个顾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肯尼迪之所以受到新闻界和公众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杰基给白宫带来的魅力。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十分欣赏高雅文化，但在他们眼里，总统和第一夫人是美国的贵族。他们举办的很有品味的白宫晚会总统一身白领带、燕尾服的装束和肯尼迪夫人最入时的礼服打扮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国内外最优秀、最聪颖阶层的联系，令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约翰·F·肯尼迪的领导下不仅正在重新树立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还是进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这个国家不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总统和第一夫人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老牌贵族。无论以上的感觉中有些方面多么脱离实际，对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来说，努力维持其对公众想像力的控制却是一种绝顶的政治手腕。

　　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对于自己能否控制联邦调查局却没有多大把握。1962年3月，胡佛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有情报表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与黑帮人物有关系，从此肯尼迪不再与她见面。而且显然，他已经不接听她的电话。胡佛并没有约翰逊告诉一些记者“抓住杰克·肯尼迪的小辫子”。胡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他之所以继续任职，是因为肯尼迪的好意。尽管如此，肯尼迪也许以为，如果胡佛准备跟他断交，他会在离任之前试图把他拉下台。

　　肯尼迪玩弄妇女成性的行为有没有让他从政务上分心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样，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但是，肯尼迪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给予柏林或者其他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那种关注投放在越南上，并不是总统心神紊乱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决心不想让越南问题对于他的政府来说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审查肯尼迪的白宫日程安排，人们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在他眼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他对于自己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断。与外交政策问题相比，有些国内事务获得他的关注相对较少。但是，有关他过于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无暇理会总统的重要事宜的猜测，却没有他日常活动记录的支持。而且，根据研究肯尼迪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说法，总体上说，寻花问柳“比在网球上花的时间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宫15个月后，肯尼迪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玩弄女性的习性妨碍了他执掌政府、领导国家的能力。

　　尽管是这样的趋势，而且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趋势的缘故，肯尼迪无法忽略黑人对依法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美籍非洲裔选民们仍然是民主党最可靠的支持者。因此，11月20日，肯尼迪出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考虑，终于宣布决定要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公共住宅实行种族融合。

　　肯尼迪一方面等待着伴随他签署的行政命令而产生的强烈反应，一方面担心有关他私人生活的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以及这些消息可能会对他的总统地位造成的破坏。他仍然相信，主流媒体不会宣传他的风流韵事。但是，当关于玛丽莲·梦露与约翰·F·肯尼迪之间暧昧关系的谣传开始出现在花边专栏里时，肯尼迪采取了一系列制止行动。他请从前的新闻记者、和平队的监察长威廉·哈达德去“见见编辑们。告诉他们你在代表我说话，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真的”，肯尼迪说。哈达德后来告诉理查德·里夫斯，“他骗了我。他利用了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的信用。”哈达德显然已经相信到处流传的有关约翰·F·肯尼迪与梦露之间的许多故事。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报道以及博比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几乎赶上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报道规模。肯尼迪的妹夫、演员彼得·劳福德称这些猜测为“垃圾”。但是，白宫记录中显示的梦露打给肯尼迪的无数电话，却表明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熟人关系。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肯尼迪显然十分清楚，有关与梦露这样一个著名的乱性女人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对他的总统地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肯尼迪对自己的公共形象的担忧延伸到了医疗领域。由于他相信，与他沾花惹草的传闻相比，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的消息更加可能被披露（而且更加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他在公开自己与诸多医生的交往方面更加谨慎。根据乔治·伯克利的说法，肯尼迪非常担心给人一种“身体受到损伤……要求有医生时常监护”的印象，因而避免让“某个医务人员总是在他的身边”。

　　肯尼迪觉得尤其必须抑制大家私下里对特拉维尔和雅各布森给他注射药物的担忧。1962年12月，汉斯·克劳斯对他说，“如果我再听到他接受打针的消息，我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公开。任何一个手指头控制着红色按钮的总统都不会跟这种针发生关系。”此外，克劳斯告诉伊夫林·林肯，“如果特拉维尔大夫继续提出有关总统健康方面的建议和暗示，他就甩手不干了。他说，这个问题只能是"是"或者"否"他对似是而非的中间战术没有兴趣。” 尤金·科恩也告诫肯尼迪，特拉维尔是“你健康的潜在威胁”。肯尼迪同意他的脊背毛病的医治权不再由特拉维尔控制，完全交给伯克利和克劳斯。但是，为了确保不疏远特拉维尔，同时防止她向新闻界透露他的身体状况，肯尼迪还是把她作为一名内科医生留在白宫，并继续称她是负责他保健工作的主要医生。然而，事实上，从1963年6月起，未经伯克利的批准，她已经不能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为白宫的任何人安排医疗服务了。

　　但是，虽然雅各布森和特拉维尔在肯尼迪的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但他们两人都在继续参与他的护理。在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各布森时常为了专业目的走访白宫。很多人都知道，博比在6月指示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实验室分析雅各布森注射到他哥哥脊背里的物质。博比担心总统可能会对雅各布森用的苯丙胺上瘾。但是，由于实验室的测试没有最终结果，雅各布森至少在1962年秋季期间被允许继续为肯尼迪治疗。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