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公司董事挤上救生艇(图)

　　“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惨剧发生之后，媒体和国会的听证会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展示了人性的多样性。

　　白星航运公司 （“泰坦尼克”号的船东）的董事J·布鲁斯·伊斯梅从来就不喜欢“泰坦尼克”号的船长爱德华·史密斯和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在船只下沉时，伊斯梅挤上了一艘载着妇女儿童的救生艇，这使他的下半辈子都背负着骂名。

　　关于伊斯梅是如何从“泰坦尼克”号上逃脱的，流传着很多个版本。一些目击者认为他趁第一艘救生艇即将下水时偷偷溜了进去，一些则认为他从人群中挤到救生艇前，并以开枪相威胁，最终搭上了救生艇的末班车而离开。而伊斯梅自己则坚持他坐上救生艇的时候，“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他对于船上还有1500多人完全不知情。

　　据说，“泰坦尼克”号上只装备了16艘救生艇也正是伊斯梅的主意。伊斯梅在“泰坦尼克”号的规划会议上曾经问了这么一句话：“这艘大家伙本身就是个大救生艇，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费神装那些小艇，弄得甲板上乱糟糟的呢？ ”当船驶入冰山区域内时，据说也是伊斯梅命令船长保持原速前进。

　　伊斯梅认为“泰坦尼克”号是 “永不沉没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无线电系统理应能够及时发送求救信息，呼叫其它船只前来救援，赶在船只沉没前挽救乘客。但是，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当天，船上的无线电系统出现故障，直到船撞冰山前才将故障排除。“泰坦尼克”号错过了其它船只发送的警告冰山出没的信息，而距离“泰坦尼克”号不远的船只也因被冰山环绕而无法及时赶来救援。

　　当然，面对生死抉择，有些人选择绅士般的死亡。携带佣人、司机等共同登船的富豪本杰明·古根海姆看到女性登上救生艇之后明白自己没有获救机会，他返回自己的船舱，穿上了自己的晚礼服。据说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准备像一个绅士一样下沉。如果这真的发生了，告诉我的妻子，我已经尽自己所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

　　63岁的老妇艾达·斯特劳斯拒绝抛下丈夫、梅西百货的创始人伊斯多独自逃生。艾达当时几乎已经上了8号救生艇，但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又回来和伊斯多待在一起，她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她把自己在艇里的位置给了一个年轻的女佣，还把自己的毛皮大衣也甩给了这个女佣，说“我再也用不着它了！”斯特劳斯夫妇最后的时刻是一起坐在甲板上，等待着巨浪将他们吞没。

　　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问负责救生艇的船员，他可否陪同正怀着身孕的妻子马德琳上艇，那个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阿斯德当时已有资产8700多万美元，加上他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1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亿万富翁，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富的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船员中也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二副赫伯特·莱托勒曾遭遇过沉船和飓风，但均平安脱险。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时，莱托勒脱离了观察岗位，但他随后成为了最积极帮助妇女儿童登上救生艇的船员。他知道，即使所有的救生艇全部塞满人，大概也只能承载船上一半的乘客。最后，有人劝他上救生艇，他坚定地回答说：“绝对不行。”为了整理最后一艘救生艇，莱托勒被大浪卷走。但随后一个引擎发生爆炸，将莱托勒带回到了海面，他抓住了一艘倾覆的救生艇，有30个人和他一样正绝望地抓着这最后一根稻草。莱托勒侥幸熬过了冰水带来的体温过低的危机，他成为最后获救的一批幸存者之一。

　　“泰坦尼克”号上“妇女儿童优先”的逃生口号并非是虚构，但是，逃生的几率主要取决于乘客当时所在的船舱等级。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救生船不够。尽管很多人 （超过1500人）遇难，但乘客注意遵守"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使得英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可以找到一些安慰”统计数据表明，“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这是“泰坦尼克”号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

　　但波普诺接下来揭示的数据却十分残酷，他继续写道：“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 ”

　　这是人类社会更为强悍的另一条规则。

　　于是，波普诺毫不客气地修改了曾使英国人颇感“安慰”的“社会规范”：“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


　　“永不沉没”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海上

　　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纪念集会上，白星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他们那么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

　　三类不同舱位的幸存几率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泰坦尼克”号和别的客轮一样，将存放救生艇的区域安排在了头等舱和二等舱附近，以降低富人和中产阶级乘客对航海风险的担心，当时所有的轮船都是这样设计的。

　　其二，下水逃生的安排也保持了这个相同的逻辑，即头等舱、二等舱优先，而不是后来盛传的“妇女儿童优先”。

　　就儿童而论，一、二等舱共有儿童32人，只有一人死亡；三等舱的儿童有75人，死亡55人，毋庸讳言，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成了生命的筹码。

　　一、二等舱乘客中的遇难者有很多要么是盲目相信“泰坦尼克”号是“不沉之船”，要么是在等待家人时错过了逃生的机会，而幸存下来的三等舱乘客，大多数是在跳入水中之后才搭上救生艇。

　　幸存者之一、丹麦女乘客卡拉·简森事后写道，在幸存者被转移到“卡帕西亚”号上之后，船上开始弥漫起悲伤的气氛。

　　幸存者们意识到了在自己家庭中，有人已经永远地葬身海底。妇女们“有些人坐在甲板上，盯着天空发呆……有些人走来走去哭喊着男人的名字，还有些人躺下来默默哭泣。另一些人无法承受这一事实，我们好几次看到有人的尸体被裹上帆布，放到海中。 ”

　　《新闻周刊》在报道的最后写道，号称“永不沉没”却终究倾覆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泰坦尼克”号身上，在金融世界里也一样会出现，比如雷曼兄弟公司就撞上了冰山。

　　再好的系统，再多的钱，再聪明的工程师，再可靠的设计也不起作用，世界上没有“完美”这样东西，因为驾驶者正以鲁莽的速度驾驶大船前进。在驶向未知的深海之前，我们应该自问一下，船上是否为三等舱的乘客准备了足够的救生艇？

　　（《新闻晚报》2012年4月8日 朱静远）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