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明辉：中国从国际援助项目毕业已成必然

　　应该说，来自西方世界的捐助减少，使全球的疾病防控和健康问题都面临很大威胁。

　　就中国而言，资金困难是全球基金削减对华项目资金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里也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卫生援助形势的变化。

　　《望东方周刊》：这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任明辉：“全球基金”每年至少征集和批准一轮项目。按照“全球基金”的一般程序，一般一个项目为5年，前3年为第一期，后2年为第二期。去年年底“全球基金”决定取消每年新一轮项目发布，还决定对20国集团中疾病负担未达到“极端严重”的国家，都没有资格申请当前项目的二期经费。在此情况下，中国现有二期项目全部取消，涉及金额约6.8亿美元。按照原有计划和政策，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本来还可以拿到6亿多美元的资金。

　　2011年12月的“国际艾滋病日”，温家宝总理到中国疾控中心考察工作。当时就有国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提出这个问题，说因为“全球基金”取消新一轮项目发布，没有钱了。总理当时就讲，要由中央财政把这部分钱承担起来。卫生部也上报了相关材料，中央领导批示由财政部研究解决。

　　从操作层面上讲，药费这块国家来弥补是没问题的，但可能有些经费存在问题。现在按照我国的政策，国家财政的钱主要用于补助需方，如买药；加强能力建设，如买设备；用于开展工作的经费相对较少，一般不能用于人工和办公运转等。现在要由财政弥补非政府组织所必须的工作经费，还需要进一步与财政沟通和协商。财政部就提出，虽然可以支持非政府组织经费，但是要明确管理机制。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国际化日益明显的今天，做好国内的疾病防控工作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比如我们从“全球基金”申请到的有关疟疾的经费，70%多都放在了中缅边境。因为中国自己这个疾病已经有效控制，现有的都在云南边境。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个在英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在缅甸北部做这些项目。我们仅仅在家门口是守不住疫情的传入的，必须把防线再前伸一步。现在，云南在搞西南大通道、桥头堡建设，对我们来讲，就是担心跨境传染病传播，包括未来人员交流增多以后的防控问题。

　　再比如脊髓灰质炎，我们已经消灭十多年了。但2011年周边国家的输入性病例，又让我们在国内一些地区进行了三轮强化免疫，目前仍在进行，而且计划派出专家协助相关国家消除脊髓灰质炎。周边国家不消除疟疾，我们就不可能消除疟疾。周边国家不消除脊髓灰质炎，我们也不能指望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

　　从周边国家看，东南亚以及中亚国家的传染病输入风险很大。另外在非洲，随着我们国家去那里的企业越来越多，如果那里的疾控体系崩溃，会给我们带来输入性疫情。像广东有一些非法移民，也存在疾病传播的危险。今年1月18日，中央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陈竺部长专门提出了边境疾控和全球卫生问题。陈部长觉得，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应制订中国的全球卫生战略

　　《望东方周刊》：以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是应该继续受援，还是更积极主动去消除境外对我们的传染病威胁？

　　任明辉：让“中国毕业”的呼声实际上一直都有。“全球基金”有两个期望：第一个就是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提前毕业”。

　　俄罗斯在2009年宣布，不再从“全球基金”申请项目。据了解，当时俄罗斯和西方八国集团的关系比较紧张，希望通过这个进行改善。此外，俄罗斯对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无法满足“全球基金”的要求。所以，它干脆提出来不作为“全球基金”的受援国。

　　这件事情给“全球基金”带来了一定的教训。经过这几年，“全球基金”认为，俄罗斯自己并没有弥补“全球基金”离开后带来的空白，有些情况恶化了。当时的退出对俄罗斯三大疾病防控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因此在“全球基金”内部来说，既希望中国像俄罗斯那样，不再接受援助、甚至退还资金，第二又希望中国不要出现俄罗斯那样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基金”削减对华援助具有一定必然性。除“全球基金”外，国际卫生发展援助机构整体对华的投入正在减少，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会有继续保持减少的势头。中国从国际援助项目“毕业”，由国家财政更多地承担重大疾病防控任务，已成必然。

　　对于我们来讲，从2011年年初就开始研究制订方案：如果我们要提前“毕业”，什么时候合适、什么形式合适等等。“全球基金”对我国来说，不仅仅是经费的支持。有其他很多东西，比如防控技术、经验、理念等等，可以通过“全球基金”这个渠道得到。

　　《望东方周刊》：目前国际援助对中国卫生疾控领域的影响有多大？对外援助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任明辉：到2012年底，中国所有卫生方面的双边援助项目都要结束了。目前，我们还在谈一个英国的项目。

　　过去最多时，卫生部一年从国际项目新申请的资金有五六亿美元。但到2011年，大约有400万美元，而且主要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等等，基本没有来自国外政府的。

　　中国的对外援助由卫生部、商务部两部分组成，另外就是一些企业自己的行为。比如在非洲，卫生部主要是派出医疗队，带去药品、医疗器械等等，每年大约是5亿多人民币。商务部的援助可能比较多。2011年中央召开了关于援外的专门会议，提出把更多的经费使用在卫生、教育、农业这些民生项目上，比如修建医院、公共卫生设施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是一个援外、受援交叉的阶段。但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全球卫生战略。因为我们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全球化，必须需要一个更有全球视野的卫生合作视角和布局。世界上任何一地的疫情都可能影响到我们。

　　这种全球卫生战略，和过去的对外援助是不同的概念。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并聘用50多个人。这是因为它在中国有经济利益，必须保证在中国发生的任何疾病都是可控的，可以被监测，并及时获得相关的第一手信息。

　　5年前，卫生部与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研究中心等机构就开始全球卫生战略方面的研究。初步想法是，将卫生外交进一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在一些区域性大国可以增设卫生参赞，负责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大全球卫生人才培养，改善在国际组织的中国职员代表性。深入参与国际组织的理事机构和全球卫生治理结构改革。加强全球卫生研究，增强科研与政策的转化力度。

　　美国有专门的全球卫生战略，日本有，瑞士也有。这个战略明确，它在对外援助里面，必须有多少投入到卫生方面，直接或间接保证它自身的卫生安全。从这种角度讲，我们应该改变观念、重新审视我们对外援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