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憋屈事：“天照大神”被篡改为祖宗(组图)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近日，记者采访了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先生，从一个人性化的视角“傀儡皇帝”溥仪的憋屈事儿，来解读伪满洲国那段历史，其意义绝不仅仅是让人们了解当年溥仪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溥仪这个伪满洲国皇帝的遭遇，告诉今人当亡国奴的滋味，使人们体会到"皇帝"尚且如此，寻常百姓又当怎样度日”。

　　80年前的1932年3月9日，溥仪在今天的长春“道台府展览馆”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本想借助日本势力复辟的溥仪事与愿违地陷入了憋屈不断的泥潭中，在背叛祖国、违背祖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憋屈一：

　　“爹来了”竟引发外交冲突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溥仪虽然继承的是光绪的帝位，实际上却是光绪同父异母兄弟载沣的儿子。据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介绍，1934年7月，溥仪由“执政”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后不久，他的父亲载沣等人来长春看他。溥仪为了隆重迎接，派出“宫内府”护军，由佟济熙率领，到长春火车站(那时的长春站也叫“日本站”，属于“满铁”范围)列队欢迎。

　　第二天，关东军司令部派人以日本大使馆名义向溥仪提出抗议：“铁路两侧是"满铁附属地"范围，除日军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要保证今后再不得发生同类事件。”溥仪只好派人向关东军司令部道歉并做了保证。

　　“在当时的情况下，"满铁"和伪满洲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溥仪派兵进入"满铁附属地"就相当于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王庆祥点评道，“关东军拿"皇帝"开刀，目的是表明"满铁附属地"的神圣不可侵犯，也是在警告溥仪你已经是伪满洲国的君主了，要注意与过去划清界线。”

　　憋屈二：

　　“金口玉言”的威力不在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在档案里，而且还具有着无比强大的威力。身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清朝末年也曾享有这样的“尊荣”。然而，在伪满洲国想重温旧梦的“康德皇帝”却再也没有“金口玉言”的威力了，这一点在他无权选任“国务总理”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据王庆祥介绍，1935年5月，日本众议院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郑孝胥应询发表意见说：“日本扶助"满洲国"有如子女，太溺爱了。如今"满洲国"独立三年了，也应该让它学着走两步了。”这话传到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那里，他认为郑孝胥有“抗逆情绪”，便对溥仪说：“郑总理倦勤思退，可让他养老，另换一位总理大臣。”溥仪也早想换掉郑孝胥了，于是向南次郎推荐伪民政部大臣臧式毅继任，南次郎却拒绝称“另有人选”。郑孝胥被迫辞职，在上辞职奏折时还附上一份“内阁”改组名单，举荐“间岛”省长蔡运升继任“总理”，但关东军司令官提出的人选是“军政大臣”张景惠，溥仪只好依从。1935年5月21日，郑孝胥辞职，张景惠于22日继任伪总理兼“协和会长”。

　　王庆祥认为，溥仪身为伪满洲国皇帝，连伪总理的任命权都没有，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

　　憋屈三：

　　“帝室御用挂”事事替溥仪做主

　　翻阅伪满洲国厚重的史料，人们不难发现，从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开始，溥仪的一切行动就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溥仪做“执政”时，关东军在溥仪身边设“侍从武官”，由日本人石丸志都磨担任，后来代之以“帝室御用挂”(依照日本皇室制度而设，为“内廷行走”或“皇室秘书”之意)。

　　“帝室御用挂”是一个特别的官职，是关东军的化身，负责监视、控制、指挥溥仪。首任“帝室御用挂”为吉冈安直，他是日本鹿儿岛人，曾任鹿儿岛日军联队大队长、日军驻天津司令部参谋、日本士官学校战史教官等职。由于他与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有所接触，便被派到溥仪身边。他有两种身份：关东军高级参谋和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从1935年到任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0年间，吉冈安直的职位由陆军中佐升到了陆军中将。

　　吉冈安直对溥仪如影随形，溥仪不但无法摆脱他，而且对他唯命是从。据溥仪自述：“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于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多是他事前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伪满的“宫内府”设有日本宪兵室，所有进出“宫内府”的人都逃不过日本宪兵的监视。而且，“宫内府”自次长以下的日本人官员都是吉冈安直的耳目，溥仪的一切行动均受到限制。七·七事变后，限制更为严格，溥仪要会见的人必须列出名单，由关东军军部核准之后才能会见。会客时，除近亲族人准许谈话之外，其余人只许行礼，不准谈话。会客时必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应”。此外，溥仪与外面来往的信件都必须由“宫内府”的日本人官员先行检查，再经吉冈安直核定，才能送到溥仪手中。

　　王庆祥认为，“帝室御用挂”是在为关东军司令部执行监管溥仪的任务，使溥仪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憋屈四：

　　“天照大神”被篡改为溥仪的祖宗

　　中国人对祖先有着特殊的敬畏之情，在古代小说和评书中，我们常常看到某英雄人物的横空出世，总是发生在认祖归宗的过程中。正因为有这种情结，在现实生活中，侮辱一个人的祖宗往往被认为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然而，当年身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却遭受了更严重的奇耻大辱。

　　1940年，溥仪被迫从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后，迎接的车队中，第一辆汽车是迎接手捧“神器”的桥本虎之助的，第二辆汽车才是迎接溥仪的。当时已在“帝宫”同德殿院内修建了“建国神庙”，把“神器”供奉在那里，并称“神庙”为“建国元神”。不久，在“宫内府”成立了“祭神府”，由桥本虎之助(曾任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任“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关东军司令部还请了“神道家”笕克彦向溥仪和伪满大臣“传道”。

　　关东军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所有伪满洲国大臣和关东军司令官都要到“神庙”祭祀。1940年7月15日，溥仪颁发《国本奠定诏书》，确定日本的“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国神”和“国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传溥仪到日本东京法庭作证。他把日本如何逼他接受“天照大神”的经过说了出来。日本律师说他“对日本天皇的祖宗进行攻击”，溥仪便在法庭上咆哮说，“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哄堂大笑。

　　憋屈五：

　　连身边的护卫队也保不住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能征善战的皇帝，溥仪的祖先努尔哈赤、皇太极、玄烨都是马上皇帝。“力图借助日本势力匡复祖业的溥仪何尝不知道军队的重要性呢？他把溥杰等亲属安排在军校学习，也有建立自己军队的打算。”王庆祥表示，“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这却成了溥仪难以实现的梦想。”

　　为了保护自己，溥仪从当上“执政”起，就以从天津带来的10余名保镖为基础，又从北京的皇族、满族和内蒙王公子弟中挑选了200多人，编成3个队，称为“护军”，由蒙古王公凌升之子郭文林统领。这支不属于伪满禁卫军系统的“帝室护军”是溥仪私人出钱所养的武装，训练有素，后来由“内务府”警卫处长佟济熙指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6月27日(星期天)，一部分护军到“大同公园”游玩，因租借游艇被关东军的便衣军人“找碴”。双方大打出手，日军不敌，便放出军犬咬人，军犬又被练过中国功夫的护军踢死。那些护军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不久，日本宪兵随后追到，要求交出闹事的护军。“警务处长”除立即把打架的人送交日本宪兵队外，还央求“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向关东军司令部说情。结果，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了四项条件：撤换护军领导人；“警务处长”佟济熙须向受伤的关东军(宪兵)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这些人被送入日本宪兵队后，便被安上“反满抗日”罪名，遭到灌水逼供和脱衣服操练等侮辱)；保证以后永远不发生同类事件。

　　溥仪全部答应下来，还将“警务处长”佟济熙革职，改由日本人长尾吉五郎接任，又把护军编制缩小，改称“帝宫近卫”。护军的武器由长枪换成短枪，原来每人一把的大刀也全部被日军没收了。

　　憋屈六：

　　自尊在认贼作父中瓦解

　　自尊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对于一个“皇帝”更是贵不可言。然而，在伪满洲国暗淡的14年中，溥仪的自尊却在大事小情中不断被瓦解。

　　日本人首先对溥仪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溥仪当上“执政”不久，关东军司令部即以“保护安全”为由限制溥仪的行动。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队的人寸步不离地跟踪他。有一次，溥仪自作主张出门游玩，“执政”府顾问上角利一就明确地告诫他说：“为了皇帝的安全和尊严，今后再不要私自外出了。”从那以后，除了关东军安排之外，溥仪再没有出过一次大门。

　　王庆祥认为，1936年春天发生的“凌升事件”是关东军镇压伪满洲国要员最露骨的一例。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又为伪满洲国成立前“旅顺请愿代表”之一，是伪满建国元勋。溥仪深信他的忠诚，还将四妹许配给他的儿子。当时，担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赴长春出席省长联席会议，在会上发言说：“他在兴安省"有职无权"，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不料一言获罪，立遭逮捕，并被关东军扣上“反满抗日通苏”的罪名，军法审判，并于当年4月19日被处以斩首极刑(同案处死的还有3人)。关东军还对溥仪说：“杀一儆百是必要的。”溥仪以“帝王”之尊却不能挽救亲家性命，还必须听命于关东军，立即解除四妹与凌升之子的婚约。

　　更伤害溥仪自尊的事发生在1942年。这年3月9日是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为扩大在南岭运动场举行的纪念仪式，溥仪将颁发《建国10周年诏书》。此前，“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对溥仪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盟邦、友邦，应该称做亲邦。”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居然把“总理”张景惠和各部“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讲解要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溥仪颁发《建国10周年诏书》之后，随即写了一封“亲书”，任命张景惠为“特派大使”到日本去“谢恩”。从此，溥仪正式成为日本的“儿皇帝”。随后，伪满洲国在日本的宣传下，喊出“第二次建国”的口号。所谓“第二次建国”即指“日满韩一体”。

　　对溥仪而言，伪满洲国14年中处处可见的憋屈事儿，究其根本，固然有他本人性格弱点的成分，更主要的还是当时的中国缺乏傲立世界东方的资本。历史用溥仪这面镜子告诉世人：自身的强大才是王道。

　　“天照大神”在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直想把“天照大神”搬到中国东北。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认为，这会引起东北人民的反感，不能操之过急。但另一些人则认为经过一段时间也就适应了。因此，关东军第五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使溥仪前往日本迎接“天照大神”。

　　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向记者介绍了1940年溥仪前往日本“迎神”的经过。溥仪先向日本天皇致辞，天皇答辞。走过“场式”后，双方开始会谈。天皇问：“陛下同意把"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去吗？”溥仪答：“同意。”天皇站起来指着桌上的三件“神器”说：剑象征“勇”，铜镜象征“智”，色玉象征“仁”。其实，这三样东西都是复制品，用一个长方形木匣装着。随后，天皇与溥仪应酬了几句，溥仪即辞退。

　　1940年7月6日，溥仪被迫从日本迎回“天照大神”。关东军规定，每月初一、十五，伪满洲国君臣和关东军司令官都要前去祭祀。祭祀时，溥仪穿着日本人给他设计的那套元帅服正装，佩带日本天皇赐给他的“大勋章”。

　　1940年7月15日，溥仪颁发《国本奠定诏书》，确定“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国神”和“国教”，规定在伪满洲国各地建立“神庙”，设立“神官”，按时祭祀。溥仪后来称，当时迎接“天照大神”是为了“保住性命才答应下来的”，每次去“神庙”前，必先在家里对祖宗磕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行礼时，心里念叨着：“这是对北京奉先殿行礼。”

　　伪满洲国还把“惟神之道”定为“国本”，宣传“日满一德一心”。为奉祀“天照大神”，伪满洲国教务部设立“神社”管理机关，制定“神社管理规则”，在每个新的日本移民“拓殖团”中设立一个“神社”。

　　据统计，从1904年2月8日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东北土地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东北各地的“神社”纳入管理的共有232座，其中11座在“关东州”(旅大地区)。

　　作者：旅大地区 (来源：长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