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寒门走出香港新特首

　　《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向剑帼

　　今年春节前夕，正忙于参选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的梁振英颇为踌躇：每年岁晚，一家人吃一顿团年饭，是家庭传统。因3个孩子都在英国留学，近年的团年饭都在伦敦吃。但今年要竞选，去英国吃顿团年饭，一来一回，最少要3天，应该放下竞选工程吃一顿团年饭吗？

　　“对这个问题，我内心确实挣扎了好一阵子，最终还是决定离开香港几天。每年吃团年饭这个传统，真舍不得打破，相信不少人跟我的想法都一样。我还希望传昕、齐昕、颂昕（梁振英的3个孩子），有了自己家庭之后，也可以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梁振英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这就是梁振英，新当选的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对家庭的柔情和对孩子的期待。

　　艰辛童年写就人生“软件”

　　记者在香港采访感受到，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通过努力也可以获得成功。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

　　梁振英的成长之路，正是许多香港市民希望走的路。

　　梁振英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小时候，家里很困难，父亲的薪金养活一家5口人。

　　梁振英的姐姐回忆，梁振英上学前班时，需自备午饭。因为家穷，妈妈早上蒸上一锅馒头，梁振英就带着水杯和一个馒头到学校去。天气冷，馒头变硬时，他就蘸着热开水吃馒头。但他从不吭声半句。

　　“那时我上下午校，中午在家吃饭，常常看见妈妈边吃热饭边红了眼。她是想起在外啃冷馒头的弟弟”。

　　后来，为了贴补家用，梁振英全家大大小小都在妈妈的安排下做塑胶花。当时11岁的梁振英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上课之余负责搬运材料和塑胶花往返工厂。几十公斤的材料常常令梁振英走走歇歇，到今天，梁振英的右肩还比左肩宽。

　　“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胶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

　　青少年的艰辛还不仅于此。童年的深刻记忆还包括：为了节省车钱，步行半小时上学；吃不起学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饭。

　　1974年到1977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3年多时间里，除了姐姐的嫁妆资助以外，他还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住处时往往是凌晨了。和在香港一样，为了省几个车费，每天上学放学他要靠两条腿走两个多小时的路。

　　青少年时期的艰辛，不仅铸就了梁振英坚毅顽强的品格，也使他对香港社会基层有了更多认识。

　　梁振英祖籍山东。早年从山东来港的父亲，在梁振英年幼时就给他讲中国的历史故事。梁山好汉的忠义，孔孟的仁义道德，从那时起就融入梁振英年幼的脑中。

　　“童年时虽然物质不多，但生活充实，我的爸爸自小培养我看报和阅读兴趣，我一生受用不尽。”梁振英说。

　　梁振英的姐姐回忆：“母亲是个文盲，但她也很看重孩子的教养。虽然40岁才得到这个唯一的男孩，但妈妈没有对他宠爱骄纵，她常说，男孩吃点亏不打紧。”

　　“爸妈要求我们务实，不贪婪，做事光明磊落。爸妈这些要求亦是我做人处事的态度。我的家庭没有条件让我跷起二郎腿做人，却编写了我的人生‘软件’。”梁振英说。

　　“爱国是公民的责任”

　　不久前，一名初次见面的英国记者表示，对梁振英过去几十年的行为“不理解”。他指的是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刚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年的青年梁振英，与香港一些专业人士一道，跨过罗湖桥，参与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大业中。那时，国家还很落后，他们到内地讲课的交通费用，都是自掏腰包，没有酒店，有时就一张行军床，睡在过道上。

　　这位英国记者说，这种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并不普遍，因为不少香港人对内地有偏见。“你这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吧？”

　　“我回答他，爱国是公民的责任”。他幽默地告诉这位记者，这最早是在英国人身上学到的。

　　梁振英1974年赴英国留学，“有如面前突然有了一面镜子，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国家”。

　　那时，他读书之余在一家外卖店打工，每周三次。这一天，他第一次请假了，为的是看一场球赛，一场中国队对英国一个地方球队的比赛。

　　“场上奏响中国国歌，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站立聆听中国国歌”。梁振英说，“就在这场球赛中，我看到英国人对本国国歌的感情和对本国球队的支持。”

　　比赛仅仅20分钟，中国队大比分落后，“这对我是一个巨大冲击。英国全国人口，仅仅大约为中国的一个省啊”。

　　这场比赛激起了梁振英对国家的思考。他当时留学的英国布里斯托有一个中华同学会，一位来自香港的大哥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有独到的思考，给了梁振英和他身边同学很大的影响。“那时，一些香港人跑到在英国的中国使馆，自报我是学物理的、学航天的等等，希望报效祖国。”其中，一位学习物理的同学，1979年自己带着钱，来到北京中科院为国家发展做研究。

　　“这些经历是我巨大的人生财富。自此，我开始深思‘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

　　“我告诉那位记者，人生总有尽头。当一个人走到那一天时，他最后会想什么？会不会想自己这一辈子都做什么？”

　　令梁振英十分欣慰的是，他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历史发展的印痕中，留下一个30多岁香港青年的足迹：1988年宪法修改中，他关于土地使用权可转让的建议得到采纳；内地举行的前三次大规模土地公开招标，他参与了全部中英文标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