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商信用盛衰启示录

　　“现在我们出去做生意，不管是海外还是省外，交易方都要求现金结算，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有些时候比出口需求疲软还可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商意盈来建强王攀

　　从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到“炒”房、“炒”矿、“炒”大蒜的“始作俑者”，再到企业债务危机的“跑路者”，在去年以来显现的民营企业债务危机中，温州商人的信用似乎再次降至“冰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追踪采访了解到，与20多年前温州鞋子一度成了假冒伪劣代名词不同，此次“信用口碑”下降背后，是缺失规范的民间借贷过度膨胀。温商信用盛衰再次警示：商人无信不立，借贷无法不正。

　　信用重创

　　去年以来，由温州老板“跑路”或自杀导致的企业关闭停产事件共达140多起，企业债务危机成为这个“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的阴霾，并挫伤了温商的信用，企业、银行、中介机构三者之间不信任情绪弥漫。

　　“信用”二字曾给温商留下过深刻教训。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一把大火销毁，这给温商敲响了警钟，开始探索商业诚信建设。经过20多年的卧薪尝胆，温商信用不断攀升。一位温州商人告诉本刊记者，温商信用达到最高峰时，只要凭一张温州人身份证即可拿到数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的银行贷款。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温州新盈鞋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长康说，现在，温州人自改革开放之初建立起来的民间诚信有顷刻之间被摧毁了的味道，“以前如果哪家企业差几百万元，企业家之间都会互相借，一个电话过去就把钱给你打到卡上，现在谁还敢啊？而且银行、担保公司信贷条件更趋苛刻，连一度活跃的民间借贷也濒临停滞。”

　　在经营外贸皮鞋生意的温州商人蒋林德看来，温商“信用口碑评级”的下降，使得资金流本来就紧张的企业经营雪上加霜。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我们出去做生意，不管是海外还是省外，交易方都要求现金结算，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有些时候比出口需求疲软还可怕。”

　　温州商人的这一说法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商人处似乎也得到了印证。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华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与温商打交道，他认为，相比于那时的言而有信，现在温商让人不敢轻信。

　　他举例告诉本刊记者，公司此前向温州一家知名制鞋企业出售了几台机器设备，到了约定付钱的时候，对方总是以各种理由拖欠，6万元钱被拖欠了8个多月，最后还是以锁定机器的强制手段进行收取，“现在我们要求合作的温州企业都用现金交易，否则生意做了也是白做。”

　　相关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内部资金流量不足导致债务危机，外部贸易方现金结算的要求，对温州企业形成“内忧外患”的局面，导致更加严重的资金压力，企业主动被动违约情况增加，又再次加剧了信用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

　　“熟人经济”过度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起，温州商人开风气之先涌向全国，时至今日，270万家温商企业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温州企业起步之初几乎都离不开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并一定时期发挥着“金融主渠道”的作用。

　　在“人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温州，企业“跑路潮”发生后，民间借贷双方之间的诚信关系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应该看到，民间借贷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他认为，传统的民间借贷在使用过程都处于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中，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是能够比较有效地监督资金使用者的资金使用行为的，风险较小。而现在的民间借贷资金提供者和需求者信息交流越来越不对称，导致传统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几乎无法执行，这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爆发的一个原因。

　　对此，浙江省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进一步为本刊记者分析说：“民间借贷由于本身的自发性和缺少健全管理制度，其中隐含的风险非常大。如果没有控制好或者监管不到位，容易演变成高利贷或者非法集资，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寻求制度突围

　　“有的温州企业家跳楼自杀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信用，这种惨烈的方式不可取，但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说，温州一定会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境界，使之继续走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列。

　　作为危机应对的快速反应举措之一，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宣布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在鹿城区试点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并开始申请“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引导民间资金“阳光化”。

　　温州市委、市政府的积极“救市”增强了企业家的信心。在去年发生的老板“跑路潮”中，负债12亿元、被称为温州“眼镜大王”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20天后，他重返温州，决定承担债务、重振企业。

　　胡福林涉足的除了眼镜业，还有太阳能光伏，因为过大过快铺摊子，导致资金链断裂。“这几个月心里很苦，希望能对债权人有个交代。”他说，自己希望信泰集团的重组能成为一个标本，企业家必须专注实业、稳健发展，政府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傅平江说，企业老板自杀、“跑路”实际上也是一个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后，法律处理机制和退出机制没有跟上的问题。企业经营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平常事，该破产就破产，但是过去申请企业破产困难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比较原则，条法解释不具体，相关条件难以认定。应该尽快发布实施细则，避免企业家“跑路”或者自杀等极端行为。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就应该破除以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的“熟人经济”，建立健全“规矩经济”，允许民众合法放贷、合法收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对非法借贷严加监管，让民间借贷的“沙漠”变成“绿洲”。

　　“温州企业倒闭频发也说明了企业经营模式存在问题。温州企业以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融资模式多为债务融资，这在企业发展初期可能适用，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财务风险很大。温州企业要发展新业务，要转型升级，就应该选择股权融资，不但可以减少风险，也可以迫使企业尽快从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曹远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