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支援外医疗队的北非岁月

　　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后，他们搭乘午夜航班，经停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摩洛哥的拉巴特，前往阿尔及利亚。莫斯科还是冰天雪地，贝尔格莱德却青草如茵像绿毯一样，而阿尔及利亚所在的地中海，则是一片碧蓝。

　　4月16日，医疗队抵达了工作地点、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赛以达。

　　赛以达靠近撒哈拉沙漠，人口中大部分是草原牧民，生活贫苦，体质虚弱，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医院医疗设备简陋。

　　“我们有思想准备。当时国内就说，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医疗队的放射科医生、今年88岁的魏金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赛以达省综合医院有280张病床、一个中心门诊部和9个门诊点，医疗设备已被破坏殆尽，法国人撤走时，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整个医院只剩下一名保加利亚医生，和两名保加利亚护士。

　　所缺的设备和药品，医疗队造了表，报回国内。医疗队在赛以达工作期间，国内用船运了两三批药品设备过去，包括显微镜、抗生素等。

　　从6月份开始，国内又陆续来了两批队员，医疗队全部到齐，共24个人，22个共产党员，两个团员。中国医疗队很快全面接管了医院工作。

　　一开始，许多人半信半疑，认为中国医生比不上欧洲的专家。魏金元曾经诊断了一个胃溃疡病例，病人不信，专门跑到170公里外的大城市奥兰做检查，两边的检查结果一模一样。

　　中国医疗队真正得到认可，是在眼科医生刘钢做好白内障手术以后。白内障在当地被认为是无法医治的病，那些重见光明的人惊喜交集，奔走相告。“所以还是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哪里能站得住脚。”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继续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影响，医疗队进一步提出“深入农牧区，面向农牧民”，在省医院之外开辟新的巡诊基地。两名医疗队员被派到梅谢里亚县医院工作，负责门诊和80张病床。此外，中国医疗队还负责14个农牧区门诊点和1个妇幼保健站。

　　“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

　　工作之外，中国医疗队要过的还有生活关。

　　第一批队员出发一个月后，卫生部收到紧急电报，希望国内派个厨师过去。

　　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北人习惯吃米饭，但阿尔及利亚人主要吃法国面包，“又细又长的那种”；土豆打成泥，“像喂婴儿一样”；牛排3公分厚却有2公分生，切开后还带着血水，令人难以下咽。

　　中国厨师来了之后，医疗队第一次吃到了肉包子，徐贤泽吃得瘫在那里动不了。“所以后来的医疗队都配备有厨师，这是原来没想到的。”卫生部对外联络室干部钱君琦说。

　　医疗队的管理非常严格。医疗队设党支部，由正副队长兼任党支部正副书记，直接由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党委领导，具体工作由使馆文化处负责。一个月过一次组织生活，一般是传达使馆的意见，有时候使馆参赞也过来讲话。

　　每天晚上都集中起来政治学习，或学习法语。“基本上没有休息，反正就是不让你一个呆着胡思乱想。两个队长完全像管理部队一样把我们管着。”徐贤泽说。

　　和国内的联络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信使2人一组，每月往返一次，用X光都不能照射透的袋子装信件，由外交部转交。徐贤泽曾好几个月没有收到信，心急如焚，后来才知道，他爱人生了个儿子，正坐月子不能写信。

　　医疗队规定，不能随便外出，外出前必须先跟队长报告。男队员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女队员须有两个男队员陪着。

　　在这里，有些东西见所未见。仙人掌长得像树一样大，还结果子。徐贤泽曾在街上看见有人买来吃，非常好奇，可是又不好意思买来尝，因为要注意“新中国医务人员”的形象。

　　当时，他们的生活补贴是正副队长140第纳尔（两个第纳尔约等于一块人民币），教授120，徐贤泽等副教授100，主治医生和厨师70，由国家财政拨款。国内的工资照发，徐贤泽的月工资60多元人民币，已算高的了。

　　但在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当地刚毕业的护士一个月工资就有600第纳尔，比中国的教授还高；当地普通工人都有车，他们在国内却连自行车都没有。

　　队里要求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的工资，就答复说：我们主要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去援助他们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落差很大，回来很多年都不敢说，现在才敢说。”徐贤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归期，延了又延

　　12月24日，周恩来在外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阿尔及利亚。阿官员对中国医疗队的表现称赞有加，周恩来听了以后十分高兴，要求大使馆安排接见。

　　12月26日，周恩来一行访问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医疗队全体成员全程陪同。徐贤泽记得，当时有很长的车队，他乘坐的那辆车编号是17。按照使馆武官的要求，每到一地，他们一下车就赶紧往前跑，把周恩来和陈毅呈马蹄状围起来，“让其他闲杂人等插不进去”。

　　医疗队党支部规定，只能跟阿尔及利亚总统说一句法语“总统阁下，你好！”跟周恩来说“总理，你好！”多余的不能说。但徐贤泽跟总理握手时，只顾傻笑，居然忘记说这一句了。

　　中阿双方最初约定了半年援助期，但半年到期时，却受到阿方的强烈挽留，一再延期。“不愿意也得愿意，想回来，但不敢说。”徐贤泽坦承。

　　不论到哪里，中国医生总被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医疗队两次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接见。当地人常常打破女主人不见客的习俗，破例让女主人也坐下来陪着聊天。

　　有时候，医疗队也会被邀请参加婚礼。“接到邀请后，队长就说小李、小王、小刘你们三个做准备，今天参加婚礼，被点名的人马上下去修脸、擦皮鞋、穿西服。”徐贤泽说。送礼一般“软硬兼施”，硬的就是茶叶和檀香木扇子这些小礼品，软的就是法文版《人民画报》这类宣传品。

　　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一待就是整整两年半，直到1965年10月才回国。

　　徐贤泽第一次见到儿子时，这个叫彬的孩子，已经两岁多了。他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爸爸，在大人们的起哄下，张口就叫“哥哥”，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从无偿援助到共同负担

　　1965年12月8日，第二支医疗队33人，赶赴阿尔及利亚。同时，中国开始向桑给巴尔、索马里、刚果、马里、突尼斯等更多国家，派遣医疗队。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尝试跟部分受援国商谈，改变“无偿原则”，推行国际通行的“共同负担”原则。援外医疗队也开始给更多人出国锻炼的机会，不再像第一批那样只派专家。为了改变“赤脚医生”形象，中国医疗队逐步要求往大城市去，而不仅仅在艰苦落后地区。

　　“刚开始也不知道医疗队能够派50年。”今年79岁的钱君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停感叹。2010年，她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国援外奉献奖”银奖。“医疗队深入民间，实际上对外交起了配合作用。花费比较小，收效大，这是行内的一致评价。”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及利亚与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双阿提案”。提案获得通过，中国重返联合国。

　　这23个国家中，有11个是中国派有医疗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