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在哪里

　　又到高校毕业季。 刚毕业，就失业，对于这个盛产大学生的国度来说，就业难总是年复一年要被念叨上几遍，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青年人没有出路，则社会不可能有动力，究竟是哪些深层次因素羁绊住了他们，他们会否长久地失去方向？本刊记者就此访问了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教授。

　　经济转型不够快

　　《南风窗》：经济在发展，人力资源的需求会相应增加才对，可是大学生就业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困难？

　　杨伟国：现在我们国家出现的主要是民工荒问题，大学生反而在寻找工作时比较困难，反映了什么问题？什么样的经济结构需要大量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什么样的经济结构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中国经济结构目前还是处于比较低端的水平，结构调整的速度跟经济增长的速度很不相称。虽然像航空航天、计算机等方面取得不小成就，但这都不占目前经济结构中的最大比重。这种状况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很简单，你的经济结构不需要那么高素质的劳动力，农民工来了3天就能上岗甚至于来了跟他说一说马上就能做，要大学生没有意义。

　　《南风窗》：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迟迟不见效果？

　　杨伟国：肯定和我们的政策激励、大的经济体制有关系。经济体系里国企比重过大，导致这个市场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简单的例子，中国这个社会假如只有两家公司，一个中石化，一个是个体户做石化的，中石化可能占了90%的份额，小企业占10%，在这样的体制下，两家公司都没有创新动力。中石化有90%的份额，不创新日子过得很好，为什么要去冒风险呢？国企不是以企业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是以企业运行的稳定为导向，跟国家模式是一样的。私企应该有创新动力，但是只有10%的份额，他的任何创新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伙在那里压制着他。这种体制下，既不利于国企创新发展，也不利于其他企业创新和发展。

　　由于这样一个格局，创业动力也减少了。没有创业活动，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结构的升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既有企业创新动力很强，这会导致产业技术和各方面升级，第二个就是做加法，我们希望某个人来做企业去创新，创造岗位。这两个动力都没有，导致整个经济水平下降，就业就很困难。

　　《南风窗》：如此一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岂不无从解决？

　　杨伟国：在我们国家，所有问题想解决都能解决。我个人的主张，还是国家要考虑市场经济的源头问题，就是基本创业环境的问题。有观点说，在中国创业不是每个人的权利，而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举个例子，在中国开公司不能以“中国”、“国际”打头，不让中国人这样做，但他们可以去美国开一家公司，自然就可以冠以“中国”二字，你不就把资金给挤走了嘛。

　　一个根本的问题，国家需要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管理，而不是把微观层面都揽在手里。微观领域的自由创业能把人的创造性彻底挖掘出来。所以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去创造一个企业，然后对所有人都给予一种公平的管理办法。我把这样的创业政策称之为战略性就业政策，创业是就业之源，包括既有公司的扩张，也包括新生创业活动的增长，这是真正解决就业可持续的办法。

　　政府该扶植大学生吗？

　　《南风窗》：也有人说，大学生就不了业、就不好业，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么，大学生已经是社会上比较优越的群体，国家为什么还要再投入资源去扶持他们？

　　杨伟国：高等教育家庭要投入，国家也要投入，学生如果没有用，没找到工作，这钱就泡汤了，是一种投资浪费。如果他没有工作，3年后这个人就废了。因为有一个人力资本折旧的问题，你不工作，折旧就很快了，大学就白上了。

　　这些人找不到工作，不是他们本身的错，说得再苛刻一点，他们是一个高等教育车间生产出来的产品，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大家不需要这个产品，或需要这个产品时发现质量不好。这跟生产这个产品的公司、车间，设计这个产品的设计师和工人有关系。那谁是责任相关者呢？是教育部门、是这个社会、是我们这些老师、是这个大学体系和课程设计问题。

　　《南风窗》：那么，政府目前出台的各种各样很具体的就业指导政策，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杨伟国：国家主要还是号召大学生去西部去基层或农村，像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计划或支教计划，这和能不能解决就业是两个问题。它只是告诉你，基于你加入这样一个计划，使得你回来后找工作，市场信号会是积极的。以前国家没有给资源的时候，你道德高尚去农村当老师，想回北京重新找工作，你找不到。用人单位会想，你当初为什么会去农村工作，是不是你考试没过关，你打架了？市场信号是很残酷的，仅仅从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的能力。除非你加入西部援助计划或支教计划，再来找工作是可以找到的，因为这个计划肯定了你的道德高尚，又没有否定你的能力，这就给你一个名份去中和市场的信号。

　　《南风窗》：就业指导政策目的是要给大学生造一些岗位还是说只是为让大家得到进一步的能力锻炼？比如大学生村官，它算是一种就业么？

　　杨伟国：大学生村官现在规模也不大，总共加在一起也就20万人，也算是解决一部分大学生最初阶段的就业需求，由于他们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机会，要是积极投入，也能积累一些经验增长一些才干了解一些社会现实。

　　可是现在很多人认为派他去当村官，回来就该给他解决工作。我认为这是欠妥的。大学生村官的模式，也不是说指定你去，是双向选择的问题。国家有条件，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比如考研时优惠5分，考公务员时有基层经验的优先录取，但说国家得包工作，就又回到了过去。你去当村官，国家已经给你很好的锻炼机会了，后面的事情得自己去做。

　　就业友好型增长

　　《南风窗》：有人提出未来政府的工作应该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就业增长优先，您怎么看这个提议？

　　杨伟国：就业和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问题，没有增长不可能有可持续就业。现在很多层面上纯粹是为了就业而就业，短期内，比如经济危机期间适当做一点这种工作，帮助大家过渡，防止劳动能力的退化，是可以的，但形成一个国家包下来的模式，对增长和未来的就业会产生不利。

　　就业友好型的增长模式比较好一点，也符合经济规律。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很多领域其实是依赖高的资源和资本投入去推动增长的，而不是像美国，工资收入或叫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0%，我们只占30%左右。

　　中国在整个企业和产业结构中，资本密集类的程度发展得比劳动就业需求类的程度要大，要真正达到就业友好型的增长，还是一个创业环境的调整，通过更多的人来创业去带动。现在有一种企业类型，叫社会企业，它的模式就是用企业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另外在重资本和重资源的企业中，可不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让其在使用劳动力更多一点时能得到好处？

　　《南风窗》： 人口因素会对就业形势产生什么影响吗？比如，我们的年轻人口在逐步下降，老龄化趋势在加快等等。

　　杨伟国：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人口存量很大的国家。就年龄结构上的变化来说，如果既定的所有条件不变，需求和供给之比就会越来越接近，甚至需求要大于供给，就业情况就会好转。因为到五六十岁，很多人就离开岗位，可工作的那拨人的供给量就下降了。

　　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由于退休年龄过早及寿命的延长，导致整个社会保障的负担增加，保障不可持续，那就要延长退休年龄。这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所以要看这两个比例关系怎么调整。

　　《南风窗》：城市化是吸纳就业的一个大方向，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您觉得是快了还是慢了？

　　杨伟国： 就业肯定是跟着经济活动走的，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完全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投向。有那么多城市群，就是因为国家给了很多政策乃至资金的支持，劳动力自然也会聚集过去。

　　中国的发展是“中心加外围”模式，国家是以首都为中心的，各省是以省会为中心的。经济活力、主要经济支柱都在这些城市，所以这些城市理应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地方。问题是这些大城市是不是可以无底线地接受大学生就业？人口容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目前的经济体系不调整，就会和这个容量限制发生矛盾。为什么北京有蚁族？因为这个地方就业资源更好，但人口增加，他没办法找到能支持生活条件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