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晚会上,著名导演吴天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仁里、著名导演谢飞、香港制片人、导演吴思远,台湾导演李行等人获“2011年度中国电影人伯乐”殊荣,对这些“伯乐们”的表彰为晚会增添了温暖和亮色。(本报记者 王雯)
对话谢飞:
电影节才是最大伯乐
记者:您如何看待伯乐奖?
谢飞:此次北京国际电影节设“伯乐奖”是一个创新,以前别的电影节都是个人的比赛,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设立的“伯乐奖”是对教育工作者或是对制片厂中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教学的一种肯定,我对获得这个奖也感到非常高兴。
记者:当天是斯琴高娃给您颁奖?
谢飞:发现斯琴高娃不是我的功劳,最早是李俊导演发现的她,她本人没有上过影视院校,原来是学舞蹈的,但是她天生有这种才能,在《香魂女》中演得也非常好,《香魂女》能够在柏林电影节得奖,跟她演得好是分不开的。后来我跟她在电视剧上也有多次合作。
记者:你是如何当伯乐的?
谢飞: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过副院长,专门负责教学,所以对当时的学生像田壮壮、陈凯歌等都非常关注,有些我还给他们上过课,有才华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导演的作品和毕业以后的作品,我都非常关心,其中包括陆川、管虎、王小帅等。我觉得伯乐存在每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伯乐就像是接力赛,可以分成一个个阶段,在学校中有伯乐,在工作中也有伯乐等。对于电影人来说,就包括制作环节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制片厂中师傅带徒弟的传统。电影节本身也是伯乐,因为这是发现电影新人最重要的场合,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电影节得了奖而被人关注,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在柏林电影节得了奖,才被人注意到。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谢飞: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设立伯乐奖是一个好事,我认为电影节是对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主流电影市场很容易被一些追求纯利润的商业影片垄断,让一些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得不到放映。就像伊朗的电影《一次别离》,投资只有30万美元。伊朗电影这些年在口碑上很好,在商业上却非常失败,基本上是靠电影节的肯定。电影节上得了奖,可以让有才华的电影人能够继续拍片。我希望北京国际电影节能够多鼓励支持一些小成本的艺术电影的创作。
记者:目前您都在忙些什么?
谢飞:我在2000年后拍过电视剧,现在主要是在教书。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监制,支持年轻导演。今年已经完成了3部影片的监制,其中包括崔健的作品《蓝色葡萄》,这3部作品都是有文化价值的电影。此外,我还在学校负责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现在已经是第4届了。本报记者 王金跃 J166
对话吴天明:
机制比“伯乐”更重要
记者:现在很多青年电影人都抱怨拍戏的机会太少,尤其是青年导演,远不像当年那样人才辈出,您认为是现在电影界“伯乐”太少还是其他原因?
吴天明: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有勤快人和懒人,勤快人总是更容易胜出。我认为现在不应该靠呼唤伯乐来挖掘人才,而应该靠公平的制度。只有在行业内建立健全一种竞争机制,让大家都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上进行竞争,建立一套完善的“赛马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才能挖掘出真正的人才。
记者:相比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纷纷崛起的那个时代,现在的青年导演想取得当年那样的成就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
吴天明:只能说他们这一代的机会没有那个时代好,此一时彼一时,青年导演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搏。现在很多导演不是靠本事,而是靠走后门、拍马屁来获得机会,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记者:您认为和张艺谋、陈凯歌这批第五代导演相比,现在的青年导演是否在心态上也过于浮躁,缺少积累,急于求成。
吴天明:只能说能吃苦的非常少。你没看当年拍一部片子,这些导演下多大的工夫,体验生活就两个月。另外,大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当年拍戏时,甭管哪个导演执导,大家都互相帮助,给他出主意。一个摄制组,到了晚上,就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弄,大家都贡献自己的智慧,现在则是个体作业了。别人会想,你得了奖,我干吗高兴啊,你拍的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年那批年轻人都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现在都各顾各了,比较散。
记者:您担任西影厂厂长期间,帮扶了众多青年导演,后来他们中不少人都成为中国电影界重量级的人物,当年他们身上哪些特质会比较打动您?
吴天明:他们有那种敬业精神,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中国电影的繁荣,有梦想,肯吃苦。比如说拍摄《老井》的时候,选定张艺谋担任男一号,他为了减肥和体验生活,真是每天从山上背石头,挑水,肩膀上磨的都是血印子,血泡一层一层往下掉,皮肤晒的全是古铜色,这是一种奉献精神,现在有几个演员、导演能有这种精神。你看现在很多演员,穿着农民衣服,但完全没有农民感觉。
记者:您的导演作品产量并不多,但《人生》、《老井》、《变脸》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谈谈您最近的拍摄计划吗?
吴天明:正在筹备一部艺术电影,讲的是吹唢呐人的故事,非常感人。我拍的电影基本都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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