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直面生死

毕淑敏

　　“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

　　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孙璐 发自北京

　　“这个世界上，有3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毕淑敏曾说。

　　2003年5月，这位女作家在中国作协组织下，来到非典一线，在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临时医院、和平里附近的急救中心等地采访。“她说她要把采访内容留给以后写小说。”当时的作家们都记得。

　　今年2月，毕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这部“软科幻”小说里，她对医学狂人于增风身染病毒、灵魂出窍的呓语，不吝笔墨——“我。病毒。……共栖。久远。庞大。渺小。……”

　　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人性总是要善良多一点，总是要感念亲情、世间真情。

　　显然，人之波诡云谲，令她流连忘返。一如小说的收尾——“再见再会再来”。

　　惟有一次想过自杀

　　1987年春，时任《昆仑》杂志编辑的海波，在社内接待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来访。

　　男子递上的纸袋里，装有一沓稿纸，标题是“昆仑殇”。

　　“他说这部中篇小说是他爱人写的。我追问，她怎么不亲自送来？”事隔多年，海波还记得这件事。

　　第二天读完稿，海波被小说“磅礴的气势与沉重的主题所震撼”，去信，“希望马上见人”。

　　《昆仑殇》讲述了19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我向来喜欢初露锋芒，来势很猛的作者。”海波想起，第二次见面，毕淑敏与先生一同前来。他们的一番交流，让他“有点吃惊”。

　　“她说这是她的处女作。过去没发表作品是因为她喜欢写作，只想写得愉快，并不刻意追求结果。从小说刻画人物、把握细节的能力看，她的文学底蕴已较成熟，不像一个初学者。

　　“那时很多描写西藏、新疆的作品，多是男作家所写。女作者大多擅长抒发内心感受，描写客观现实，不及男作者特色鲜明。而毕淑敏明显不同，《昆仑殇》展现出一股力量与生命的强悍。这当然也与她的性格有关。”

　　了解毕淑敏的人生过往后，海波反倒不惊讶了。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坐了3天火车，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她通过了“最后一道体检”，与另外4名女兵，钻进满载大米的卡车，开始了一连12天的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直抵西藏阿里。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3座银白色的公牛，抵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写道。她本想做一名通信兵，不意当上卫生员，1973年，被派往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医。

　　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位花季少女迅速认识到，“人都会死，我将来一定会死。”

　　入伍两年后，一次行军，“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100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一定要找到尖利嶙峋的山石，能一摔必死，还不会将他人带落——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我想死，我的肌体不服从。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青春生命的本能。”

　　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原来真的坚持一下就可以过来。”

　　写出的或未写的，

　　肯定与生命相关

　　“1980年转业回来，现在一家工厂医务室。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那遥远的昆仑山上度过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思绪还常常飞往那里。……我看过一些描写西部边陲部队生活的作品，令我感动，令我赞赏，但掩卷之余，又生出淡淡的惆怅。它们与我心中那座雄伟奇丽的高山，总不那么相符，像一架尚未调到极佳状态的电视机，有几丝行扭，几丝重影……”

　　散文《一起试一试》中，毕淑敏道出了《昆仑殇》的由来。

　　“心中的高山”几乎奠定她一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年，我们以身体为界桩戍守边防，现在想想挺虚幻。那份领土与我们实际生活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守卫这份虚拟的现实。”

　　海波将毕淑敏和阎连科做了对比，“毕淑敏与河南籍作家阎连科都是部队作者。阎自幼生长在农村底层，对农村生活的困苦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他的作品存在现实批判色彩。而毕出身军人家庭，对于军队满怀理想，后又参军，本色颇具革命英雄主义。”

　　1987年第4期、第5期《昆仑》接连刊登了毕淑敏的《昆仑殇》和《送你一条红地毯》。从此，她正式步入文坛。

　　“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他快到八十岁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要实现幸福最大化，就要有目标。我在阿里时，已深知生命太脆弱。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从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创作主题一以贯之：如何生死。

　　在短篇小说《阿里》中，她塑造了卫生科的技术尖子、单纯的女兵游星儿。只因平素不受平庸世俗的羁绊，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成为众人泄愤的出口——被联手投票，开除党籍。为保全司令员父亲的尊严，更为伸张自己作为军人的尊严，游星儿“仔细地洗脸洗手，然后换上一身新军装”，“在一团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静的水域”。

　　《生生不已》里，小甜因晚期脑瘤，不治身亡。母亲乔先竹伤心至极，最终却以生的代价，换取新生儿的呱呱坠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接”。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玲珑》，传达出对命运无情捉弄的无奈与反抗——商界女强人卜绣文的女儿夏早早患上“渐近性贫血症”。为了挽救女儿性命，这位母亲不得不设计与女儿生父、当年强奸自己的男人再造一个生命，以完成“血玲珑”计划——骨髓移植造血，从而再度陷入对另一亲生骨肉的生死抉择。

　　“在我二十多岁，还在野战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曾经参加过抢救一个小男孩的手术。为救这个孩子，大家真是费了很大气力，但他还是死了。”眼见孩子母亲悲痛欲绝，一位老医生劝慰道，你还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泣诉：我可以再生，但第二个孩子与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