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谣言是对权力的恐慌和不满

　　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

　　李若建

　　1956年生，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著有《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广州

　　“谣言”的盛行

　　4月以来，《人民日报》连发十余篇文章，论述了网络谣言的巨大危害，并呼吁网民“自律”、“负责”、“坚决抵制”网谣。它还梳理出近年十大网络谣言，央视更以直观的画面诉说这些谣言的“代价”。

　　这些详尽的介绍里，每一则谣言都有面目模糊的始作俑者：

　　在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山西即将发生地震的消息传播中，公安局查出的源头是——35岁的打工者李某，将“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写成“你好，二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前有六级地震注意”的手机短信息并发送传播；

　　“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的最初发送者是一名送土工人，他发现一车间冒热气，因此打电话通知朋友，消息由此传播开去，最终引发了“万人大逃亡”，还有人因此而丧生；

　　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由一名数码市场的普通员工在QQ群上发出一则储盐倡议掀起；一名大学生在百度贴吧发布一则未经证实的针刺消息，引发了网友的转发及恐慌；女网友为了“点击率”而散播“非典”的恐慌；“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消息则被叙述为是某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

　　结果，“造谣者”被拎了出来，被认定怀有不良动机，必须为谣言的“社会危害”埋单。他们大多受到了行政处罚、治安拘留甚至是刑事拘留，而那位把“普通感冒”传播为“非典”的市民，则被判劳动教养两年。

　　另一罪魁祸首则指向网络。根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3月中旬之后的一个月，已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21万多条，关闭网站42家。当广大微博网友在3天清明假期被禁止评论，转发纷纷猜想琢磨各种缘由版本时，微博正在悄悄地清理各式“谣言”。

　　然而，关于谣言的认定似乎令人生疑——何为谣言？怎样判定谣言？由谁去判定谣言？人们甚至难以分辨“谣言”和“辟谣”哪个为真哪个为假。这边，发改委刚刚“辟谣”——近期成品油价不会上调，没过几天，媒体就宣布：国家提高成品油价格。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感慨：“不实事求是的辟谣是造成谣言传布的重要原因。”

　　而真相披露的扑朔迷离、欲说还休又给谣言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在4月份，一宗重大政治事件引发了网民关注国家命运的热情以及窥探政治禁忌的集体狂欢，各种解说版本充斥网络。就连“作为党员，立场态度很坚定”的司马南，也在微博发出感叹——“作为一个智商不高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反应迟钝，真的跟不上剧情的发展。从今天起，我藐视所有的编剧，无论关汉卿，还是莎士比亚，在我眼里都是浮云。从今天起，我敬畏所有的谣诼……”

　　事实上，“谣言”绝非今日始，在一些专家看来，网络带来的顺畅和及时沟通表达反而有助于谣言的粉碎。而在那些封闭的传统社会，它发酵的“后果”更为壮观。

　　时间穿越到半个世纪前，云南盈江，中缅边境的一个县城。1958年，盈江县成立人民公社。那一年，两个谣言广泛地在县里流传开来:一是盈江将实现共妻，二是老人们将被结束生命，制成肥料滋养土地。听到消息后，人民纷纷逃亡。其中一个山上的傈僳族寨民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得知消息后，全寨近百人连夜集体逃往缅甸。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寨民终于抵达缅甸小镇。在一片山区里，傈僳人搭茅草屋，烧毁森林，开垦农田。他们洒下种子，收获庄稼，又重新开垦荒地。那几年里，环境恶劣，三分之一寨民染上热病和疟疾，纷纷死在异国他乡，一些人则永远留在了缅甸。

　　1950年代，江淮之间的很多民众生活在 “毛人水怪”的恐惧中。谣言是，最初的时候，它挖人眼、扒人心，变化多样。后来人们说那是政府出来的毛人，四处袭击，“要人眼、人心、奶头、卵蛋”，“送苏联造原子弹”……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的研究，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谣言。根据已经查阅到的文献资料，谣言从1946就开始了，传播了十年之久。在1953-1954年的高峰期，水怪的谣言跨越了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涉及上千万人，因散播谣言被逮捕的过千人，被处决者逾百人。

　　而今，“毛人水怪”一下从民间村野跃进新世界的网络，摇身变为橘子的病虫、化工厂的爆炸声响、扎小孩的毒刺、疑似牛奶的皮革，抑或是进京的军车……

　　盛行的背后

　　“谣言背后所表达的东西比表面提供的信息更重要”，李若建说，“政府公信力不足正是其可悲之处，越是不透明，民众就越没有信任感”，在他看来，政府更需要做的是认真反思，人们为什么会信谣言？为什么要传播谣言？谣言背后指向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是什么？

　　2003年SARS流行的时候，李若建感受到恐慌中的谣言。那时，这位并不相信中成药的教授也储存起板蓝根，而当他想为此做一项研究时，他发现自己没法拿到学校附属医院的真实数据。在新闻里，他还看到人们把一口废弃多年的污水井美化为抗SARS的“神井”——这让他产生了研究中国谣言的念头。

　　在他看来，谣言是社会变迁的一种折射。“中国真正的转型就是1949年那一次，从政治、经济到所有权全变了，在那次转型的过程中间，人的不安、恐慌是非常强大的。”他对中国1950年代的最主要的几个谣言——毛人水怪、割蛋、仙水、神药及投毒谣言进行研究，并在其著作《虚实之间——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一书中提出：谣言的实质是对权力的恐慌和不满。当民众感到利益得不到保障时，谣言往往应运而生。

　　根据书中的描写，1953年至1954年间，毛人水怪谣言的爆发，一些地方的民众存在普遍的恐慌，农民不敢下田干活，晚上集体睡觉，学生不敢上学，青壮年组织起来，持枪弄棒，一些被当作水怪的人，会被活活打死。李若建研究发现，这次谣言爆发和当地修建水利工程有关。当时动用了十万民工，他们在工地上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民工被饿死、冻死，人群聚集的不满成了谣言传播的温床——在特定的民间的不满和不安的环境下，一个偶然事件把一些传统集体记忆激活了、重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