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致敬 两处闲愁

　　一边是电影产业中香港制造的业界标杆，一边是内地导演协会一次盛大的表彰典礼。一南一北两场电影颁奖大会显示着不同的审美旨趣、精神核心和未来指向。

　　本刊特约撰稿/朱靖江

　　4月上中旬，一直波澜不惊的华语电影圈总算有了些回春的迹象。趁着影片上映的传统淡季，内地与香港的电影人先后操办起评优颁奖的年度庆典。一边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召开的“2011年度表彰大会”，另一边则是已经举办了31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这两场一南一北的影坛盛事乍一看颇有雷同之处，无非都是红毯星光、名人凑趣、获奖欢呼、含泪感言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典礼流程，然而细作一番品味，两地电影人在笑语欢声的繁华背后，却各怀心事，别有怀抱。

　　香港制造vs内地行会

　　从资历与品牌而言，创办于1982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无疑是华语电影界的耆宿，在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内地的电影厂还在以行政审批的方式择优定奖的时候，香港的影业大佬和媒体精英们就已经效仿起欧美的电影评奖机制，纷纷用盛大的颁奖典礼为每一年的港产佳片论功行赏。这其中，由香港《电影双周刊》发起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具专业性与权威性，在其全盛的80至90年代中期，俨然被视为“东方好莱坞”的至尊大奖——从金像奖的命名与奖杯之设计，都有着欲与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比肩的野心。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初衷，是巩固以香港为核心的华语电影文化圈，因此，从一开始，“香港制造”的品牌意识便深入到这一颁奖活动的骨髓当中。一部影片惟有符合导演为香港居民、须有一家香港公司参与制片、至少有六名港人担任剧组工作人员等基本条件（三选其二），才有资格被视为香港电影，进而参与到金像奖的初选名单之中。在香港电影如日中天的时代，这一“港产至上”的评奖标准似乎无人质疑。与长期被苏联制片厂模式所束缚，大多带有政治宣传意味的内地电影相比，香港电影更加自由、活泼，富于娱乐色彩与开拓精神。无论是风靡全球的武打动作片，还是走红华人世界的警匪枪战片，抑或是以“香港电影新浪潮”为号召的人文电影，都可以称得上是那一时期华语电影的优质作品。

　　在近三十年间，港人当之无愧地站立于华语电影的产业巅峰，不仅捧红了成龙、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张曼玉等本土明星，成就了王家卫、徐克、许鞍华、关锦鹏、王晶等港籍导演，更吸引着中国内地与台湾、亚洲乃至欧美各国的电影人才（如李连杰、杜可风、舒淇等人）扎根香港。这些在电影圈内打拼的名宿与新星，倘若能够得到金像奖评委们的垂青，便意味着在香港这个亚洲电影之都拥有了立身之本与晋身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电影金像奖也正是香港电影产业的试金石与风向标。

　　与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年度表彰大会”却有些命运多舛。创办于1993年的导演协会有其应运而生的历史机缘，自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电影开始受到国际影坛的关注，以谢飞、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王小帅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导演先后在世界级的电影节上赢得大奖，所谓“第五代”“第六代”等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与美学研究也逐渐浮出水面。在电影制片厂体制走向没落，导演的自由创作权却仍然受到束缚的90年代早期，电影创作者们需要一个既超脱于官方背景，又能够与电影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与对话，甚至争得一定创作权益的行会组织，这也正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创立的初衷。同是在这一时期，港台与内地的电影交流开始起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也作为对等的行业组织，承担起参与两岸三地电影研讨的文化使命。

　　“我们是表彰”

　　与香港电影导演在家庭出身、教育程度、从业经历等背景资料上的五花八门不同，在1990年代的中国内地，电影导演们大都是同一所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这令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从创办初期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同学会色彩与艺术贵族小团体的气质，曾长期担任协会秘书长的郑洞天先生，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系主任。正因如此，从1993年至2000年，这一结构松散的民间组织只举办了三次年会，更因为少有媒体宣传，这些聚会几乎只是电影导演们自弹自唱的内部活动。

　　笔者曾有幸参与过1997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电影导演年会，除了合影、餐叙与交流近况之外，与会者们主要的话题之一，是为一位老导演历时数月拍摄一部影片之后只得到8000元片酬感到愤懑不平，直呼电影创作难以养家糊口。而该次年会所作出的另一项重要决议，则是将自学成才、但长期被打入另册的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接纳入会。这两个颇为有趣的细节，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在90年代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与希望。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电影朝着市场导向迅速转型，特别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导演跻身亿元票房俱乐部，更加之媒体对于电影业界格外的关注与炒作，一度找不到存在感的内地导演们逐渐拥有了金钱、地位与权势，电影导演协会也随之从“艺术贵族”团体向“金权贵族”团体过渡。如果说15年前坐在一起议事的导演们无非是一群电影制片厂的职工（其中一些人还是临时工），那么当代的导演协会可谓大腕云集，各个都是手握权柄、威震一方的江湖大佬。在这种时势变迁的背景之下，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于2005年举行了第一届年度颁奖晚会，以彰显其作为行业领导者的主流地位。不同于金鸡、百花等传统电影奖的浓重官气，电影导演协会的颁奖典礼更像一场电影圈内的联谊活动，导演和演员们相互插科打诨，“揭发检举”，其欢乐场面彷如电影《顽主》里的“3T文学奖”。令人遗憾的是，第一届电影导演年度奖险些成为绝唱，直到六年之后，第二届颁奖活动才重起炉灶，并正式更名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在典礼现场，熟稔颁奖礼的获奖大腕们刚刚脱口而出“感谢给我这个奖……”最后一个字尚未脱口，造型端庄的主持人杨澜就微笑着提醒，“我们是表彰，不说奖。”考虑到国家广电主管部门对非官方电影评奖活动的严格限制，这一带有怀旧与调侃意味的名称反倒令人耳目一新。

　　“身土不二”的港产成色

　　2012年，当香港电影金像奖延续至它第三十个年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年度表彰大会也梅开三度的时候，中国电影的总体格局又有了些新的变化。从票房指标观察，勉强能与《变形金刚3》《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等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的国产电影，主要是《金陵十三钗》《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和《建党伟业》等中国内地导演主导的作品。一度在中国电影市场斩金夺银的港式古装片、武打片却显得气衰力竭，除了徐克执导的《龙门飞甲》借3D的噱头据说冲破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关口之外，其余如《白蛇传说》《关云长》《画壁》《杨门女将》等片均平淡收场，部分影片的草率情节与荒唐史观，更重创了香港导演们积累经年的艺术声望。

　　这盘内地与香港电影势力消长的棋局，反映在两地的年度颁奖活动中，便可看出各自的关注重点与冀望的前景。特别是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在两大阵营中冰火两重天的遭遇，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作为2011年度在票房与口碑上均有较高成就的电影，《让子弹飞》反映出姜文在导演与表演两大电影领域的鲜明个性，既展示了“作者电影”的艺术连贯性，也将电影人“站着挣钱”的理想付诸实现。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年度表彰大会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最重要的奖项授予姜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电影导演们对《让子弹飞》的全面赞赏以及他们准备与好莱坞放手一搏的誓师之志。正如评审团成员孙周在其颁奖词中所言：如姜文这样的电影导演，即使在人群之中，还是要高举双手，让大家看到个性。虽然吃力，但他还是要将双手伸得尽可能地高。

　　在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提名花册里，《让子弹飞》同样拥有13项提名的高期待值，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只得到了一尊“最佳服装奖”——难道香港评委们只是对麻匪们脸上戴的麻将面具情有独钟？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奖项，其真正的获奖者还是香港的美术名宿张叔平先生。香港的电影业者毅然地将他们的选票投给了许鞍华执导的《桃姐》，让这部“港人演港事”的温情港片拿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女主角四项大奖。而《桃姐》之全胜与《让子弹飞》之完败，或许正是香港电影界诉诸本能的应激反应。

　　很多北上淘金的香港电影人依然怀有浓烈的本港情结，即便为着生计从事两地合拍片的创作，却笃信香港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产品更为优越。这种“身土不二”的文化信念落实到电影作品的评价工作上，便是将“港产成色”的高低作为影片优劣的判断标准。香港电影的重要发言人文隽即撰文坦言：“去年的《打擂台》，今年的《桃姐》，香港电影人用行动去捍卫什么是真正的香港电影……合拍片亦不必全面投降，摆出讨好内地观众的态度。”

　　姑且不说香港导演们执导的合拍片是否真的“全面投降，摆出讨好内地观众的态度”（内地观众更多抱怨的还是智商受到侮辱），单说去年获奖的《打擂台》，到如今还有几个观众粗有印象？而《桃姐》之所以红火一时，首先还是靠刘德华的明星效应，其次也不排除内地制片商博纳影业的营销推广之功。更为重要的是，香港电影金像奖所苦苦坚持的艺术血统论，正在与中国主流电影业不断扩张的市场规模和挥斥方遒的票房雄心背道而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这列风驰电掣的火车上，并没有香港人的特等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