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拿什么拯救“问题彩民”

　　“问题彩民”是指买彩票上瘾，不能自抑的彩民。北师大一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问题彩民”已达700万人。彩票为消除贫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问题彩民的不断出现，某种意义上消减着这种正面效应。“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这样的悖论何时才能消除？

　　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在中国，彩票为消除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问题彩民的不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消减着彩票的正面效应。

　　不管调查数据是否存在争议，中国社会都应对问题彩民现象给予足够重视。

　　中国700万人买彩票上瘾 彩民称没社会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彩民已达两亿多人，其中问题彩民约700万，重度问题彩民达到43万人。

　　问题彩民月收入未过3000

　　在昨天举行的“问题彩民与责任彩票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彩民规模达到2亿多人，问题彩民大概有 700万，其中重度问题彩民达到43万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表示，通俗地说，问题彩民就是那种买彩票上瘾的彩民，想停停不下来，不买难受，不能自抑。调查结果显示，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问题彩民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问题彩民绝大多数感觉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层以下。据调查，男性彩民比女性更容易上瘾。

　　陈海平表示，问题彩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挪用公款、偷盗买彩票，因为买彩票导致破产等，对彩票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问题彩民不是某一个彩民的事，是一个普遍的群体现象，政府部门和彩票发行机构应该对此重视，加强对彩民的引导，投入财力建立预防、鉴别和治疗的一整套体系。

　　专家建议设立救助基金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是彩票管理条例草案起草审查工作的直接参与者，他指出，中国问题彩民的出现在制度方面有多种原因，包括彩票游戏资源的滥用，返奖比例结构的问题，发行规模的膨胀，长期无法可依等。针对问题彩民，国家应完善政策，控制彩票的发行规模，优化游戏资源，提升彩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他还建议，科学合理地利用彩票公益金，应该拿出一部分用于问题彩民的解决。彩票发行机构可以考虑拿弃奖奖金设立专门的问题彩民救助基金，加强对不同类型问题彩民的跟踪研究。

　　据记者了解，问题彩民已经引起彩票发行机构的重视，国家体彩中心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已经开始着手研究，相关措施有望出台。（京华时报）

　　彩民“越穷越买”成难题

　　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在中国，彩票为消除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问题彩民的不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消减着彩票的正面效应。

　　不管调查数据是否存在争议，中国社会都应对问题彩民现象给予足够重视

　　本刊记者/刘子倩 文/祝伟

　　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人数达到2亿多人。最令人关注的是，问题彩民约为700万，重度问题彩民达到43万人。而早在两年前，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问题彩民约有400万。

　　两年时间内，中国问题彩民增长了300万?

　　问题彩民的数据一经公布尽管引来颇多质疑，对于问题彩民等概念的界定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随着中国彩票业的飞速扩张，问题彩民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700万问题彩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海平看来，所谓问题彩民，是指买彩票上瘾，不能自抑的彩民。调查依托国内12家彩票行业网站的平台，在2011年9月至11月的3个月时间内，共吸引了176200多人参与。研究中心最后筛选出38810个有效个案。

　　“我的数据不怕别人查，关键不在于数据有多少，而在于数据一定要可靠”。陈海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尽管只剩下三万多的样本量，但相比国内成百上千人的样本规模而言，如此大型的调查依然罕见。

　　受访彩民平均每月用于购彩的花费是85元，以2011年中国福彩、体彩总计2114亿元的销售额推算，中国彩民数量大致在2.17亿人。当然，在这个包含了5份问卷、近300个问题的网络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有关“问题彩民”的部分。

　　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可靠，陈海平领衔的研究团队决定采用两套国际上通用的问题彩民甄别标准，进行两相印证，结果发现，在两套甄别标准之下，问题彩民流行率分别为4.6%和3.2%，以2.17亿彩民规模推算，问题彩民的数量分别达到893万人和620万人，平均下来，中国问题彩民的数量约为700万人。

　　陈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照国际惯例，将两套标准之下得分最高的问题彩民群体视为重度问题彩民，那么即使取两套标准中的较低值，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重度问题彩民的数量也超过40万，而如果取美国精神病学精神病统计手册的推算值，重度问题彩民数量则会高达108.5万。

　　调查表明，彩民中93%为男性，而女性更易上瘾。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不足三千，这一群体自认为属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下层。这一调查还显示出中国网络彩民拥有“五有一缺”的特点：有学历、有技术、有家庭、有结余、有梦想、缺乏社会地位。

　　问题彩民的调查数据犹如重磅炸弹，这让不少业内人士对于网络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中国问题彩民真的有700万?

　　事实上，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目前中国问题彩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彩票行业内部，都尚难达成共识，陈海平也希望通过这个网络调查对数据统计上有帮助。

　　问题彩民到底有多少?

　　在统计问题彩民之前，急需解决的是问题彩民的界定。

　　时至今日，学界对于问题彩民都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认为，问题彩民要从购彩金额占收入比例、选彩票所耗时间、对购彩人身心损害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四个方面进行判断。知名彩票研究者、江南大学副教授王君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外对于问题彩民的判定很严格，至少有十条标准。有的标准甚至细化到对问题彩民因入不敷出的理财状况的评定以及对社交的影响。

　　“问题彩民在国内很难从医学界定，因为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上海体育彩票研究中心秘书长李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而言，问题彩民是指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彩民。他们对彩票在精神上有一种依赖感，出现“成瘾”的症状。因个体化差异和自控力的强弱，出现这类问题的彩民有轻有重，严重者经济上会产生困难、生活上会产生很多问题，有的可能影响到家庭，甚至走向犯罪。

　　对于问题彩民的不同界定自然影响对这一群体人数的评估。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彩民为2亿，按照国外统计问题彩(赌)民的比例占彩民总人数(问题彩民流行率)的2%至3%的方式计算，得出中国至少有400万问题彩民的数据。时隔两年之后，北师大在作报告测算时，提高了问题彩民流行率，得出700万问题彩民的结论。

　　安丰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上述报告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没有符合中国市场的统计标准，均是套用国际标准。

　　在安丰看来，数据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彩票市场发展和专业研究的时间并不长，类似的调查只是得出一个参考数据，更深的意义在于，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问题彩民的评判标准。

　　陈海平坦言，虽然前期进行了大量的统计修正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但网络调查的局限性依然难以完全消除，比如不熟悉网络使用的老年人、没有上网条件的农民工等在线参与调查的可能性比较小，使得这些群体在调查对象中的分布比较少，网络调查结果未必与在实地调查结果完全一致。但搁置这些统计上的技术性因素，调查的初衷主要是唤起社会对于问题彩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更多关注。

　　“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

　　2004年，西安宝马案使中国彩票跌入低谷，但很快中国彩票进入跨越发展阶段，其增长速度已连续两年排名世界第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共销售彩票2215.82亿元，与2009年相比，翻了近一番。

　　大发展背后亦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冯百鸣注意到，高速发展之下，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已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所谓彩票发展指数指一个区域内彩票发行总金额与本区域内GDP的比值。据冯百鸣介绍，西方发达国家，指数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间，而中国早在2008年即达到0.4%，现已上升至0.5%。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西藏和云南，这个数据接近1%，“也就是说GDP增长100块钱，有一块钱是彩票贡献的，这说明彩票发展速度控制力度不够。”冯百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本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是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

　　王君柏在调查中发现，买彩票基本分为两类人，一种是随机选号型，另一种是守号型。后者长年坚守会形成一种“内控感”，认为成败可控。如果这一期买的号在下一期出现了，就自认为成功了，只是时机不对而已。在陈海平的调查问卷中，这亦得到数据支持。认为“总有一天自己会中大奖”和“只要坚持下去，中大奖是一定的”彩民分别占到了7.3%和 6.4%。而造成问题彩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彩票产品设计的缺陷。比如，某些彩票设计和规则制定不科学造成彩民非理性投注，以及数分钟即开奖的彩票，因频率太快也会对彩民心理产生影响。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媒体的夸张宣传对彩民造成中奖错觉。类似“守号三年，喜中千万”等报道频见于报端。王君柏认为，媒体的过度宣传，使彩民认为中奖的主观概率高于客观概率，周围经常充斥中奖消息，会产生“邻里效应”，令彩民产生大奖距离自己很近的错觉。“事实上，中大奖的几率就像是从月亮上飘下一片雪花，正落在你头上。”冯百鸣打比方说。

　　王君柏还从心理学的“挫折侵犯理论”角度分析问题彩民的潜在危害：屡买不中，遭遇挫折越多，就越有可能侵犯别人。2009年，浙江一名沉溺彩票的彩民，出现被害和关系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将浙江体彩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杀害;在此之前，中国农行邯郸分行管库员盗取金库现金5100万购买彩票，最终被判处死刑。

　　“这些报道会对彩民有所警示，但与报纸上彩票专栏长年累月地宣传相比，警示作用可谓杯水车薪。”王君柏对此忧心忡忡。

　　除此之外，令人担心的是，号码预测产业正“蓬勃”发展起来。在投注点，不少彩民都会盯着走势图或者抱着《藏宝图》《矩阵宝典》等预测类刊物研究下期走势。事实上，所谓号码预测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却都打着科学的旗号。

　　“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机性，如果有规律可循，那彩票就是失败的。”王君柏说。

　　一位彩票业内的知名学者曾公开批评预测现象，可事后就接到做预测生意老板电话，求其不要再发言，否则直接影响其生意。“彩票管理者要保证销量，在这方面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是彩票发行的悖论。”这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安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彩票本身，而是在于对彩票的错误理解。彩票是一项具有娱乐性、献爱心的概率游戏，但在中国，中大奖永远是第一位的。冯百鸣坦言，彩票对于中低收入大众来说，俨然成为一夜暴富的途径之一。

　　“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甚大”

　　在北师大的网络调查中，未满18岁的青少年彩民占彩民群体的2.4%，其中不乏小学生。而在问题彩民群体中，青少年彩民占到0.23%，尽管比例不高，但若乘以我国庞大的彩民总量，其绝对数量依然不容忽视。

　　对于青少年购彩问题，从事彩民心理和行为研究多年的陈海平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它会扭曲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念，觉得可以不劳而获，觉得凭运气就一定可以成功，这种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甚大。”

　　2009年7月1日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彩票销售点禁止将彩票销售给未成年人。但事实上，这条规定很难在实际中进行监管。一位参与该条例制定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该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而并非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这位专家曾向相关部门建议但并未被采纳。“这条规定应该是向消费者提出警告，而不是本末倒置，这是要让销售人员练就一双识别未成年人的火眼金睛吗?”

　　李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英国，实行网络实名，相关部门一年三次会对不确定的ID进行年龄上检测。如果向未成年人销售，就会被取缔。

　　如何救助问题彩民?在王君柏看来，随着彩票业的发展，问题彩民群体壮大的趋势是难以遏制的，光靠政府出台措施，从政策层面解决并不现实。王君柏建议，要从根本解决彩民素质不高的问题入手，在上学期间了解一些概率知识，同时对于完全入迷者，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改变他的社交网络和方式，在特定时期把注意力转移出来。

　　研究彩民问题多年的冯百鸣认为，政府应该支持问题彩民的民间救助组织，将部分工作交由NGO组织完成，而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参与到问题彩民的求助中间来，努力将其变成绿色彩票。曾赴美国研究博彩业的李海说，国外的博彩杂志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研究问题彩民的，这有助于让公众认识到其危害性，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陈海平亦在报告中建议研究制定中国问题彩民防治体系，确立中国问题彩民甄别标准，进行问题彩民监测，探索中国特色的责任彩票体系建设，“真正让彩票变得更加科学和健康。”

　　(应受访者要求，安丰为化名，实习生张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投注站里“众生相”

　　不到5平方米的投注站，承载着无数人的财富梦想，人们用数字编织美梦，却浑然忘却了现实的另一面

　　本刊记者/杨迪(发自北京)

　　“拆分合值、减杀红球……”刘峰双眼紧盯着墙上由数字和直线组成的“双色球走势图”，口中喃喃自语，浑然不觉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

　　2012年4月15日，时钟指向了下午6点半。在北京丰台区西三环的一个普通彩票投注站里，不足5平米的空间里已经挤了七八个人，每个人都一副 莫测高深的表情，在纸上写着、算着，还有两个人在“走势图”前比划着，“这期红球肯定有25、26，你看上期是24，一般24特别容易打到25、26。” “蓝球我看好3，很久没出了。”两个人争论着，原本狭小的空间烟雾重重，似乎幻化成了另一个世界。

　　小小投注站，承载着彩迷们的“发财梦”，人们在这里，计算、讨论，惊喜、懊悔，每一种表情背后，交错着各自的悲喜和梦想。

　　魔咒

　　“铃……铃……”投注站里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板拿起电话，电话里传出声音，“今天福彩3D的试机号是多少?”“983。”简短的两句对话，就挂掉了。

　　刘峰像想起了什么一样，猛地抬起头，“试机号出来了啊!”他又咕哝了一句，“时间过得还真快。”他停下了手上的计算，回身把写在纸上的号码交给了投注站老板，从兜里摸出50块钱。

　　刘峰已在这里待了4个小时，他今年45岁，却是个有十几年“彩龄”的彩民。每个月，刘峰用来买彩票的钱都要达到5000多块钱。4月15日这一 下午，即刮奖、双色球、排3、排5各式各样彩票，他就买了100多块钱。事实上，在来这家投注站之前，他在别处也已经买了不少。

　　“所有的彩票我都玩。”刘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走到哪，路过投注站就会待一会儿。昨天还在天津玩了一整天的"快乐十分"(天津市福彩中心承销的快开彩票，十分钟一期，每天开奖84次)。”

　　不等记者说话，他又重新拿起一张纸，头也不抬地计算当天晚上的“试机号”。

　　试机号是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在每期开奖前试运行摇奖机和摇奖球，用来检查设备能否正常使用的。通常情况下试机号会在每天的18：30分左右公布，这个号码也成了彩民们计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试机号里有很多玄机。一般情况下，试机号的三个号码在当晚中奖号码中包含0或1个号码，但出现2个或以上的很少。”刘峰开始陆续报出他刚刚计算的号码。“先给我打一张754直选，再打一个组六复式， 1、3、4、5、7。”

　　这样的计算，刘峰重复了无数次，每天晚上开奖过后，他便铺开纸开始计算第二天的号码，即便白天在公司他也是抽空就盯着“走势图”研究。有时候， 这些蝌蚪一样的数字，会像虫咬一样让他脑袋疼，刘峰便会出去走走，可走出去他又会不自觉地走进投注站。“不买难受，睡不着觉，就像烙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 的。”他说。

　　和大多数资深彩民一样，刘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彩票。当时为筹集北京亚运会的建设资金，北京发行了一种即开型彩票，刘峰刚刚从河北老家 来到北京不久，一口气买了30块钱彩票，虽然没有刮出一分钱奖金，但心情很愉快，当时买彩票的动机非常单纯，真如国家所提倡的那样，觉得自己为亚运出了一 点力。

　　1990年代末期，中国福彩和体彩开始相继推出国际上流行的乐透型彩票(以序数方式为竞猜对象的彩票)。彩票一经上市，无数为生活所迫，或幻想一夜暴富的人们把彩票市场搅动得火爆异常。此后，彩票种类不断翻新，彩民亦步步紧跟。

　　刘峰那时候正在进修项目经理课程，路过彩票站时总喜欢花10元块钱机选几注。有一天下午，他在彩票机当天停售前的最后几分钟选了五注彩票。当晚摇奖时候，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中了二等奖，“中奖了!”刘峰说，“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子蹦到了屋外。”

　　那一次刘峰得了6000多元奖金，这勾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刘峰说，他开始学习算号，在反复观察、综合分析、排列对比之后，感觉号码就会呼之欲出，却总是揭不开最后一层面纱，让人心痒难捱，欲罢不能。

　　“我的宗旨就是不能后悔，看好的号就一定要买。”刘峰的筹码越下越大，每月薪水大部分都投在了彩票上，虽然也陆续中过几次奖，但最终算下来，刘峰知道自己还是赔大于赚的，但是等待开奖的心跳体验，仍然是他无法摆脱的魔咒。

　　“天机不可泄露”

　　就在刘峰专注于手上的演算时，老胡远远地骑着自行车出现了，“老胡，来了啊!”投注站的老板热情地打着招呼，老胡是这个投注站的常客，来来往往的人几乎都认识他。

　　在投注站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里，财富的梦想吸引着各色人群，修车铺的小伙子，退了休的老大爷，下岗的工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晚上6点都会准时出现在门口，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像往常一样，老胡手上攥着一张《彩民周刊》，由数字和直线组成的福彩3D的走势图露在外面，已经变了颜色，显然这张报纸已经不知被翻过多少遍了。

　　老胡是从丰台区房管所退休的老工人，也有着十几年的彩龄，虽然买的年头多，但他一直比较克制，每次只买两三注。“买了就有50%的中奖可能，算给自己买个希望。”老胡说。

　　老胡和刘峰不一样，他不会那样死盯着彩票室里的走势图，即便手上拿着报纸，他也不慌不忙地坐在门口，听人聊聊家长里短。彩票更像是他生活中的一味休闲食品。

　　事实上，老胡的内心也有他的执著，“每天报纸上都会报哪哪儿的彩民中了大奖。总有一天会轮到我头上。”老胡从贴身衣服的左兜里掏出了一张表格， 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那是一张A4打印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表格，1-0这十个数字分落在格子中，整个纸片被老胡用透明胶带粘了一层。

　　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份秘笈，老胡说，这张纸并不是谁都给看的，很多彩民知道他有秘笈，也多次跟他打探，但他很少当众把这张纸拿出来。“每次的中奖号码都会形成一个直角或者45°斜线，你看这里，5、6、7就是前两期的中奖号码。”

　　投注站的老板说，“在市面上有很多利用这种所谓的预测秘笈售卖，五花八门的，但其实大多数都是骗人的。”

　　老胡不信，虽然有秘笈在手，但谈何容易。他说，他每回都是只能看对两个号，那第三个号就像跟他捉迷藏一样，老胡看中3，便会出4，要是看中7，摇奖的时候很可能就出了5。

　　老胡宽慰自己说，什么秘笈，其实都是瞎蒙，这东西哪有什么规律。嘴上明白的老胡，却总期待着自己能有中大奖的好运气。

　　在玩彩票以前，老胡的业余爱好是打麻将，每天晚上就会约上几个牌友，聚在一起打麻将，也曾一度乐此不疲，即使输多赢少也无所谓。“平均算下来，每天也是要输个百八十。”

　　老胡说，彩票在很多时候就像赌博，都讲的是一种几率、一种运气。

　　风险彩票

　　事实上，很多的投注站老板和彩票分析师，都是从彩民发展而来的。他们也曾像刘峰、老胡一样痴迷疯狂过，但是在冷静过后，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利用彩票营生的办法。

　　杨林如今已经是彩票投注站的老板，同时他也给媒体写一些关于彩票的专栏文章，他说，“我是用孙子兵法分析彩票的，分为战略和战术两部分。战略上我一直强调大家要用娱乐的心态并增强风险意识，战术上就是一些投注技巧了。”

　　早在十年前，杨林远没有这样的冷静，他也是一个疯狂的彩民。那时候，杨林是一名记者，在一次发行彩票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同行劝说下，杨林就买了几注。

　　先后中了几次5元的小奖之后，杨林开始对彩票产生了兴趣，“中奖是上瘾最直接的诱因。”他说。

　　最初的时候，杨林都是机选号码，虽然也想自己选几个号码，但是左看右看这36个数字，感觉哪个都有可能出，哪个又都不像，眼花缭乱了半天，也理 不出一丝头绪，最后干脆就把“生杀大权”交给了机器，每次买彩票，他都会在心里默念几声老天保佑，让售票机吐出一张能中500万块钱大奖的彩票。

　　为了能中大奖，杨林特意去买了本概率学的书研究起来。那时候，他的家里贴满了自制的彩票走势图，出门的时候还随身带着一大堆的书本笔记本，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图、计算公式。

　　一次偶然机会，杨林买中了一等奖，虽然奖金杨林一直不肯说，但很多人还是慕名前来“取经”，媒体也开始向他约稿，希望他可以写一些投注技巧的文 章。他说，那时候走路都是飘飘然的。他也开始加大投注，经常30倍、50倍地买注，曾经最多一次性就买了几万块的彩票。大奖的奖金很快就又倒回去了。

　　最后，杨林用手中最后剩余奖金办了现在的投注站，并且和朋友办新闻网站开始创业。

　　杨林说，在投注站里，借钱买彩票的、倾家荡产、闹家庭纠纷的彩民比比皆是。而且上瘾的公务员挪用公款投注彩票的新闻也经常出现，可是太多的彩民眼中只有那些一夜暴富的新闻。

　　有时候杨林留意观察着彩民的各种神态，也暗地里为他们捏一把汗，“为什么彩票上不能像香烟一样，要求明示"彩票有风险"字样呢?”杨林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问题彩民为何偏爱穷人

　　日前,在“问题彩民与责任彩票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中国彩民已经超过2亿,其中,“问题彩民”人数约700万,重度患者约43万。(3月26日《京华时报》)

　　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问题彩民”并非仅仅基于个人秉性之偶然,在这偶然的背后,他们其实有着更为相似的身份背景:中青年龄段、中低教育程度、中低收入水平……这是一个尴尬的“中间”群体(穷人),因为手头具备一点“资本”,而生发一定的向上冲动,但他们手中的这点微薄“资本”之于他们心中的“伟大”梦想只是杯水车薪。

　　在我看来,买彩票无外乎三种心态:撞大运、凑热闹、献爱心。在我国,由于彩民心理普遍不成熟,抱有“撞大运”心理的人占据绝大多数彩民投机心理普遍过重,这也是我国“问题彩民”现象比较严重的原因。当然,我国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彩民”偏爱穷人群体,还有其他诸多原因:

　　第一,民生发展问题引发“问题彩民”偏爱穷人群体现象。现阶段,我国面临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问题,这给多数国民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这些穷人群体,具有强烈的上升欲却现实机会渺茫,很多人踏踏实实工作一辈子也无法有尊严的生活。面对这种状况,你让他们如何淡定起来呢?

　　第二,社会分配不均加剧“问题彩民”偏爱穷人群体现象。为何“问题彩民”集中在收入不高、学历不高的穷人群体?毋庸讳言,这是由于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不重视和不关心,尤其是分配不公的解决不当,更是加剧了穷人的侥幸心理,从而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甚至有人还会铤而走险。

　　第三,不恰当的宣传强化“问题彩民”偏爱穷人群体现象。很多时候,我们的报刊、杂志、网络传媒大肆渲染个别彩票创造的一夜暴富神话对穷人形成强烈刺激。面对诱惑,以前没怎么接触过彩票的市民也蠢蠢欲动了,一些人甚至丧失理智,以身试法,结果梦想非但没有实现,还身陷囹圄。

　　而且,在我看来,“中间”群体所缺少的并不是概率常识问题,而是可感、可触的“上升机会”。所谓的“偏执”和“成瘾”,显然并非只是心理缺陷与心智危机。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踏实努力致富的可能性没有与购票中奖的概率拉开差距,甚至小于购彩中奖的几率,我们还有何理由说“问题彩民”们的选择不理智呢?生活的绝望者常常在放大绝望的同时放大希望,于是,本来遥不可及的“大奖”也似乎天涯咫尺。

　　由此可见,“问题彩民”除了是个人问题外,更是一个时代、社会的命运产物。我们要根治“问题彩民”之病患,不能仅仅像美国等博彩业发达的地方一样,建立彩民救助机制(当然这也很重要),我们更应当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彩民”背后的民生、发展、分配及还穷人一个上升机会的问题。（正义网）

　　彩民问题不仅仅关乎彩票业

　　28岁的王同海是山东省沂水一家公司的职工，闲来无事玩起了彩票，他越陷越深，越玩越大，用自己的钱买不过瘾，还瞄上了公司的资金。以前都是用现金买彩票，后来竟发展到挪用公款通过POS机刷卡，最多的一次刷了30万元。仅一天时间，刷卡购买彩票就达200万元。(4月12日《法制日报》)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彩民已达两亿多人，其中问题彩民约700万，重度问题彩民达到43万人。问题彩民就是那种买彩票上瘾的彩民，想停停不下来，不买难受，不能自抑。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 元之间，绝大多数感觉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层以下。

　　问题彩民有700万人之多，这说明买彩票上瘾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甚至引发严重的刑事案件。王同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像这样为了买彩票挪用公款甚至盗窃、抢劫的绝非个案，还有人为此欠下高利贷，最后家破人亡。

　　彩票确实能给人带来一种期待，一种希望，一种梦想。在美国说有三件事必须依靠上帝帮助才做得到，第一件事就是彩票中头奖。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彩票中头奖是件天大的喜事;二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低。从概率统计学上讲，彩票是一种纯随机的游戏，中奖的几率非常小，不中奖才是正常的现象，除了足球彩票、篮球彩票等需要一点个人知识外，其他像用机器摇奖的彩票，个人知识起不了任何作用。根据北京福彩网的计算数据显示，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为1772万分之一，二等奖的概率为118万分之一。但在中国，许多彩民的心理是扭曲的，问题彩民所缺少的并不是概率论知识，而是可感、可触的“上升机会”。

　　买彩票本是一个福利事业，但其所包含的投机因素被一些人当做发财致富的手段，不少人都梦想着借买彩票一夜暴富。而处于社会中低层的广大人群，由于不满足于现状，投机心理更浓，也更容易买彩票上瘾。有的彩民在经历了数次不中奖的打击后急于求成，固执己见，盲目投注。有的人对自己失去信心，有病乱投医，盲从于他人的推荐，对自己所投注的彩票没有进行研究分析，使购彩成为了不理智行为。有的彩民不管自身经济能力，盲目投彩，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奖率非常低的彩票绑在一起，最后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问题彩民的出现，不单单关乎彩票，更是一个时代、特定社会的产物。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使中低收入人群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大，很多人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2元一张的彩票上，希望用较小的投入获得巨额回报。

　　彩票被喻为“微笑纳税”，这一特点决定了彩票业应秉持两个原则，一是不能由困难群体支撑这样一个市场;二是不能鼓励放纵彩民的赌博心态。如今，彩票业形成了一个悖论：世界上所有发行彩票的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公益事业，为了帮助那些低收入者;但彩票所带来的这种对低收入者的误导和损害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彩票业所带来的益处。要防止中低收入者沉迷彩票，派生问题彩民，除了有关部门和媒体要正确引导，彩票发行机构改进和完善发行方法，如缩减发行规模，限制投注金额和倍数，在彩票上印“风险提示”，让彩民理性购彩外，更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广大群众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同时，减少一些人幻想通过一夜暴富改变自身命运的想法。

　　(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一条热线的纠结救助

　　本来是为了给“问题彩民”提供一个心理援助，然而近五年来，打进电话的很多人却寄望于热线能透露彩票开奖号码，以脱离屡买不中的“苦恼”

　　本刊记者/刘子倩

　　付丽已记不清接过多少个求助电话，尽管来电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但两年前的一个电话还是让她记忆犹新。

　　当天夜晚，一名年轻女子打进电话，苦苦哀求付丽告诉她下一期的彩票中奖号码。这名女子的丈夫在车祸中离世，自己还要抚养幼小的孩子，为了逆转命运，她把希望寄托在彩票上，买了数次未能如愿，她心灰意冷：“如果你们不告诉我中奖号码，我就抱着孩子跳楼。”

　　“她边哭边说，感觉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付丽说。

　　付丽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彩研所)彩民服务中心救助热线的工作人员。按照工作流程，她先安抚这位求助者的情绪，并告诉对方彩票的基本常识，“至少让她明白，彩票是随机的，公布之前没人知道结果。”随后，付丽把这一案例告知当地福利彩票中心，最终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这位女性的生活回到正轨。

　　与这位“入迷”女彩民一样，很多前来求助的彩民都认为，这些彩票机构都掌握着彩票的“秘密”，可以预先知道中奖彩票的号码。付丽的工作除了对“问题彩民”进行劝导，还要告诉他们彩票的真相仅仅是概率游戏而已。

　　付丽所在的北大彩研所成立于2002年7月，是中国第一家从事彩票与博彩业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学术机构。随着我国彩票市场迅速发展，彩民问题不断增加，自2005年起，北大彩研所即开展问题彩民专项研究，并于2007年，专门设立了中国首个专门服务彩民的免费公益性平台“彩民服务中心”，通过开设心理辅导诊室、开通免费热线电话、举办彩民讲堂等方式，解答彩民关注的问题，旨在给问题彩民提供服务和救助平台，并为问题彩民研究提供案例和数据支持。其中，热线电话4008118600属于民政部集中使用福利彩票公益金政府委托项目，成为弱势彩民心理疏导服务平台。

　　“我不是问题彩民”

　　付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热线有三位专职的心理辅导员，每天接到全国各地三四十个有效电话，尽管分摊到每个人手上仅十多个电话，但一点也不轻松。对于要求提前透露中奖号码的彩民，他们会反复说明，而对于深陷其中者，亦会耐心劝导。

　　起初，彩民在电话里很多无厘头的要求让付丽哭笑不得。一名大连彩民在救助电话中承认自己在购买地下私彩，因为地下私彩与福利彩票的开奖结果一致，他希望付丽在福彩开奖前能透露中奖号码。“他说可以跟我们机构合作，还强调这样做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失，因为是私彩，赚的是黑庄的钱。”付丽说。

　　这个彩民却很执著，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打来电话，询问“合作”意向，而每次付丽都会反复劝导。按照问题彩民来电的情况，付丽把热线分为有效来电、重复来电、感谢来电和无效来电。“而这是典型的重复来电。”付丽说。

　　按照工作程序，接到彩民电话后，付丽和她的同事们要先了解情况、澄清事实，想办法建立起信任，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商谈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最后做出评估总结。付丽坦承，取得对方信任和商讨解决方案是最令人头疼的。

　　一位北京彩民家属曾打来电话诉说其家庭的苦恼。她丈夫做小生意有了些积蓄，可每期彩票必买，且支出都在万元左右，希望能得到救助。付丽从概率角度告知其中大奖的可能性，并建议其全身心投入生意之中，转移注意力。虽然劝导顺利，可一问到具体的姓名、家庭背景等，对方都很排斥，再主动打去电话询问时，家属便改口称没有问题。“都知道是件不光彩的事，碍于面子大都不会讲。”付丽说。

　　另一位心理辅导员崔明发现，“问题彩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大多是身边亲友打来电话救助，而最近的一个电话让他感动不已。一位成都的投注站老板打来电话反映，在他的投注点有一个“问题彩民”，每天投注几百块钱，甚至借了其他彩友六千块，全投在了彩票上。这位老板让他向彩民热线救助，甚至不再向其出售彩票，最后这位上瘾的彩民并不领情，还“转战”到其他投注点。不得已，这位老板打电话诉说自己救助失败的无奈。

　　北大彩研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对而言，彩民更看中彩票的奖金，而忽略彩票的娱乐性。王薛红曾接触过一位女问题彩民，每次到投注站买彩票时就进入一种非正常的状态，都要自己亲自操作打彩票。这种情况不仅违反《彩票管理条例》，更重要的是，这类入迷的彩民往往对此浑然不觉。

　　彩票“专家”

　　付丽在对来电进行分析后发现，来电者以30到50岁的男性居多，大部分都是中低收入者，咨询内容除了如何中奖，质疑彩票的公正性以外，很多人热衷于在电话里推荐自己的博彩理论和中奖方法。一位陕西彩民的妻子打电话求助，其丈夫以彩票专家自居，脾气暴躁，稍有不快就摔东西，光买彩票就花去一百多万，但从未中过奖，家人切断他的资金后，他开始借钱买投注。付丽加了他的QQ号，发现网名就是“彩票专家”。“这些人觉得彩票有规律，就进行"研究"，在认为自己掌握了相关规律后便希望找专业机构倾诉自己不被理解的烦恼。”付丽说。

　　两天之前，崔明也接待了一名彩票“专家”，这位名叫黄子波的来访者并不是彩民，但对彩票排列组合很感兴趣。“他带来了两本研究彩票规律的专著，希望借救助热线的力量公开出版”。崔超说。

　　在崔明的帮忙下，《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了黄子波本人，黄说，他是唐山的一名农民，做了二十多年的村会计，从2002年起，便开始研究其中的规律，当年就手写了一本7万多字，名为《自然数组合法》的著作，2010年，另一本12万字的著作也写作完成。“用我的理论不能保证中奖，但可以提高中奖率。”

　　更多彩迷奔着“大奖”而来。付丽说，有的咨询者在电话中直接说：我有一个预测彩票中奖的办法，想请你们检验下是否科学。遇到这种情况，付丽永远都重复着同样的那句话：“彩票是随机性的，不可能预测。”可对方并不相信，劝说这类彩民，救助热线甚至找来北大数学系的教授，对彩民提交的方法进行测算，找出其中的漏洞，以现场说服他们。

　　付丽还发现，作预测研究的彩民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愿将所谓的方法一次性说出来，怕对方透露出去。“从电话中判断，这些人在言语上与正常人还是有些差异，情绪比较低落。”付丽分析说。

　　热线的苦恼

　　自2007年筹备至今，已接听彩民来电2000余人次，其中救助的具有购彩成瘾倾向或行为的问题彩民近50人。此外，热线还接待彩民来访百余次，在全国各地举办十余次彩民讲堂，形成了包括我国问题彩民判断标准、问题彩民分类标准，以及由王薛红主持研究的中国问题彩民评测标准等在内的多项研究成果。

　　大部分时间，付丽和她的同事们会耐心倾听彩民的倾诉，并通过问题的形式了解彩民的生活情况、家庭环境、购彩的过程，争取找到成瘾根源及其对策。但现实问题是，电话沟通很难建起信任，作为公益机构的服务平台，解决彩民的实际问题中还要借助当地福彩中心的力量。

　　付丽说，当彩民处于痴迷阶段时，仅通过电话疏导，很难改变他们的现有状态，更为重要的是，电话那头，彩民所处的环境往往对其影响更大，“我在电话这头劝他不要相信预测，可他身边有一百多个彩民在预算走势图，这就像在拔河，我们的劝导作用往往要打些折扣。”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北大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亦指出，单纯地通过热线来帮助彩民，力量较为薄弱，不足以解决彩民的所有问题。但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使彩民和“问题彩民”体会到社会的关注和关爱

　　(应受访者要求，付丽、崔明为化名，实习生祝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关心赌徒心态，更关心囚徒困境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彩民规模达到2亿多人，买彩票上瘾的问题彩民大概有700万。(3月26日《京华时报》)

　　彩票发行，是政府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用极少闲散资金赌个梦想，购买彩票对于理性彩民而言，都是不会输的小游戏梦想照进现实，则是意外惊喜;若无缘中奖，也算是用闲钱为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但这些问题彩民的心理，显然不再这么淡定理性，多少上瘾彩民正渐渐成为红眼的赌徒。

　　赌徒心态，源自民众骨子里的冒险精神，也源自于人类的难填欲壑。无论是真金白银下注，还是以青春、理想作为筹码，隐藏的都是欲望，寄托的都是期望。

　　调查显示，问题彩民大多是青壮年且自认为身处较低经济地位的中层群体。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期的中底层群体，都企图依靠好运来改变窘迫境遇。审视他们的理想命运和生存环境，阶层的板结和上升通道的淤塞，依靠劳动和智慧实现预期、创造未来，正渐渐变成小概率事件。生活的无力感，如同巨大的漩涡，卷席着他们的命运和理想，在这样的环境生态下，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又何尝不像在博彩。

　　700万问题彩民，不仅是个体问题，还是某种社会病。而要治愈问题彩民们的这种赌徒心态，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社会为梦想实现制造空间，拉近与成功彼岸的距离。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和救济，为原始资本积累期的人们制造更多价值实现的机会和空间，并且还要消除资源垄断、话语断裂和身份板结，打通各阶层自由流动的路径，让成功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些，让生活承受的重量减轻些。当努力成为赢得成功的最佳筹码，那么买彩票这种赌博心态也将得到削弱。

　　当然，问题彩民所暴露的，除了彩民自身的问题，彩票本身也可能存在着问题。如果彩票的发行违背公益的初衷，将其宣传扩大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那么无意将加剧问题彩民赌徒心态的膨胀，而这则需要从制度上给予规范。

　　因此，治疗问题彩民的赌徒心理，改变中底层民众囚徒般的困境恐怕是值得重视的命题。

　　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重庆时报）

　　理性分析：彩票概率的真相

　　有人说“数学家不会买彩票,因为他们知道,在买彩票的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概率远高于中大奖的概率。”

　　本刊记者/马多思 文/张珺

　　概率论在很多彩民眼里充满神秘感，一些有关精通概率的人获得大奖的新闻报道更是为彩民们津津乐道。从中奖的规律、摇奖的设备到网络抽奖的程序，无不闪现出概率的影子。

　　概率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概率就是为了打破“规律”

　　“其实概率论的产生正是源于赌博”，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院邵井海副教授介绍说，最初概率出来的时候，是为了保证赌博者“公平公正”。

　　邵井海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因老校长王梓坤院士(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带领，在概率论研究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王梓坤是中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邵井海说，17世纪，法国贵族德·梅勒在骰子赌博中，有急事必须中途停止赌博。而双方各出的30个金币赌资这时要靠对胜负的预测进行分配，为此，德·梅勒写信向当时法国最具声望的数学家帕斯卡请教，帕斯卡又和当时的另一位数学家费尔马长期通信。于是,一个新的数学分支概率论产生了。

　　现代的概率论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前苏联的数学家创立的。邵井海说，概率专家在彩票工作中要做的，是把摇奖用的机器做得彻底随机性，让摇奖号码产生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完全随机。只有做到完全随机了，也就完全公平了，没有任何其他因素。

　　但在现实的彩票中，很多方面都未必能做到百分百随机。

　　邵井海介绍，硬币的两面看起来似乎很一致，但是其实正反面有着凹凸不同，遇到的空气阻力也不同，这样正反面哪面朝上，就不是正常的五五开。

　　彩票无法预测

　　围绕在彩票的周围，你总会看到概率的身影。但是专业人士表示，就算是精通概率，也并不能使你的彩票中奖率提高。

　　邵井海举例说，有人投骰子，连续出现几次同样的点数，那么再出现这种点数的可能性很小，出现别的点数的概率就大。但是你选择概率大的未必就赢。因为无论每一次下注是输是赢，都是随机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

　　在大概率中的小概率，则有着更加无法捉摸的规律。

　　邵井海认为，很多人认为运用统计学和概率，把最近一段出来的大奖数字记下来，画成走势图。这样依据走势图，就可以让自己选到最有可能出现，概率最大的号码。但是在小概率事件面前，这种方法并不会使中奖率提高多少。“在彩票中的小概率，往往靠的是个人运气”。

　　3月17日，《新民晚报》一则报道曾列举了一些数字：以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为例，投注者须先从33个号码中选择6个，再从16个号码中选择1个组成一注。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双色球的中奖概率大概为1772万分之一。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保守推测是200万分之一。“2006年，双色球共开出389注500万元大奖，而当年全国“因雷击而死亡”的就有404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陈海平博士在研究中发现，问题彩民往往对概率有精神上“成瘾”症状，这些彩民总是在内心放大自己中奖的可能性，总觉得自己能猜到中奖号码。

　　“全世界杰出的数学家多了去了，如果能猜到，那么这位研究出预测彩票号码的数学家就该得诺贝尔奖了，”陈海平笑着说，“有的彩民热衷选吉利号码或者自己的生日数字，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有些号称能预测中奖号码的所谓彩票专家，我看有骗人的嫌疑。”

　　生活中的概率

　　彩票机构从事概率计算工作的人，更主要是在计算这种彩票的中奖额度多大，要卖多少钱才合适。邵井海说，“这样就可以设定某种彩票什么等次的奖要有多少注才合适，应该有多少销售额度才能不亏损” 。

　　实际上，作为概率本身有着更为丰富的使用内涵，人们生产生活中很多地方在用，统计里面很多东西以概率做基础。“但是跟预测中奖号码没关系。”邵井海说。

　　在天气预报的“降水概率”中，科学家往往对于降水与否的把握只有70%，但却可以以概率这种科技手段发布预报，从而有利于公众决策。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也不自觉地运用了概率的方式：婴儿吃冷食拉肚子的概率是80%;冬天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冰上走，摔倒中风的概率大于90%，等等。

　　随机事件本身无规律可循，无法通过总结和概率计算提高中奖率，更无法成为破亿彩票号码的“制胜法宝”。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脚踏实地，对生活中的这种偶然事件要科学理性地分析、对待。

　　(need notice)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