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花16年创作现代石窟 辞高薪工作妻离子散

　　常嘉煌：未完成的“使命”

　　冲进病房，父亲气管被切开了，无法再说出一句话，但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儿子。常嘉煌明白了，他一字一字地说道：“爸爸，嘉煌去敦煌！”90岁的父亲听到了，当场流下了泪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要揭掉画上的布吗？”62岁的常嘉煌把他最珍视的画作置于卧床之上，或许是为了防尘，他把画作蒙上了布幔。他走到床头右侧，再走到左侧，分两次揭下了明黄色的布幔。

　　这就是《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40年前常嘉煌花费三个月完成了这幅临摹画作，它的原作是藏于敦煌莫高窟第254窟中的北魏壁画。常嘉煌的临摹严格忠实于原作，即使壁画上的漏洞也一一重现，这些历经14个世纪而形成的“孔洞”是壁画衰亡却也是它生命存息的明证。

　　萨陲那是古印度地域的一国王子，他在看到即将饿死的老虎母子后，纵身跳下悬崖，以自己生命的结束换来老虎生命的延续，这一载于佛教典籍《大藏经》中的传奇多次出现在莫高窟的洞壁上。

　　《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是常嘉煌的父亲常书鸿一生的写照。

　　69年以前，即1943年2月20日，从法国归来的画家常书鸿一行6人乘坐破旧的苏制敞篷卡车从兰州前往敦煌。这辆老旧的汽车时而抛锚，因而在路上耽搁了一个多月。从张掖至酒泉的路上，司机让一位带着病儿的妇人搭车，凛冽的寒风扑打着车上蜷曲着的生命，一整夜戈壁瀚海上的颠簸……第二天早晨妇人怀中的孩子竟然冻死了。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抵达大漠深处的绿洲——敦煌莫高窟。他选择走进的第一个洞窟，就是多年后常嘉煌临摹《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的地点，走进这个洞窟是源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嘱咐，常书鸿看完后已明了他的使命，“来敦煌就意味着牺牲！”

　　从这一天起，为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为守护莫高窟这座1500年以来的艺术宫殿，常书鸿坚守敦煌近四十年，直到他被迫离开的一刻。他经历了同事及家人的离开、时局震荡以至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他既然不能摆脱困苦，就选择忍耐与适应。

　　常书鸿1994年离世，带走了他未竟的开创当代敦煌艺术的梦想。1996年，常嘉煌与母亲李承仙在莫高窟以西59公里的党河故道开凿“现代石窟”，常氏家族虽然耗资数百万将洞窟掘成，甚至有一两个洞窟的壁画已接近完工，但再现唐代壁画原貌的总体设想没有实现。这让已付出巨大精力与财力的工程显得似乎缺乏意义。

　　16年来，常嘉煌已从中年步入老年，经历了婚姻破裂、母亲离世、研究机构的冷遇及家族内部的非议。和壁画上的孔洞一样，现代洞窟成为敦煌戈壁上的伤痕，也或许如常嘉煌所说，它其实是一面“镜子”，映照了这个纷繁与忙碌的社会。

　　“苦行僧”

　　满族人常书鸿1904年生于中国杭州，幼年曾亲历辛亥革命中的杭州起义，在西湖写生时，雷峰塔在他面前轰然倒掉。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1927年，他自费留法，日后成为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最优秀的学生。他先后获法国沙龙展金奖三次，画作多次被法国国立博物馆收藏，随即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与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

　　1935年秋天，已习惯安逸生活的常书鸿在巴黎的旧书摊偶遇法国人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他为这些远在中国甘肃敦煌的“陌生”作品所震动，决定回国去寻找这大漠深处的艺术宫殿。

　　1942年，常书鸿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开始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面对国民政府提供的少量经费，常书鸿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卖掉了“许多”珍爱的作品，筹齐了一行六人的旅费。

　　“这是一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大书法家、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对他说，“只有爱好艺术的人，能从富有的千佛洞历代艺术宝库中用安慰与快乐来抵消孤僻生活中的苦闷。”

　　1943年，常书鸿出现在敦煌，大漠绿洲中的生活是困苦的，在法国喝惯了的咖啡在这里变得苦咸，因为敦煌的水是咸的。从莫高窟到县城有35华里，夏天到县城买的豆腐还没有运回莫高窟就坏掉了。

　　1945年春，常书鸿的妻子、留法雕塑家陈芝秀因不堪忍受这“苦行僧”般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常书鸿连夜策马追赶，两天后昏厥在戈壁上，侥幸被路人所救。醒来后得知陈芝秀已登报与他离婚，常书鸿放弃了追赶，沿原路返回了敦煌。

　　文化大革命爆发，地处戈壁中的敦煌亦不能幸免。常书鸿的第二位夫人李承仙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敦煌研究所的人毕竟是做研究的，“有些人打常（书鸿）但不打洞子”，壁画与雕塑因此幸存下来。后来一次乘车，坐在后排的常书鸿又因意外导致腰椎粉碎性骨折。

　　1971年，周恩来总理偶然问起常书鸿，这成为他被解放的契机。

　　不久，常书鸿被甘肃省革委会派人来宣布“解放”。会议上，常书鸿大概没有听懂领导的讲话，他照例向领袖像和大家转着圈鞠躬请罪……当明晓事情发生转折时，常书鸿惊呆了。

　　“解放”后没几天，常书鸿就在“牛棚”的逼仄土屋里，邀请全所人员到“家”聚餐，包括那些“打倒”他的人。他咧着嘴笑着亲自下厨，做出几大盆法式春卷……

　　沉重的“承诺”

　　小时候，常嘉煌并不喜欢敦煌莫高窟，“觉得墙壁上画满妖魔鬼怪，因此感到恐惧”。

　　父母为敦煌日夜工作，常嘉煌就被寄放在上海的姨妈家，每逢寒暑假回到敦煌。常嘉煌很少见到父亲，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他了解父亲也是通过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

　　1964年春天，父亲常书鸿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回来，见面就对常嘉煌说，他见到了总理周恩来。周恩来问完敦煌的事情，突然说了句：“你的孙子在敦煌吧？”常书鸿回答：“我现在还没有孙子。”总理笑笑又说：“我的意思是说敦煌的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要子子孙孙做下去。”

　　常嘉煌说：“那时我才上小学。所以父亲跟我说这些话也是意味深长的。”

　　1972年，常书鸿被“解放”之后，22岁的常嘉煌在这一年的大半时光中与父亲朝夕相处，这是彼此一生中父子相处最长的时光，“他慢慢把敦煌的事讲给我听”。劫后余生的常书鸿对儿子讲：“如果有一天敦煌遭到破坏，我就和石窟一起毁灭。”

　　“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这是父亲生前常说的16个字，其中的“继续敦煌”常书鸿还没有机会做到，他告诉常嘉煌：“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常嘉煌打算出国学习油画，他问父亲应该去法国还是美国，父亲却说应该去日本。敦煌壁画的有些画法已在中国失传，而在日本这一源自中国的传统没有中断，他希望常嘉煌把失传的画法接续回来。

　　1984年，常嘉煌留学日本，之后在异国成家生子，他生活优渥，日常出行住五星级饭店，坐飞机选头等舱。这种“正常人的生活”却与常家的使命有着天然的冲突，有一次老父亲终于震怒了，他向常嘉煌吼道：“你这个日本职员，给我滚出去！”

　　父亲的话刺痛了常嘉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体会到父亲对敦煌的眷恋，对他的沉重期望。

　　1994年，常嘉煌听到父亲病危的消息，立即从日本飞回北京，冲进病房，父亲气管被切开了，无法再说出一句话，但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儿子。常嘉煌明白了，他一字一字地说道：“爸爸，嘉煌去敦煌！”90岁的父亲听到了，当场流下了泪水。

　　1994年，常书鸿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重新回到了敦煌，入土为安。

　　危崖上的石窟

　　现代石窟的选址并不顺利，常嘉煌开着车在敦煌的戈壁上转了整整两年，发觉最适于开凿石窟的断壁都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区内，如此广泛的保护区范围还是父母亲手划定的。

　　常嘉煌最后决定在党河绝壁上开凿，这是一处高于党河古道30余米的危崖，从水库放出的党河水每年激烈地冲刷着洞窟下的崖脚。

　　1996年10月，现代石窟开凿。当地媒体说，这是自公元16世纪以来，敦煌石窟的苏醒。工人的钢钎与榔头，叮叮叮地一寸寸掘进，但仅凭人工之力一天还开不了两三个立方米。

　　资金瓶颈也接踵而至，原本有一家日本株式会社愿意投资，但附加条件是，要由日本画家最先进行石窟壁画的创作。常嘉煌拒绝了，敦煌文物曾历经外国探险家的掠夺，因此，第一个洞窟不能由外国人开始创作。这样，日方选择了退出。

　　石窟的开凿打破了常嘉煌的经济平衡，他辞去了在日本的工作，也无力照顾家庭，日本籍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

　　为筹措资金，常嘉煌多次在日本举办个人画展，将卖画所得投入到洞窟的开拓之中。

　　1998年，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敦煌的现代石窟，当地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如是相告：现代石窟是常嘉煌个人的事，与他们无关。

　　这使现代石窟蒙上了争议的阴影，很多来自国内外的帮助也就知难而退了。

　　家族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思路我一直不赞成。”常嘉煌的大姐——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常沙娜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记者。她曾参观过敦煌现代石窟，她认为，现代石窟修建在危崖之上，自然条件不适于修建石窟，而且现代石窟的壁画内容也比较分散。

　　常家世交、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明达说：“有人说常嘉煌是在欺骗，那就有点过了。”常嘉煌没有在建造现代石窟时获利，相反他入不敷出。

　　现代石窟也得到许多帮助，敦煌市政府为现代石窟划定了开凿地址。现代石窟距离敦煌市区约33公里，青海石油局无偿地把水电引到了这里。

　　令人费解的常嘉煌

　　李承仙生前以行动支持着儿子常嘉煌。70多岁的她来到现代石窟拿起画笔，其中现代石窟1号洞中的《药师菩萨》就是李承仙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完成的。她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个人画了20多天。两个小伙子轮流看护，精力还不及她一人。

　　李承仙未完成的1号石窟，由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来接力，2008年以前他们每年都来1号石窟进行创作。后来洞窟意外出现裂缝，创作为之中断。3号窟为“中日净土窟”，由日本东京浅草寺画僧秋元了典捐资开凿，他许愿将7世纪中国传到日本的一幅国宝级佛教绘画复原回中国，但因病只画完窟内一半的壁画。

　　2002年12月，李承仙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医生说李承仙的生命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了。这个在“文革”中被殴打却从来没有哭泣过的人，因没有时间完成现代石窟而流下了泪水。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李承仙老人宁愿忍受痛苦，也选择不用那些不能报销的药品。

　　“母亲留下一大笔钱，是用于石窟的。”常嘉煌说，“我知道后真是欲哭无泪，父母把一生，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敦煌。”

　　常嘉煌让本刊记者看了一段视频——李承仙老人躺卧于床上，眼神黯然，她对儿子说：“你从小出生在敦煌，你的名字叫嘉煌，是嘉裕关内的敦煌。所以呢，这个名字对你是很有意义的，你爸爸对你也很寄托希望。这个现代石窟，完全也是你爸爸的意思，要继续敦煌，要把现在中国的绘画延续下来。当然，现在搞这个石窟很困难，没有资金，没有人员，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随着大家对你的理解……不管任何困难，做下去！”

　　2003年8月28日，李承仙离世了。2003年9月27日，母亲李承仙的80诞辰之日，常嘉煌在现代洞窟的党河对岸上，喷绘出两个巨大的飞天。飞天身上的衣袂临风、色彩鲜丽，他还将父母的部分骨灰埋进了飞天如生的党河绝壁上。

　　2012年4月18日，常嘉煌与本刊记者约定前往他位于河北省燕郊的工作室，他开着一辆由吉普改装的房车，其形状很像一条游弋于公路上的“白色鲸鱼”。

　　他的一位亲人认为他难以理解，令人费解。常嘉煌没有全面解释他开凿现代石窟的动机，有许多原因使他难以坦率公开地表述。

　　在旧中国国运衰落的情势中，父亲选择去保护敦煌是历史赋予的责任，他“舍身饲虎”自然成为敦煌新生命的一部分，常嘉煌开凿现代石窟被视为常氏家族使命的延续，无论成功与否，它的存在就具有象征意义。

　　2011年在接受湖南卫视采访时，常嘉煌也许出于激愤脱口而出：“如果到了11月份洞窟开凿整15年时还没有进展，我就拉两车水泥把它封掉。”

　　但到了这一年的11月，他没有这样做。

　　常沙娜说，常嘉煌花了16年来做现代石窟，这个时间也是很可惜的，他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手稿，还需要他来整理，这也是他急需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