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力挺大学乌托邦精神：不应认权认利不认道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常被视为理想主义的代名词。新华社发

　　本期嘉宾

　　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北招生组组长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

　　日前，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严厉批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钱理群教授一席话被参会者发上微博后，迅速被转发几万次，引起网友激烈讨论。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撰写致清华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的刘道玉也认为，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

　　大学不应是权利争夺场

　　南方日报：对于钱理群教授所说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该怎么理解？

　　冯玮：对于钱教授的“利己主义者”说法我有深切的感受。我是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的大学生，当时我们被说成“十二年熬一锅汤，上面的油水全撇开了”。那时的大学生没有任何高考激励机制，没有利益驱动和各种诱惑，爱好学习且自学能力强，由于毕业后是分配工作，更不需要为出路或好的出路发愁，一腔热情全在学习上。现在我们的高分学生全往北大清华挤，毕业后哪里有权有钱就往哪里奔，在这样价值观的引领下想不成为利己主义者都很难。

　　储朝晖：钱理群教授提出的问题，是在问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基本人格。现实中大学的管理体制使得师生不是围绕“道”转，而是围绕权力转。大学理应通过真理的探索和人才培养来服务社会，而不是成为权力和个人利益的争夺场。谁在探究真理，谁走在真理的前沿，就要以这些人为领路人，而不是以谁权力大、掌握资源和科研经费多为尊。

　　“争状元”完全没必要

　　南方日报：钱理群教授提出“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是否和生源因素有矛盾？

　　冯玮：大学招高分学生无可厚非，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的，问题的核心在“争”字上面。现在在状元问题上还涉及了行政权力的介入，一些地方把多少人上北大清华当成指标，获得这个“荣誉”的人就被大肆奖励。

　　而据有关调查显示，很多状元、榜眼在走出校门后并未成为同行业领军人物，甚至冒尖的都不多。由于长期从事招生，我很清楚考生之间差几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储朝晖：我认为钱教授的观点和生源因素并不矛盾。现在名校争状元时并没有为学生的各种特性做定量分析，也就是没有负责任地录取。就学生方面而言要先确立志向，明确自身潜能再找对口学校，使得人生目标得以更好地实现。而现在很多学生非北大清华不可，结果从这些学校走出来人生目标并没有得以实现。

　　南方日报：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提到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其中就有“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冯玮：不可否认，名校出去的学生相对优秀的更多些，但整个培养机制有问题，使得学生很自私，这和整个社会太功利、一切向钱看有关系。一些名校已然成为出国预备学校，最优秀的一批人才走掉了，因为这些人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认为在那里能得到公平的竞争。

　　储朝晖：现在很多大学对学生的培养都是以到什么岗位工作为前提，此前提必然会导致功利主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学生看到乞讨现象并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要去探究原因，了解社会分配、就业、保障机制各方面的情况，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可我们的大学就是简单的以专业区分，让学生只掌握以后从事此类工作的程序。学生无法判断自己该以怎样的行动回馈社会，而是简单地把专业当成饭碗。

　　教育改革牵扯利益复杂

　　南方日报：刘道玉说“教育需要乌托邦”，这样的乌托邦要靠什么来支撑？

　　冯玮：“乌托邦”是指大学要成为精神家园，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大学教育也该如此，要有理想的色彩，无论是理工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门类都不能过于现实，仅仅迎合社会功利的需求。当然，扭转目前这个局面不容易，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简单的观念差异。我认为大学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清楚，做不到是因为牵扯的利益错综复杂，推进教育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储朝晖：所谓的“教育乌托邦”就是要追求理想，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没有理想的，追求权力和利益，并极力使两者最大化，而误导大学的两个最大因素正是权力和利益。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大学应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高教的利己倾向更可怕

　　何小手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高等教育现状及其问题近来成为舆论焦点。

　　在网络中，以微博平台为例，截至5月5日下午，以钱理群教授的观点为话题的微博数有近20万条，新浪微博的重要新闻资讯账号“头条新闻”发表的相关微博，被转发近15000次，评论9000多条。

　　相对普通网友缺乏事实根据的情绪性批评，社会观察者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对高等教育面临的危机感更为强烈。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的一则观感颇具代表性，他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说到自己的经历，并如此感叹：“中国现在越是重点的精英大学，学生们跟你聊的事越俗气，越世俗，越是回到自己身上。反而远一点二三线地方的学生，可能会想一些比较宏大点的，抽象点的，做梦一样的事情。”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师杨海锋在其微博中分析这种中国式的利己主义，认为一般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在西方，平衡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是宗教。而在今日的中国，信仰的这一头是缺失的，缺了这一头的平衡，中国的社会才彻底滑向了人欲横流的一头。”

　　此次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批评，其措辞新颖，观点犀利，并因此受到广泛传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这种噱头式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式的报道方式，尽管对传播效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本质而言，类似话题之所以成为舆论焦点，却是因为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危机感。其中，高等教育制度僵化，知识分子心态浮躁等问题尤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