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评刊：看《人民文学》2012年第4期

　　文/蒋九贞

　　本期《人民文学》内容庞杂，作者分布海内外。正如“卷首”所言：“这一期的作者，既有大陆作家，也有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作家，以青年人居多。”如大陆的畀愚、蒋韵、南飞燕、王小王、陈问问、阿科、夏榆、李天田以及“舟山行”的部分作家，台湾的骆以军、胡淑雯、林婉瑜、柯裕芬、王盛弘，香港的韩丽珠、黄灿然、廖伟棠，马来西亚的龚万辉等，他们的确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扩展和丰富着伟大的汉语文学传统。

　　畀愚的中篇小说《暗夜》

　　，写了艺妓瑞香的传奇人生，更写了她周围男人的“壮举”。瑞香到十二岁才有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年出于无奈，母亲把她卖了。几经转手，到了平川书院。平川书院是专门培养雏妓的地方。在这里，她与金先生结了婚，并认识了唐汉庭。金先生本是单家班子的继承人，叫单小婵，武生，十八岁登台唱戏，从北京唱到上海。几年后，他从日本振武步兵学校学成归来，参加了安庆起义，失败后隐姓埋名，混迹青楼。唐汉庭也是安庆起义的参与者，他们曾经密谋杀死了陶成章，这次来找金先生，是要就要登基的刺杀袁世凯。金先生刺袁没有成功，因为有人在新华门放了炸弹，袁世凯没有出来看戏，卫兵搜查了整个戏场。金先生与父亲一起离开了北京。瑞香被抓，受刑，可是却被年轻的男人救下了。这年轻的男人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他背弃了自己的父亲，救出了倒袁的人。三年后，瑞香已是上海滩名气很大的卖艺不卖身的欢场女子。之后，她成了唐汉庭的四姨太。此时的唐汉庭已经成了上海滩最有势力的“大风堂”的老板，凭着和日本人的微妙关系，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但是，他是反日的，其实是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或明或暗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破坏日本人的计划，窃取日方机密，阻止日军登陆。唐汉庭被暗杀了，他用身体护住瑞香，挡住所有射进车内的子弹。瑞香是个有心计的女子，她为唐汉庭做了很多别人做不成的事情。正是第一次淞沪会战之时，为了给唐汉庭报仇，她找到金先生。金先生不辱使命，在大连，扭断了原田建一的脖子。然后，瑞香掌管了大风堂。

　　作者写了那个时代的那些事件，那些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被人认为不可能抗战的人的一些传奇式的故事。故事是好看的，故事本身的意义也许会经久不衰。可以说，这样的题材很多人写过，很多人还在写。瑞香是从风月场里成长起来的巾帼女子，她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作者让她执掌大风堂，是赋予其民族大义了。在国难面前，所有中国人应该是一致的，“兄弟同心，协力并肩”。这体现的是中国精神。结尾是有这样的深意的。

　　仪式结束后，甫仁看着登船离岸的众人，对瑞香说，没了大风堂，唐家就没了根基。说着，他向瑞香伸出手掌，又说，别忘了，我们是一家人。

　　瑞香还是没有说话。她把手伸进甫仁的手掌里，抬眼看着他那张有点清秀的脸。瑞香是忽然发现的，甫仁的眼神里有许多东西跟他的父亲一模一样。

　　瑞香一下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甫仁的父亲唐汉庭是民族主义者，甫仁的“眼神里有许多东西跟他的父亲一模一样”，说明了民族主义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香火不断，这个民族是大有前途的。瑞香“一下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她是伤感，亦是憧憬，是饱含了希望的，她甚至知道以后还会有牺牲，有种种风险在里边，但是，只要坚忍不拔，就能挺立起来，发展下去。

　　蒋韵的中篇小说《琉璃》

　　，一如他的许多作品，写的是人生，写错位的人生故事，写了出走、逃离和破灭，写了人生无常和种种阴阳差错。1970年，一个名叫海棠的十六岁女孩，去了一趟北京，在二姨家做了十几天客，目击了一种与他们小城不一样的新鲜生活，还有表姐的生活方式，使她产生了新的追求，以致返回后不能安分守己，总是说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与那里的生活格格不入。在砖瓦厂，海棠结识了说普通话的落难他乡的城市公子刘耘生，定下了十年之约。恢复高考时，海棠考取了刘耘生所在城市的一所没有名气的学校，为的是能来到他身边，结果没有见到踪影。多年以后，海棠嫁给医生崔护，婚后生活貌合神离，其追求的野心不死，以致某一日突然决定南下。崔护坚决不同意。但是一年后，崔护追随而来，很快做到了主任医师。两个人有了儿子，平淡而温和的日子慢慢过去，崔护母亲去世，然后崔护车祸身亡。后来海棠回乡，偶遇三十二年未能见面的刘耘生，他已经是个一开口就喝三万多块钱一瓶的红酒、“钱多得能把人埋起来”的很阔绰的地产商了。海棠听着他的谈话，渐渐有些反感：

　　忽然她想起契柯夫的小说《酸栗》，那个志得意满脑满肠肥的小地主，此刻他们多么相像……那是表姐丽莎以死抗拒的人生啊。

　　于是，海棠的青春幻梦彻底破碎，她匆匆离开了。海棠思念起她的崔护，想起他曾对儿子说过的话：“在这个城市，没有人和我一起难过……”她明白了崔护，崔护却永远不会明白她了。在墓地，“她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一脸”。

　　作品人物的出走是为了追求，然而，追求是为了逃离吗？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逃离什么？我们追求梦？无疑地，梦想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和梦想是一对矛盾，人们不可能生活在梦想里，而现实往往会把梦想击得粉碎。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生活就是生活，这里充满了宿命，充满了无奈，也是无数偶然的堆砌。偶然中有必然的东西，偶然也就成为了必然。没有人能够逃离现实。正如有读者评论的那样：“海棠年轻的时候，那么多梦，那么固执地对抗世俗生活，不惜与周围的环境为敌。然后，历经沧桑，梦碎。表姐的悲剧，同样是一个逃离的故事。潜在的，与世界有着内心的较量。那种焦虑和困扰，放纵和隐忍，让生命不安。无处安放的心灵和爱，在小说的文字里此起彼伏。”人生啊，你真的是易碎的琉璃吗？掩卷之后，我们不能不深思。

　　南飞燕的中篇小说《空位》

　　，是一篇颇有深度的职场小说。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谋取一个满意的职位是相当困难的。人们恐怕不知道，对于那些有职无权的“闲职”、“副职”的子女来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老蒙是七厅一个研究院的班子成员，“副院级”，实际上也只是挂名“养老”而已。他的儿子小蒙毕业了没事干，老蒙好好歹歹在院里给他找了个勤杂工的临时工位置。小蒙很是看不起他这个老爹，恨老爹没有本事给他安排好的职位。老蒙就老是安慰他，让他耐心等待有空位了替补上去。二楼下水道堵了，二楼以上的人“方便”要到一楼去。这就给人添了堵。老蒙帮儿子做完，还不得不自掏腰包请了清理工。小蒙对于这份“掏大粪”的工作自然十分不乐意，就常常跟老蒙致气，一路上下班谁也不理谁。小蒙向老蒙发难，“老蒙一愣，只好说院里情况你也知道，编制紧张，没有空位嘛。”让他等、再等，就用这样的话，一直搪塞着。出于无奈，老蒙也厚着脸皮走关系，甚至向下属行贿。一次偶然的机会，小蒙接到写份简报的任务。老蒙出身秘书，对于公文自然烂熟，就帮着小蒙修改、重写，教给小蒙如何写作公文。小蒙“写”的简报很得领导赏识。人是很势利的，老蒙有了一次去港澳考察的机会，好像就有了活色。院办主任老焦许诺，等一有了空位，就给小蒙安排。小蒙意气风发，工作做得也卖力。因为小蒙写公文需要电脑，老焦同意，写了报告，送到院书记老孙处。与此同时，小蒙和美如的爱情也有了新的进展。本来，刘美如是很爱小蒙的，对小蒙死心塌地，但是由于老蒙夫妇反对，被拆散了。现在小蒙的境况不好，心里空虚，也只能再去找美如。美如已不是以前的美如了，她是“白领”，和老板有暧昧关系，很得重用，手里也有支配钱财的权力了。这些，小蒙也不想深究。等待空位的过程是很难煎熬的。恰在此时，院办又来了实习生晓嫣。晓嫣学历比小蒙高，人很机灵，又有一定背景，使小蒙感到了威胁。果然，在究竟谁能补缺空位问题上，他们有了竞争。老蒙虽是院班子成员，但是闲职；晓嫣的老爸虽只是个科长，但有实权。天平有了倾斜，小蒙败下阵来。不过，心急的晓嫣找到小蒙，哀求把这个空位让她，并付出了贞操。晓嫣如愿以偿，小蒙继续等待。据说，等家属楼盖好了，物业科成立了，空位也有了，小蒙就可以进编制了。小蒙和美如结婚了。小蒙也很自足，“在家有美如，在单位有晓嫣”，因为自从有了那一次以后，晓嫣和小蒙关系很融洽，也开过房间。况且，晓嫣也相信小蒙以后会有空位的。尽管空位没有到手，可是他幻想，希望是有的，有了空位之后，“那日子不就更好过了么？”

　　这篇小说的人物性格鲜明，小蒙、老蒙、晓嫣、院长、书记，都是栩栩如生，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活灵活现于眼前。其语言是朴实的，叙述不紧不慢，客观豁达，心理描写贯穿始终，大有“新写实”的特点和风格。而反映的内容，却是异乎寻常的严肃。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个空位的问题，更是事业单位用人机制的问题，是某些机关的勾心斗角内幕的真实写照，是表明体制出现了毛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某些事业单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无论是用人，还是干事，都有改革的必要。

　　骆以军的短篇小说《蓝天使》

　　，写了一个台北老兵“我”的孤独、可怜和悲哀。作品通过“我”的异常行为、“我”的臆想症、“我”的回忆、“我”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塑造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的形象。开篇的几个意象就点明了这是带着哀伤的作品。“台风天”、“老旧公寓”、“银色的雨阵”……“我”和一九三零年代德国经典有声黑白电影《蓝天使》里那个倒霉的老教授没有二致。“这是个悲惨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记得当初我在这公寓里看这部黑白片，哭得稀里哗啦，一遍看完又重看一遍。”小说以《蓝天使》命名，寓意也在于此。“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回忆的事情是庞杂的，有许多的荒唐和没有完成的荒唐，有关于和自己一样奇丑无比的也许是虚拟的女儿的，有关于学生时期的朦胧的青春发育期里租住公寓里男女学友的，有关于几乎被遗忘了的妻子的，有关于不堪回首的军营生活的，有关于文章、书籍和电影的，等等。这些都是孤独时的消遣物，是唯一能给“我”兴趣和幻想的可能的抓手，是“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救赎的可能、找寻蓝天使的线索性质的论据。老人是悲惨的，台北的老退伍军人尤其悲惨，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没有生活乐趣，只能靠臆想过日子。“我”似乎在人群里看到自己的女儿了，“我”对她说，“我觉得我想起关于你的一些事了”、“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挚爱的人”。可是她抬起礼貌又疑惑的脸，只说了声“对不起”，“我赶时间”，就钻出人群，走了。这是多么凄凉的局面啊！他们无时不在企图寻找自己的亲人，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归宿。所有的“浪漫”都成为了过眼烟云，他们的归宿在哪里呢？这是台湾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作者没有给出答案，文学也没有义务对此类问题给以回答。

　　胡淑雯的短篇小说《查理帕克》

　　，也是写了一个老男人的故事。查理是乡下人，在台北四十年，靠各种打拼维持生计，供女儿上大学。现在查理是个泊车的，没有工资，只靠小费有点收入。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是被人“施舍”的。查理老了，无论他工作态度怎样好，做得怎样优秀，最后还是被老板辞退了，让位于一个年轻的人。文中说查理：

　　查理的“边缘求生术”也包括洗车。在车主吃饭喝酒打牌、跟小三相好的时候，径自把车子洗干净，还车时暗示一声，“谢谢老板，我刚刚顺便替你洗了车。”对查理来说，生存的秘诀就是无赖，就是无中生有，在“一无所有”之中动手动脚动脑筋，把“有”变出来。像一只赤贫的动物，或经验老道的昆虫，善用周遭的废物，将“没有”变成“有”，怀抱着旧世界知足的谦逊、节制的脾胃，不该拿的不拿，该道谢就道谢，该道歉就道歉但是家人除外。

　　他就这样屈悲的生活着，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有尊严的、正常人的日子。

　　作品里的“我”是查理的女儿，“我”是在查理的拳脚下长大的孩子，至今还留有打伤的“病根”，“我”知道许多查理的可笑的、不可笑的故事，查理是善良的，是社会底层的人，是一个注定老了以后下场可悲的人物，没有退休金，没有真正的家，他将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他知道了自己被辞退后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许会想象得到。可是，眼下的查理，依然是劲头十足，“迎向责任的呼唤、商店般明艳的未来”。结尾是两行短句：

　　查理卖力的脚步，震撼着城市的心脏。

　　然而这座城市，是不会同情他的。

　　何等的震撼人心！

　　以上两篇短篇小说，都是出自台湾作家之手。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着力写人，以人设事。它们不同于大陆许多作家的“好看”小说，那是以故事性见长的，以事设人，好看是好看，读了也就读了，没有多少回味的余地。我这是说的写法。就其意义来说，这两篇小说也是颇有深意的，台湾老人的生存状态，台湾的社会面貌，是在字里行间流了出来了。读了后，其中的人物你忘不了，其中的社会生活甚至社会制度你也会有所了解了。

　　王小王的短篇小说《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

　　，写了一个身份转换的故事：穿着豹纹貂皮大衣的少妇莫莉去看望一个男人，和少女时期的她一样，在火车上有种种邂逅。她的前面座位上有一个女人在打电话，先是据理力争，后来变得殷勤起来。莫莉不喜欢这样的人，但对她很感兴趣。前面的女人叫余娜娜，她们并不认识。余娜娜打了电话又唱歌，不顾周围旅客的反应。到终点站她们都要下车了，莫莉想看看前面的女人什么样子，想了解那个女人。可是那女人坐着不动。她有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莫莉本想绕过去下车，看她一眼，无奈丈夫就在车窗外打着招呼，只能赶紧下车，坐上丈夫“为她购置”的豪华车子。他们的车子发生了车祸。那个拖着红色拉杆箱的女人倒了。后来，莫莉离婚了，改乘飞机离开，而那个被丈夫撞伤了左脚踝骨骨折的女人已经能够依偎在他怀里慢慢散步了。余娜娜只是脚踝伤了，没有大碍。余娜娜觉得那个穿豹纹貂皮大衣的女人很可怜。无疑地，莫莉的位置被受伤的女人代替了，她们的身份发生了逆变。作品穿插了少女莫莉的类似行程。这是一篇关于成功和失败女人的小说，一篇探讨女人如何掌控自己命运的小说。其题材并不新颖，此类故事很多人写过。但是，王小王抓住的是人物命运，是从人的命运的角度来写邂逅的，这就比有些类似故事的小说多走了半步。作者的语言是雍容的那种，多用长句，有让人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的感觉，如《蓝天使》一样，比较艰涩，比较耐人寻味。

　　在龚万辉的短篇小说《远方的巨塔》

　　里，“他”是一个在校的学生，还不甚懂得社会人情，甚至在母亲已经去世后还想着那“远方的巨塔”以及两座高高的楼厦。“他”和父亲一起用自家的破车，把母亲的遗体从医院里拉回家乡，幸好一路上没有被发现。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家的故事，作者却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成为一个有些“意思”的小说。还有“外一篇”的《折光》，写的也是学生时代的故事，本也是很小的事，作者赋予了一定文本意义，完成了其“隽永”的瞬间。

　　多说一句，什么是小说？我认为，小说就是“从小处说”，说“小处的人和事”。小处，其实是细微处，也包括题材的“小”。它们本是“街谈巷议”，“闲人闲话”，“小子说事”，“无中生有”，没有必要把他们搞得神神秘秘的，那么一本正经，好像非得什么“天才”才能做的事情。《远方的巨塔》以及“外一篇”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我很佩服《人民文学》的胆识和气魄，佩服他们向真正的小说“回归”的勇气和探索。

　　陈问问的短篇小说《爸爸糖》

　　由三个相对独立的篇章组成。小说中的“爸爸”是个变得较为可笑的老人，“妈妈”也算是个贤惠的老太婆，“姐姐”离了婚，带着儿子大昆住在娘家，“我”是个大龄“剩女”。不知从何时起，爸爸爱吃糖了，爸爸一爱吃糖，家里就常常出现危机：不是大昆的糖被他哄着吃了、偷着吃了、吃得一颗不剩，惹得大昆搅闹，就是妈妈做饭用白砂糖也被他偷偷吃了，以致做饭没了糖。而且，他是不会承认糖是自己吃了的。当他知道黑巧克力有利身体后，让我买了给他吃，也自己买了吃。但是，爸爸思想并不落后，他大力动员两个女儿勇敢走上电视征婚节目，寻找自己的幸福。爸爸还很自负，七十多岁了不服老。他在年终退休人员的晚宴中，中了一等奖，奖品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洗衣机。他不让送货的人帮助弄上楼，而是一个人背，他说“我扛煤气包都不在话下，洗衣机算什么？”结果弄不动，不得不叫了“我”来帮忙。可是，他的腰椎间盘和痛风同时发作，住进了医院。那个巨大的洗衣机还十分讨人嫌，很拥挤的家里没有地方放。但是，总的来看，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小单位”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爸爸”是个很有意思的形象，可以被看做当下老年人的典型。

　　韩丽珠的短篇小说《窗户》

　　，写了一个生产的女人阿米的故事，阿米和阿土的爱情。故事一如以上几篇，平平常常，没有大的冲突，甚至也没有情节的波折，更不跌宕。然而，人物却很清晰，阿米栩栩如生。她和阿土的结合似乎不那么正常。她老是呕吐不止，以致生了孩子后依然呕吐，她觉得这一切的痛苦都源于阿土，“阿土就是一切痛苦的源头。”“此后，阿米便熟习了把阿土推得远远的手势和方法。她硬起了心肠，想象阿土坐在一个秋千上，她使尽气力地把他的身影自背后推出去，愈推愈高，终于消失在蔚蓝的天空中。”他们是在围观跳楼女人的场合认识和恋爱上的，那时候“抑郁的风潮占据了整个城市”。而如今，抑郁也占据了阿米。阿米的瘫痪其实是她抑郁的结果，她拒绝一切人的来访，包括阿土。这是一个不幸女人的命运，尤其是那“抑郁的风潮”，无疑是那座城市的“病症”。

　　阿科的短篇小说《野猫调查报告》

　　另辟蹊跷，是用随机调查的形式写就的小说，它集现实、玄幻、哲理等于一身，反映了当下城市人们的烦躁、虚无、抗拒和寻找。野猫是一种神秘的出现，它在电脑上毁掉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几乎使用了同一种方法，针对同一类人群，就是那些还在连续加班而确实需要休息的人。针对野猫的侦破没有任何线索，人们只感到“城市的混乱和巨大让我迷失”，没有可能逃出这种状态。第九节里那个邮递员的邮件是一个极其迷离的意象。邮递员曾经是一个小造船厂的员工，后来改行。他的那个“灯塔”的故事很有思想价值。有一天，他拿到一个包裹，包裹不大，里面应该是几本书。可这是一个“死信”，收信地址是“现在的灯塔”，收信人是“你”，寄信地址是“过去的灯塔”，寄信人署名是“我”。两头都没有线索。邮递员在整个城市里一寸一寸地方的找，最后在小造船厂的角落里找到一座灯塔，谁都不知道的灯塔，连造船厂的人也不知道。这不是一座为了航船而设置的灯塔，而是为了“把城里迷路的人带回家”而设置的心灵的灯塔，邮递员原来就是这座灯塔的管理员。那封找不到收件人的邮件，原来就是寄给他的。简直不可想象！然而，就其意义而言，不正是这样吗？我们依稀失去了自我，我们没有了“灯塔”，我们真的“迷路”了，我们被飞速发展的城市吞没了。除了“犹豫着用游戏棋换了一次洗去记忆的机会，但是同时我又留下一个包裹给自己”以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阿科式的呼吁可能是无力的，但是也是最具有“地火”力量的那种，我们每一个人再也不能不重视“城市病”了。

　　本期的散文和诗歌一如往常，是很值得读一读的。而李天田的“非虚构”《相亲记》

　　，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为结构形式的作品，展现了相亲百态，揭露了其中的陷阱，很有警示作用。叙述人“小李”讲述了自己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四岁八年的相亲经历，抽象的总结了相亲经验，暴露了某些婚介机构的骗局。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领域，有许多东西还可以深挖。这篇东西之所以能上《人民文学》，我想，可能是因为它反映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需求。恰是普通人的东西，也是广大人群常常遇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大家心里有所想而没有用语言说出来，我们的文学则需要表现、需要“代表民意”进行必要“诉求”的。作为大龄青年婚姻问题，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应该在文学上有所反映的题材。 (来源：新华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