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最牛官腔”调查 张书记：我真不想说

     来源：博客天下

     提要：“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汶川大地震后，这个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句子在网上广为传播，被称为“史上最牛官腔”。张周凯也成了负面典型——生死关头，官员凭身份优势攫取营救权。

　　四年过去，这位50岁的官员已升任县政协主席。面对巨大的心里压力和同事的“自杀潮”，他表示“我很不愿意回忆过去。

　　“那是一块伤疤。被反复揭开，很痛。”面对记者，刚下乡回来的张周凯说。关于地震的任何事，他不想再提。

　　2008年5月12日，时任北川县政法委书记的张周凯，正在县政府大楼4层办公。地震发生那一刻，他和两个同事被压在县政府大楼废墟下，靠喝尿生存，七十多个小时后获救。

　　他之所以暴得大名，是因为《南方周末》随后的一篇报道。这份“百万大报”写道：“14日，贺一民（注：救援者）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

　　“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句子随即在网上广为传播，被称为“史上最牛官腔”。张周凯也成了负面典型——在生死关头，官员凭身份优势攫取营救权。

　　但张周凯是否说过这句话，存在巨大争议。和他一起被埋的北川县综治办主任崔代全表示：埋在地下的三个人都说过这句话，其背景是向救援者介绍自己的身份。而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周凯称，自己没有说过那句话。跟救援者对话的是崔代全。

　　因各方对当时情景描述不一，“最牛官腔”成了罗生门。

　　“六层楼高的房子粉碎成一层多高，人挤在很小的夹缝里，几天不吃不喝不见阳光，奄奄一息，能喊出多大声音？”他反问。

　　曾有素不相识的北京律师打电话来，说可以免费帮他打官司。也有本地人嚷：“什么记者！我们去揍他一顿。”

　　震后初期：整整一年都神情恍惚

　　时针回拨至2008年5月15日，张周凯获救当天。时任北川县委组织部部长的王理效目睹了他的“出土”：胡子拉渣、浑身是伤。

　　被送到医院后，张周凯输了一天液。第二天，他搭了一辆救灾车，回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报道。

　　张周凯告诉记者，迅速返回是因为自己身为县委常委，灾难发生后还在医院躺着，心里过不去。另外，自己平时喜欢锻炼，身体素质好，恢复快；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则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

　　最让他庆幸的是，父母、妻子、女儿平安。

　　在北川县城，大难不死的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大地震造成的惨状。北川大酒店几百米外一处名为“小河湾”的地方，到处是尸体，且被从天而降的巨石碾成了肉泥，人体的手、头、脚等部位散落在四周，其中一些就是熟人的肢体。“我在北川工作了十多年，怎么会认不出来？”他的神情突然黯然。北川有16万多人，地震中，近2万人遇难。

　　在抗震救灾指挥部，张周凯被安排负责11个重要部门，包括公检法、县政府、金融、税务部门的救灾抢险工作。天气炎热，县城裸露或地下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在这些部门所在位置，他协助解放军用装尸袋包裹尸体，在每具尸体上取一块组织切片保存，然后安葬。

　　“除了现在的一个著名掩埋点，北川老城区还有一个掩埋点。因为干部更替，知道的人很少。”张周凯告诉记者。而解放军从中国农业银行的废墟中挖出120万元现金时，他也在场。

　　作为政法委书记，他还要维护社会秩序。地震后，北川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灾民纷纷外涌，牛、羊、猪等牲畜无人照看，满山乱跑，财产散落，招来了外来的小偷。政法委必须组织人手守卫，对盗窃案件进行查办。

　　地震后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灾民的安置逐渐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北川群众被转移至绵阳九州体育馆等30多个安置点，吃喝、防疫都得管。“老百姓在一穷二白的状态下情绪失控，心理烦躁，很多话听不进去。我们安慰不了，感到很头痛，只能为他们做点小事，比如找一床棉絮、找点吃的。”

　　家里有小孩遇难的特别需要抚慰，需要派干部去一一执行。而做安抚工作的干部中，很多人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地震后，北川很快启动了再生育工程，为因震灾需要再生育妇女实行免费手术。县里还请求青少年基金会、红十字会和教育基金会给予了很大帮助，补贴他们的生活困难者，为其购买养老保险。

　　与此同时，全县干部每人与若干户遇难家庭结对，为其做思想工作。张周凯称，这项工作开展得不错，有些家属后来跟干部建立了良好关系。

　　在遭受到严重心灵创伤的情况下，2008年整整一年，无论是北川的官员还是民众，人人都面无表情，脸色灰暗，神情恍惚。“在路上遇到熟悉的人，老是回忆不起对方姓什么，擦肩而过之后，才突然想起来。”张周凯介绍，这是当时北川人普遍的精神状态。

　　安家退去“官员自杀潮”

　　灾后应急抢险过后，北川很快启动了灾民的过渡安置工作。与此同时，在北川老县城23公里的永昌镇，新县城建设启动，北川成为震区唯一异地重建的县。一时间，所有北川官员都匆匆忙忙。

　　按照当时规定，老百姓可以住板房，干部只能住帐篷，或者在外租房。北川县政法委以800元一月的价格在安昌镇租了一套四室一厅，全单位男男女女十几号人分房而居。张周凯也住在其中，一周与家人团聚一次。

　　“当时，不少北川干部过的是四处飘荡的生活，今天睡这里，明天不知道睡哪里。”张周凯说。很多干部本身也是灾民，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重重叠加，无法纾解，导致这一群体出现了自杀潮。

　　北川干部中，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最早自杀。失去独子和众多亲人、灾后一直未休息的他，坐在地上，用一根细绳结束了生命。

　　接下来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QQ空间为亡子写下“与您相聚，是爸爸最大的快乐”后一个小时，冯翔自缢。

　　“实际上，还有人员也曾经自杀过。”张周凯说。政府由此意识到干部也是灾民，在政治、经济、工作、生活上对他们进行照顾，采取了让一直工作的干部休假，增加补贴等措施，缓解其身心压力。

　　时间继续无声流逝，在活着的人看来，这一过程分外缓慢艰难。

　　这一时期，张周凯也承担县政府分配的一些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新县城的住房分配。

　　根据北川拟定的住房分配政策，户籍在老县城建成区且在该区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安置对象，可以用600元一平米的优惠价格（市场价约3000元）申购救助价安置房，1—3人户户均面积90平方米，4人及以上户人均面积30平方米。2010年底，北川新县城首次摇号分房。

　　“没有干群之分，县委书记和农民一视同仁。”张周凯认为，这使新县城的安置房得以平稳分配。

　　随着安置工作的陆续进行，北川人的精神面貌逐渐有了改变。最直观的表现是，人们原本木然的脸上，开始浮现久违的笑容。“主要的原因是大家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窝。”他认为，在上述关爱政策之外，这也是北川官员自杀潮退却的原因。

　　除了住房分配，张周凯的临时性工作还包括新县城招租、就业促进等。

　　以就业促进为例，截止目前，北川新县城安置了3万多人，其中很多是农民，就业成了大麻烦。“我们会针对每家情况筛选。贫困的，纳入低保；家里有残疾人要照顾的，安排在本地务工；希望多挣钱的，输送到外地的对口企业。”这一工作还在进行中。

　　此外，很多农民以往分散居住，如今集中到县城，房子要收物管费了，蔬菜和粮食要自己花钱买，也导致一系列矛盾。

　　他在政法委书记岗位上还完成了一项工作，——选调、培养公检法司等政权机关的干警。当时，北川的246名干警在地震中遇难84人，亟需补充。经过几年时间，北川的干警数已经增至400人。而公检法司耗资2.5亿元的97个灾后重建项目，也于2011年底完成。

　　“最牛官腔”未影响组织评价

　　2011年11月，50岁的张周凯升任北川县政协主席。“这是组织上的安排，可能考虑到我年龄偏大了。”他说。

　　“‘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没有影响到组织对张周凯的评价。”地震时的北川县组织部部长、现绵阳市目标督察办公室主任王理效表示。“严格来说，我们没有就此调查。当时说了什么，无从查证，关键要看他是什么人，是怎么工作的。”

　　“人们可能站在更理性、更清醒的状态来看问题，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只是从表象来看。希望不要过度解读。”王理效称。

　　而今，张周凯虽到政协工作，但依然同北川其他干部一样，忙忙碌碌。而且他管得更杂了，要完善征地拆迁后的安置工作，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开展感恩活动，还得经常帮村社联系项目修建乡村公路，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开拓市场。

　　张周凯告诉记者，目前，北川人又投入了“灾区振兴与发展”这场新的战斗。“县政府确定了三个重点：抓旅游，抓工业，抓特色农业。北川人又是匆匆忙忙的样子。”

　　“我们很不愿意回忆过去。我们要更多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帮助下，灾区怎么开启新的生活，当今，北川每一个人心中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感恩，二是振兴发展。”他说。

　　在采访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政协主席身份，张周凯反复强调：“要我来回答这些问题（指灾后参与了哪些重建工作）不太合适。你要多写党委、政府的主干线上同志们的辛苦，我做的工作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这时，你能听出一点官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