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江必新：从湖北枝江村官成长为国家大法官

　　他被称为是学者型官员和官员中的学者；

　　他是中国法律界少有的“三栖法律人”；

　　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与众多法律人一起推动着法律的车轮前行……

　　他出生寒微,所以深知底层百姓的艰难；他当过村官，所以懂得基层干部的辛苦；他硕研所学的专业是冷僻的法制史，所以能以历史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的法律；他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做一名资料员,所以能从收集的庞杂信息中敏锐地发现行政诉讼法这一“空白点”，并最终成为一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专家……

　　其实他的人生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顺风顺水，但是他总是能把自己的劣势转化成优势，把苦难当成财富,把磨砺当成积累,把冷遇当成机遇,把人生当成尽展才华的大舞台。

　　他，就是从宜昌走出去的国家大法官，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江必新。

　　7月22日，记者专程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拜见江必新。江必新全然没有大法官的威仪，平易近人，谈吐儒雅,但谈笑间，那种举重若轻的从容，那种宠辱不惊的达观，给人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

　　他的处女作刊在当年的《宜昌报》

　　问:我在网上查阅您的资料时，发现您所有简历上都写着“湖北枝江人”，可见家乡在您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您能就此谈一谈您在家乡的经历和对家乡的印象吗？

　　答：我出生在枝江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姊妹四个，我排行老大。小时候，家境贫寒，我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牛或打猪草，完成当天的任务后，才能回家安心地写作业。也许正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我十分珍惜，所以读书十分用功。

　　16岁那年，我高中毕业，虽然学业优异，但是逢上那个时代，没有机会上大学，只好回乡务农。当时村办的小学需要一名教音乐的民办老师，而我正好识点简谱，会唱几句样板戏，还能吹吹笛子，拉拉二胡，所以在村里“脱颖而出”，幸运地被招到村办小学当一名老师。

　　我这个人喜欢看书，特别爱琢磨问题，当民办教师期间，我并没有闲着，而是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自学完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我喜欢阅读文学书籍，也做过“文学梦”，所以经常给村里、乡里的广播站写个表扬稿、寄个新闻稿。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喇叭，每每听到自己的文章被播出后，总是感到一种难言的兴奋和喜悦，而乡亲的赞誉和夸奖，更是让小小的我感受到巨大的成就感，激励我笔耕不辍。

　　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作品还是在当时的《宜昌报》上刊发的，是一首学大寨的小诗，豪迈慷慨，有些意境。当时我的一位老师看到后，倍加推崇，居然还将这篇小诗用毛笔全文抄下来，贴在自己的卧室，经常吟读。我无意到他家亲眼所见后，深受感动。

　　家乡是一个民风非常淳厚的地方，家乡人对我的鼓励和帮助，都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中，让我无时不感受温暖和关爱，无时不激励我奋发向上。

　　当民办教师和村官六年受益终身

　　问：您高中毕业回乡后，在农村呆了6年，这6年，您都干过什么？如此大好的青春却与泥巴相伴，这样的经历对您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答：我高中毕业后，先是在村办小学当了三年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村里的干部相中，选拔到村里当民兵连长，那年我才18岁。两年后，刚刚20岁的我居然被推选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当年的大队长在乡亲们眼中可是一个“大官”。

　　如此年轻的大队长，当然不能服众,不过,我自有一套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我记得，村里一位庄稼老把式，曾当过生产队长，对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娃根本不放在眼里，笑话我是个分不清时节的“门外汉”。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我早就动脑筋自制一个二十四节气表，将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防治病虫害等等标注得一清二楚，背得滚瓜烂熟，不但那些农事我都了然于胸，而且因为我有文化，懂得一些科学种田的新招数，那些“老把式”们总算对我认可了。

　　说实在，如果没有后来的恢复高考，我当时是安心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作为一队之长，我常常是起早贪黑，事事身先士卒。遇到农忙时节，我更是没白天和黑夜，有时确实累极了，倒在田埂就睡过去了。

　　正是因为年轻时有过磨砺，之后，任何体力活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工作中的加班加点我更没当回事，也从不计较，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问：在人生的起点上,谁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人？他们给您人生怎样的影响？

　　答:应当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祖母和父母。祖母是一个尊崇传统礼教的人，因抗日战争而早年守寡，含辛茹苦将我父亲抚养成人。她心里无时不装着家人的冷暖，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只要别人有求于她，她总是慷慨相助；她终身劳作而从不知道疲倦，直到九十高龄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我出生在“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的年代，父母常常在外，我几乎是在祖母怀抱里长大的，许多做人的道理以及我仅有的一点天文学知识，都是祖母传授给我的。

　　我的父母亲基本上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但是他们给予我们的那份彻底无私的爱，那种本性中的善良，都深深影响了我。我记得有一年,父母亲被派到离家数十里的地方修水库,当天晚上他们工地上“打牙祭”，每人派送一份肉菜。为了让几月没见荤腥的孩子解解馋，他们舍不得吃上一口，父亲饿着肚子连夜将一碗肉送到家中。看着我们吃下后，他又急急忙忙地往工地赶，来回走了整整一通宵，第二天一早，还要强撑着到工地上干活……

　　父母的爱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真爱和大爱，他们不仅对儿女如此，对乡邻、亲朋也非常友善、和气。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深刻体味到人世间的真情，懂得爱的真谛，并能够推己及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关注社会，来关爱需要帮助的群体。

　　另外，从小学到高中的老师的诲人不倦、为人师表及照亮别人、牺牲自己的蜡烛精神，在我的人生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家乡从村到县里的领导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能力，以及以身作则、公而忘私的精神，给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同学的相互帮助、相互砥砺的友谊也给了我许多前进的力量。总之，当民办教师和村官六年，让我受益终身。

　　当资料员时，敏锐地发现我国法律的“空白点”

　　问：作为一名行政法专家，您是如何选准这一研究方向的？又是怎样推动和促成我国行政法的立法和实施的？

　　答：1985年，我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因为我学的专业是法制史，是一个冷僻的专业，不像学民法、刑法等热门专业的，能够直接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单位领导觉得我这专业不好派活儿，就安排我到研究室里，当一名资料员，帮着收集、整理报纸上关于法院的一些新闻、评论等，供领导参阅。

　　说实在，这其实是一个打杂的活儿，但是我并没有在意，反而干得非常投入认真。在庞杂的信息中，我敏锐地发现一个新动向：湖南汨罗县法院、武汉市和重庆市中院率先在全国成立了行政审判庭，开始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而当时,我国在行政法方面尚处于空白,这一发现无疑让我心头一亮。我马上将这些信息反馈给领导，并在当时研究室领导的支持下，动手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我的这份报告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一个调研组，专门调查论证行政诉讼体制的构建，而我也因此被吸收到这个调研组，从此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成长和进步融入了家乡的元素

　　问：您能够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副部级领导，您的成功靠的是什么？您认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答：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成功，常常感到的是遗憾和内疚。如果说有一点成就的话，大半归功于家乡的赐予。我的出生背景使我的骨子里深藏着平民意识和苍生情怀，为百姓去疾苦、为大众谋福祉、为贫民讨公平、为弱势张正义成为一种自然感情；家乡六年的工作经历，不仅使我熟悉了人情世事和国情，而且培养了我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作风和坚持“问题导向”的学风；在家乡的艰苦劳作，不仅给我强健的体魄，而且锻炼了我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这些情感、作风和精神，支撑和推动着我不断成长和进步。

　　做“三栖法律人”既累又“自在”

　　问：您既为法官，又当教授，还做学问，有人称您为“三栖法律人”，您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答：“三栖法律人”既使我活得很累，也使我活得很“充实自在”。三者无疑会有些时间冲突，但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处理三者关系的原则是顺从工作的需要。作为法院的法官，经常会遇到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经常会面对一些疑难案件。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疑难问题的棘手案件，都隐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或者都需要新的理念或理论作指引。为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就必须深入研究古今中外的案例和前人的经验和智慧，研究学术界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解决了这些疑难问题的棘手案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和理念创新，而拿这些最前沿、最新鲜的研究成果去教博士研究生，或者让博士研究生参与到这些最尖端、最前沿的研究中去，不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三栖法律人”使我远离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减少了职场风险，增强了工作的理性，提升了工作的境界，也使我的文章著作少了许多空谈，多了一些可操作性。

　　祈望父老乡亲多加理解和谅解

　　问：您常回家乡吗？您对家乡有何建言？

　　答：游子在外，乡情难舍。不敢有什么建言，倒是希望得到家乡的父老乡亲的理解和谅解。家乡给了我很多很多，饮水思源，应当为家乡建设做点贡献。但因职业和职务的关系，至今乡恩难报，“献”志未酬，甚至亲情都难以报答。当法官以“中立”、“公平”为要，不能因乡情而屈法，更不能以亲情而枉法；既不能因家乡之事而有所偏袒，更不能因亲朋好友而伤害无辜。

　　祖母因恐惧死后火化的痛苦，曾托付：“我死后千万不要火化，让必新想办法让我土葬。”我在重庆市挂职政法委副书记期间，祖母病逝，时值我负责协调处理几个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祖母去世后，家人来电提及祖母的托付。我与祖母感情深厚，死后不要火化是她一生中向我提出的唯一请求。但家乡正在厉行殡葬制度改革，作为一名法院的法官，如果我带头不执行规定，必然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对家乡的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考虑再三，我决定还是应执行规定。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我连夜辗转从重庆飞到武汉，再到家里（因当天已无重庆至宜昌的往返航班），跪在祖母灵柩前失声痛哭，祈求祖母在天之灵宽恕。一个小时后，我又到宜昌搭乘去成都的飞机，又从成都连夜赶到重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提前赶到了审理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的现场。每念及此，我都会潸然泪下。我想，我这辈子因职业和职务的关系，很难报答家乡父老乡亲的恩典，我唯一想做或能做的是以自己的品行和工作成绩为家乡争点光，切不可因无能而辱没家乡的名声，更不能因不公正和腐败而使乡亲们蒙羞！

　　人物简历

　　江必新，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1956年9月生，湖北枝江人；1975年8月入党。1985年1月参加工作。法学博士学位。

　　1978年至1984年在西南政法大学学习，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99年9月-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学习，获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书记员、助理审判员。

　　1988年9月行政审判庭助理审判员。

　　1991年11月-1992年8月在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挂职锻炼。

　　1992年8月-1993年8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挂职锻炼。

　　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副庭长。

　　199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2001年10月-2002年12月挂职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2004年5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党组书记。

　　2005年2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员。

　　主要业绩

　　先后被聘为司法部国家“九五”普法宣讲团成员,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和国家法官学院的特聘教授、兼职教授、研究员以及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分会副会长。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个人专著有《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行政与法的关系发展史》、《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等。还与人合著或参编40余部，参与编写《行政法学教程》等教材20余种。在《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