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伟德：疯涨的住房补贴是条畸形的福利尾巴

　　来源：商都网

　　堂吉伟德（职员）

　　在两会结束后近两个月，迄今已有92个中央部门公布了预算，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住房保障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数额最大的是国税总局，为45.7亿元，其次是教育部的42.6亿元，卫生部以26.3亿元名列第三。住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最高的是证监会，比例达7.4%，保监会的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也高达7.16%。不少中央部门都增加了购房补贴。其中，国家信访局增加1051.5%，铁道部增加812%，共青团中央增加633.3%。（5月16日《重庆商报》）

　　住房补贴是房改之后留下的一条“福利尾巴”，其依据是1999年两办印发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按照规定，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含离退休职工)，均可申请住房补贴，按最低60平方米的面积标准，以1999年为例，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基准补贴额为1265元，工龄补贴额为13元。近年来，随着住房价格的升高，相应的补贴恐怕也是水涨船高，否则一年上升十倍就无以作解。

　　如果说作为住房改革的过渡政策，住房补贴在当时确有存在的必要。但随着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以及住房公积金的全面实施，住房补贴就成了“额外福利”，在普适制度之外有了一个特例。在其他群体都没有住房补特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给国家机关公务员给了一条特殊政策，使他们以住房补贴的形式，谋取了额外的福利。这对于福利公平，以及财富分配公平来说，都是一种破坏。

　　公务员住房补贴来源于公共财政，挤占的可能是民生资金。问题在于，较之于公务员群体，以及按照公权伦理，比其更需要解决和补贴的恰是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和补贴。在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不断，“住有所居”的梦想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对国家机关公务员进行大幅的住房补贴，则会形成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加剧弱势群体的无力感。如果再加上在医疗保障，退休保障等方面的“双轨制”，公务员“住房补贴”更凸现了分化效应，公共财政的“大包大揽”最终会导致使公务员群体的特权化。

　　问题在于，制度不公不仅存在于体制内外，在体制内也是泾渭分明，差距明显。同样作为公务员，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陆、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都有很大的差距。公务员这种强弱分明的布局，导致少数人的优越性被标签化，放大了群体性的优越性，使弱势的公务员不能获得社会的理解，并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住房补贴等政策托底，公务员就可能成了“不食为间烟火”的特殊阶层，对居高不下的房价就不会过度敏感，制定和执行政策就不会反求诸己，对民生诉求就不会感同身受。如果公权者有了自我解决的通道，那么在房价调控等方面，就不会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在其他公共政策制定上同样如此，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就很难与普通群体同呼吸共命运。

　　因为，砍断“住房补贴”这条畸形的福利尾巴，不仅是维护分配公平的需要，更是引导公共政策“公共性”回归的一种诉求。公共政策要接地气，必须做到制定点本身也是利益攸关方，并给予政策更多的期待，如此政策才能体现普惠的善意。总之，纳税人还要为机关房改埋单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必须尽快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