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学历移民回流显现 最大移民国遭遇人才尴尬

　　“U型”回流态势显现：最大移民国遭遇人才尴尬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典型的移民国家，在近400年的时间里，数千万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移民带着资金、技术和知识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共同缔造了多元的美国。“特殊的人才优势”既是美国引领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其宣扬“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本。然而近两年，却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全球移民不再把美国当作“香饽饽”，反而掉头回到来源国，呈现“U型”回流态势。

　　据美国国税局最新统计数据，2011年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及绿卡的人数达到约1800人之多，相比2007年增长了9倍，超过了2007、2008、2009三年的总和，而愿意回国、放弃留在美国拿绿卡的人数更加庞大。此外，在美移民的第二代选择回归父母来源国的倾向也逐渐明显。在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拥有硕士、博士学历，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高端人才。

　　美国的高端人才掀起一股回流来源国热潮，其中，这种回流趋向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移民上格外明显。据中国教育部估计，中国海外移民回国数量2010年达到135000人，比2007年增长了3倍多。

　　该现象具有“风向标”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等新兴大国魅力在不断增强。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对移民吸引力减弱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依靠量化宽松“为美国经济输血”的政策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反而降低了人们对美国未来的“安全感”。2011年，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首次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反映出外界对美国“高赤字”、“高失业”、“高债务”这“三高”症状的焦虑情绪，美国国内也对经济发展前景持悲观预期。当前，美国经济增速仍维持在2%左右，低于市场预期的2.5%，而失业率也一直没有明显下降，维持在8%左右的高位。失速的经济意味着在美国创造财富的机遇“缩水”，“僧多粥少”，美国对海外人才的需求也在降低。

　　此外，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给在美留学的中、印工科学生加大了就业难度，美国移民配额限制则为这些学生“获绿卡”制造了困难(按照美国移民政策规定，每年发放的绿卡总额受到严格控制，且有配额限制，从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职业的留学生获得“绿卡”通常需要等待10到20年，而该类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

　　这场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打破了“美国神话”，把美国政治、社会的一系列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最近两年，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复苏乏力、就业增长缓慢、两党“斗法”不止、社会问题突出的美国。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在日益极化的政治环境里也显得有心无力、举步维艰，其推动的“医保改革法案”、“就业法案”相继受挫，关于移民改革的“梦想法案”也前景黯淡。2011年亚利桑那州枪击案显示美国“愤怒政治”已波及社会层面，美国民众对政府和国会的支持率跌至历史上的最低点，9月，他们走上街头，借助“华尔街运动”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此外，危机还给美国民众自信和开放的心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力量在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排外情绪日益严重，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大。

　　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局，给一些美国体制的迷信者提供了反思的契机，也使部分在“对美移民大潮”中随波逐流的人们重新认识美国，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新兴大国崛起：高端人才找到用武之地

　　以中国、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以来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头等大事，它们的“异军突起”与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全球化使得主权、地域与市场的“传统疆界”被打破，各国的人才、财富、技术、资源得以大规模、大范围流动，先进的经济组织方式、社会政治方式、思维方式也不断传递，世界逐渐“扁平化”，各国之间前所未有地密切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种机遇下，大部分新兴国家积极推进内部改革，从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以开放的心态输出和引进人才，积极学习西方，同时抓住了新一轮“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引领的“世界经济繁荣长周期”，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创新(如中国的航天、高铁技术，巴西的新能源技术，印度的软件科技等)，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并掌握了现代化的主动权，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人才的流动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这些国家的高速发展也为“人才回流”提供了机遇与动力。

　　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借鉴其发展的经验教训已成为新兴国家普遍的战略选择，完善国家人才储备、增强人力资源优势也逐渐成为新兴大国的“战略共识”。因此，千方百计地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吸纳海外人才参与国家建设成为这些国家普遍的政策选择，为“人才回流”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新兴大国的“软硬件设施”正后来居上。以中国为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道路交通网络逐渐完善、能源、电力、通讯行业发展迅猛，金融等服务行业方兴未艾。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正吸引着跨国公司大量进驻，一批国际化大都市涌现出来，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便利度和舒适度都在提升，各种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为“人才回流”提供了物质保障。

　　此外，全球化为中国、印度等劳动力密集型国家提供了发展制造业的良机。目前，新兴大国已逐渐占据产业链“中端”并意欲向高端迈进，为海外的工科、技术类人才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国家属于“后起之秀”，市场前景广阔，商机丰富。正如考夫曼基金会副总裁罗伯特·利坦所言：“外来移民想要在美国开创一番事业已没那么容易了，但他们如果尝试将美国的成功经验和商业模式复制到新兴经济体，就很容易获得成功。”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新兴大国转移，其健康稳定的政治社会状况与“增长红利”为“人才回流”提供了战略机遇。

　　最后，“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美国梦激励着一代代海外移民背井离乡，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但这些非西方的“寻梦者”却一直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边缘。新兴大国在美移民虽然数量众多，但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者却寥寥无几，文化差异、子女教育、家族联系等都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不仅激发了海外移民的民族自豪感，“文化亲近感和归属感”也为其回国施展抱负提供了精神动力。

　　的确，祖国正成为世界舞台中心，寻梦又何必舍近求远？(董春岭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