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小伙创“零捐款”公益组织 打工为活动买单

　　5月10日的北京城，上午一场小雨让天空稍稍透了口气。地铁一号线国贸站口，A和G两个出口相隔甚远，郭咏快步穿过地下通道，用了15分钟。和这座城市形色匆忙的人群一样，背着双肩包的郭咏面无表情，目光向前。他刚参加了一个招聘面试，准备去下一个。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4年，他的口音已经找不到山西省汾西县邢家要乡金枝头村的味道。但他的装束，和4年前刚来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求学一样，仍然与这座大都市隔着很远称不上发型的短发、灰白色的格子衬衣、看不出牌子的牛仔裤、厚厚的白球鞋，还是显得有点土气。

　　即使刚刚看过湖南电视台“十八岁成人礼”大型晚会上“北京公益联盟”主席郭咏的演讲，甚至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很少有人会把郭咏和眼前这个普通的年轻人联系起来。

　　果然，招聘单位也没有认出他是谁。应聘时，他从不介绍自己的“公益背景”，只想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积累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留在北京，有一份稳定收入。而这一切，就是为了继续他的“零捐款”公益事业。

　　“零捐款”的代价

　　大学生涯即将结束，很多人都在规划未来。而郭咏，却为“过去”皱着眉头。

　　大学期间，郭咏一手创办了“北京公益联盟”；如今，联盟已有15000名注册志愿者。毕业前，他想把联盟正式注册下来，但民间公益组织的审批却是漫长的一个过程。于是，离毕业的时间越近，他的心也就越紧。

　　这段时间，郭咏白天去一家家公司面试，递简历找工作；夜晚，则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月租金500元的临时建筑里，在只有3平方米的“蜗居”，查看“北京公益联盟”QQ群的信息，回答志愿者的问题，筹划本周的公益活动。

　　湖南卫视的“十八岁成人礼”播出后，这个公益组织的注册人数这几天骤然多了起来。在外人看来，这是好事，但郭咏却担心会不会是“传播效应”，许多人一时冲动加了进来，但他们能不能坚持下去呢？QQ上，他冷静地回答着新加入的志愿者激情四溢的问题。

　　隔着电脑屏幕的网友大多无法相信，这个目前北京市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志愿者团队的发起人和主席，竟然是一个和他们同龄，甚至比他们还小的90后青年。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公益组织既不要任何商家、企业的捐款，也不要志愿者内部自己的募捐。

　　做公益总是要花钱的，钱从哪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郭咏自己出。

　　但最令人惊诧的是，这个公益组织活动费用全部自己出的郭咏并没有什么“好干爹”，更不是富家子弟。他是一个孤儿，来自山西的国家级贫困县汾西，上大学还是靠助学贷款实现的。

　　每天下午3点半以后，郭咏就开始做兼职，一般每天要工作4—5个小时，饭菜就是馒头就咸菜。“一个月，卖U盘和软件能赚800块，写稿的稿费能有500—1000块，给网站做软件能赚800块……”在课堂之外，郭咏自己的打工计划排得很满。打工赚下的这些钱，全部都用在了公益上。“组织志愿者帮残疾人去登长城，车费2000块，门票1600块……”“公益不是这么做的”，有公益组织的老前辈语重心长地劝他。的确，他有一次组织志愿者陪同一些残障人士去看动物园海洋馆。他去向动物园海洋馆的经理申请，看是否能为这次公益活动免票，经理则问：“你这个公益活动，能确保几家媒体来，我们的版面能发多大？”

　　郭咏没吭声，他拿出打工的钱帮全部人员买了票。活动搞了几次，两个多月以后，动物园海洋馆的经理知道了，原来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学生竟然是自己打工赚钱来为这么大的公益活动买单，他主动邀请郭咏来做一次公益活动，并明确表态，媒体来不来无所谓。郭咏觉得那一刻自己最有成就感：“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可能会改变人们的一些思路，我们做公益不是为了钱、为了名。”

　　命运多舛的“志愿者”

　　周日，他如往常一样，凌晨5点出发，倒车走路要近3个小时才能到“北京海淀区聋儿康复中心”。4年多的时间，他带领下的志愿者和这里的孩子像定时团聚的亲人。这里的80多个聋儿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聋儿康复需要昂贵的费用，很多家庭已经卖掉了房子，父母还都双双在外打工，大部分孩子都是半年才能看到一次父母。一个叫范杰的聋儿已经两年没有见过爸妈。

　　范杰第一次出现在郭咏眼前时的样子，他过目难忘。

　　没有任何表情，眼神中有点冷漠，更多的是恐惧。

　　这种样子让郭咏想起了年少的自己。

　　22年前，他一岁时，父母因车祸双双罹难，他成为孤儿。年迈的奶奶成了他惟一的亲人。

　　生活是苦难的。由于家里没有收入，从幼儿园到一二年级，郭咏没有上学，只因为一年有90元的书本费。90元，对他和奶奶来说已然是个天文数字。

　　因为上不起学，他就去学校隔着门听，用耳朵去憧憬教室里面的生活。一次，邻居家的一个哥哥认出了他，让他以后早上早点来教室，在老师来之前钻到那位哥哥的桌子下听课，这样可以听得更清楚些。

　　那间破旧的教室里，全村1—5年级的学生们挤在一起。郭咏看不到黑板上的字，只是听完一年级再听二年级的课。尽管课听不大懂，但他已经满足了。

　　20多天后的一个晚自习，邻居哥哥的蜡烛从课桌上掉了下来，烫到了在桌下的郭咏。他忍不住叫了一声，结果被老师发现，轰出了教室。

　　12岁的他，跑到离村十多里的盖房工地上去“打工”，人家笑他“毛孩子胡闹”，他也不吭气，就在那儿天天耗着。终于，工头给了他一个搬运的工作，他撒开了命干，稚嫩的皮肤几趟砖搬下来就裂了口子，汗水和着灰土蜇得手疼痛难忍。但当他一天下来拿到12块的“工资”时，疼痛完全忘记了。

　　从此以后，郭咏开始了自己时不时的打工生涯。依靠打工所得、村民接济和自家土地出租的收入，郭咏最终走进了学校。

　　郭咏记得，自己在教室里的表情就和聋儿们一样，一天除了上厕所就不离开座位，没有朋友，没有笑容，在学校一天说的话不超过10句。苦难、孤独，让其幼小的心灵选择关上窗户。

　　从进入到聋儿范杰的世界那一刻起，郭咏觉得自己像重过了一遍自己的“第二人生”。而这次不同的是，他能将孩子心中那片阴影拂去，将那扇窗打开。

　　4年时间，郭咏和他的志愿者帮着范杰学会了唱歌、跳舞，和正常孩子一样上了巨山小学。但郭咏心中，觉得是范杰帮了他：“我给孩子爱，我从中也得到了爱，这成为我的一种心理寄托，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不再孤独了。”

　　贫困就不能来做“公益”？

　　18岁，郭咏考上了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第一次离开了故乡；18岁，家里惟一的亲人奶奶病逝了；18岁，郭咏决定开始去帮助更困难的人。这个本来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决定要尽其所能去关爱别人。

　　踏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看到有社团在招志愿者去做公益活动，他兴冲冲赶去报名，却被拒之门外。并不是大家不接受他，而是做“公益活动”需要捐50元钱，对他来说，这是笔不小的开支。“没钱，不好意思，你不能加入。”

　　贫困就不能做公益了吗？能不能做一个“不需要捐钱，但求出力的一个公益组织呢？”他决定先从自己开始，向孤寡老人、临终患者、孤儿、身心障碍等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服务。2008年9月28日，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个月末，郭咏成立了北京首个由学生发起的社会NGO组织“北京公益联盟”。2011年10月，郭咏又公布自己的手机号，开通残障人求助热线“有爱，无障碍”。到目前，他和志愿者们已经帮助500多位出行不便的轮椅残障人士实现了游故宫、长城、央视塔等景点的心愿。

　　2009年11月，郭咏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慈善工作者。2011年1月，“北京公益联盟”荣获2011年经典城市国际论坛城市贡献奖。

　　在郭咏心中最大的奖励不是这些，而是来自他四年来照顾的聋儿范杰的一篇作文。那天，范杰结巴着给郭咏念了这篇作文：

　　“我喜欢他们，经常想他们，我盼着他们来。

　　我看不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他们来了，我不再想家。

　　后来老师告诉我，

　　他们叫志愿者。”

　　听完，郭咏哭了！

　　对话

　　我们想做的就是人人都可参加的公益行动

　　山西晚报：你不要捐款，又自己打工贴进去四五万元，这种行为有人质疑吗？

　　郭咏：我自己能感觉到做（公益）时有压力。一方面是自己经济能力的压力，原本参加活动的残疾人应该有一份盒饭、一瓶水，但这些我都保证不了。另一方面也有朋友老师劝我，说很多事情是“出力不讨好”。但我觉得事情做了，让那些残疾人能感受到关爱，我贴进去一点钱没什么大不了。

　　从开始到现在，我不愿意选择志愿者募捐，或者企业募捐，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公益其实很简单，不是我们拥有多少钱、拥有多少社会地位才能做公益，在公交车上让个座，帮助盲人过马路，这就是我理解的公益。

　　山西晚报：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创建公益组织呢？人们会说，这和好人好事有什么区别？你介入不到公共事务中来，影响不了公众生活。

　　郭咏：我感觉，做公益需要好几个层面，一个是要花钱的项目，另一个是做公益的人。目前社会对公益的需求，不单单是钱的投入，如果没有底层的从小事做起的人，去影响大多数人，公益会停留在“慈善救助”的层面上，公益原本最主要的“关爱”会淡化。

　　山西晚报：这种靠个人清教徒式的公益模式，牢靠吗？靠什么来维系？

　　郭咏：我们联盟里的几个负责人，需要开内部会的时候，吃饭一般都是AA制。开大型会议时，就联系北京的高校，通过沟通，让他们把礼堂免费提供给我们。

　　目前主要靠网络QQ群来联系和组织，每一个志愿者参加一次活动，就可以进QQ审核群，参加够5次活动，可以进正式群，参加10—15次活动，可以到实名群中，连续3个月不参加活动，就会被踢出群。

　　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样的公益组织或模式，主要还是靠个人的自我道德约束力来维系。我们也是希望这种“零捐款”的方式，能让更多人对公益产生信任。

　　山西晚报：你接下来要就业，若你的工作和你的公益联盟有冲突，如何选择？想过回报吗？

　　郭咏：现在联盟已经成熟了，如果我不在（北京）的话，下面的人也能把活动搞起来。有政府机关曾希望我去（政府部门），把这个联盟也融入体制内，我们拒绝了。我们还是想以独立的姿态运作，既不接受捐款，也不想成为政府慈善救助的一个实施机构。我们想做的，就是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加的“公益行动”。

　　本报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