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改变中国·人物篇：30年30人(组图)

　　最近,一位日本人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件中自称是来自三号国家日本的问候。他指的是中国第二季度GDP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日本1968年超越西德紧跟美国之后40多年来,世界经济排行榜第一次发生改变。而当全世界为中国喝彩时,中国却无意庆祝,清醒沉着地一路前行。

　　人们为何对中国这么快成长为经济巨人倍感好奇,美国《商业周刊》认为秘密之一在于四个字:经济特区。

　　纽约、东京、深圳、莫斯科、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要问这些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中,有哪一个在30年前还只是两万人的村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深圳。当时,《纽约时报》说这个年轻的城市,撕开了计划经济的铁幕,让中国大变革的时钟轰然鸣响。30年来,它以其历史性跨越,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阐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魅力,成为撬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支点。在全世界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无疑是其中闪亮的一环,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奇迹的最佳线索。

　　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

　　感怀那些事。3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特区人以一个个“第一”,为中国耕耘一片希望的原野。蛇口的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迈出了中国内地住房制度改革第一步。深圳土地拍卖“第一槌”,引发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革命”。宝安村民用一张白纸直选村干部,开创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先河。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多年以后,当人们打开南风之窗,听寻风之来处,总会忆起南海之滨那个遥远的小渔村,还有那永垂竹帛的绝代风华。

　　感谢那些企业。一个个明星企业璀璨夺目,在国际经济竞争合作舞台上,展示后发中国的神奇力量与不屈理想。同时,又肩负社会责任,共续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它们一手一脚的人间奋斗,铺陈为锦绣河山,聚合为黎民福祉,探寻了一片未来,又都铭刻了一段历史。

　　感悟那些名词。当风流云散,沧桑历尽,人们依旧能凭藉那些温热的名词触摸当年的脉动。保税区、商品房、业委会、产权交易所、“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一个个新探索、新做法、新经验,先在特区酝酿、成熟,进而推广开去,改变了中国,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奇史诗序篇。莲花山没有留下永恒的足迹,但它们记录了世事更替；横琴岛没有留下逝去的浪花,但它们见证了潮涨潮落。

　　一切早已开始,一切也远未结束。而立之年的特区,仍在路上。

　　7年前,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民间网文,承载着太多特区人“特区怎么特下去”的困惑与焦虑。多年以来,“特区不特”的讨论不绝于耳,巨大的问号悬在特区人的心头,激励他们思考,推动他们前行。而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事之下,特区内部一些令人唏嘘的个体与命运悲欢,一些纠结已久的权力与权利角力,一些有待修补的法治与道德残缺,仍需要得到细致的关切,需要用人类价值的梦想一一梳理。

　　特区向何处去?拥抱下一站辉煌,必先告别上一段沉疴。

　　告别利益集团的羁绊。如果说特区最初的改革,是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阻,那么今天的改革则是被利益集团牵绊。新一代改革闯将须以当年撕开意识形态铁块的锐气,与既得利益集团决绝,甚至革自己的命,杀开一条血路。

　　告别习惯路径的依赖。时至今日,特区的优惠政策优势几近丧失,外向型经济也难以为继,片面追求高增长的单向度发展伦理已经落伍。过去的路径固然成就了特区30年的光荣与梦想,但固步自封必将贻误改革。倚着市场竞争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让每一个特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是特区下一个30年的不二选择。

　　迎接综合改革的大考。特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其实,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追赶亚洲“四小龙”,不仅是经济指标的赶上,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超越。

　　春讯或许还在高空酝酿,风云却已经在大地激荡。大路朝阳,也必有曲径通幽,泥泞或许仍然布满前程,但历史正推动特区前进,特区也必将推动历史前进。（时正）

　　习仲勋：争到“尚方宝剑”办特区

　　习仲勋

　　从1978年到1980年,习仲勋虽然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8年4月,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习仲勋踏进了广州珠江边的广东省委大院。此时,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炉火纯青”的开国元勋、原国务院副总理已经65岁了,刚刚结束了16年的文革牢狱劫难,就被委以重任飞赴广东。

　　直到1980年11月上调中央,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愣:“你们广东要什么权?”

　　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坦荡直言,震动全场。

　　他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习仲勋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促使这位“老革命”加快创建特区的,是当时盛行的“逃港”风。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风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习仲勋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他哭了。他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争取,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冰已被打破,但习仲勋已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病重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他晚年住在深圳,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深圳最大的支持。很多中央领导人都来看望过他,每次他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有时候,老人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看看赛格大厦、康佳还有仙湖,边看边说,深圳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任仲夷：变“杀气腾腾”为“热气腾腾”

　　任仲夷

　　1980年初冬,任仲夷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不久就得了一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放”原则,还制定了“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后来他还提出“三个更加”和“两个坚定不移”。他曾顶住压力两次赴京说明情况,但始终对特区建设坚定不移。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他选择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一顶鸭舌帽,一副清癯的容貌,一句句幽默精辟的论断……任仲夷离开我们5年了,但广东人依然清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缅怀这位“老书记”的文章报道不曾间断。

　　1980年初冬,因为“张志新案件”平反而震动全国的任仲夷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鲜为人知的是,他早有浓重的“特区情结”,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

　　“胡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感慨良深。

　　赴任前,邓小平对任仲夷面授机宜:“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到广东不久,很快就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的直言和放言,让有些人很不适应。除了提出著名的“三放”原则,即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对内政策更加放宽,任仲夷还有很多名言,比如“排污不排外”、“善于变通不许变相”等等。

　　他对特区倾注了大量心血,知人善任。履新不久,他就亲自劝说62岁的梁湘去深圳特区拓荒,为特区闯开天地。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则说,他最感激任仲夷的是,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而留在蛇口搞建设。一“劝”一“留”,彰显慧眼。

　　后来,任仲夷还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1982年是最艰难的一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相当紧张。有人甚至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这个任仲夷还算共产党员吗?”

　　会后没几天,任仲夷被要求再次赴京说明情况,这就是著名的“二进宫”事件。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多年后,任仲夷说,如果不是小平支持,他差点就过不了关。

　　从北京返回后,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但任仲夷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主动承担责任,对下面的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他提出了“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台下掌声雷动,很多人留下热泪。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任仲夷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是他自己承受巨大压力,保护了广东干部,保护了广东的改革热情。

　　1985年秋天,71岁的任仲夷正式退休,戏称自己“安全着陆”了。

　　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决定后半生就做个广州人,用百姓的眼光和情怀,去关注这座城市。

　　年届高寿的任老不愿听人祝他“身体健康”,而要大家祝他“天天向上”。他对于广东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思考从未停留,殷殷叮嘱:“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溘然长辞；而25年前的同一天,任仲夷在广州正式上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生为岭南荣,死归岭南土。这不仅仅是巧合,更是这位改革者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

　　吴南生：办特区“要杀头就杀我”

　　吴南生

　　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谈经济特区,绕不开一个人:吴南生。

　　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

　　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回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1985年9月转任省政协主席,但他的心跟特区始终连在一起。

　　是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老帅叶剑英的主持下获全国人大五届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开启深圳特区建设的激情岁月。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最脍炙人口的是,吴南生的一出“回乡记”,促成了特区的胎动。

　　1979年初,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一片苍凉,令他心如刀割:“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一副满目疮痍的江山!”有海外友人献计:“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大年初六晚,感冒发烧中的吴南生异常亢奋,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去一封1300多字电报。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请缨:“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出炉。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是石破天惊。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

　　面对各种非议,吴南生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看不明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在窗台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9稿,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住院。他当时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也因此不能出席大会了。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提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直到这时,吴南生等特区缔造者,才真正松了口气。

　　追忆往昔,老人豪情依旧。他说,特区从诞生到发展,用北宋改革名相王安石的诗句形容最入木三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晚年心系丹青,散尽珍藏义拍助学,但他没有放弃对特区路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他与任仲夷拍案而起,上书疾呼,尽显铮铮侠骨。

　　“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这是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时的致敬辞。对于“愤老”的称呼,老人淡然一笑:我积极主张改革,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不忘历史,汲取智慧,继续敢为人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改革探路。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吴老话语平静,却掷地有声。

　　梁湘：改革旋风掀起“深圳速度”

　　53层160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1986年落成。著名的“深圳速度”,指的就是它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丁玎鲁力何俊摄

　　梁湘

　　梁湘,广东开平人,1936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2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在深圳创建过程中,梁湘的仕途起伏最为波折,他被称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1998年12月13日0时10分在广州病逝。

　　1981年3月,62岁的梁湘来到了年轻的特区,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届退休之年的老人会在这里掀起一阵改革旋风。

　　梁湘被喻为“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人!”短短5年时间,他顶着一顶顶“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

　　他宁愿“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他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在一片荒芜的土地竖起了近千幢大楼,“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生。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端指控,梁湘义无反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面对改革路上的重重禁区,梁湘百折不挠:“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梁湘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他就累得住进医院。”

　　他对这一片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土地抱有深厚的感情。离开的时候,他对干部群众们动情说道:“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他提前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能够安放在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

　　报道回顾

　　特区改革要敢于破现行体制

　　“改革是历史的潮流,势不可挡。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改革就更为紧迫。特区在经济上实行比内地更加开放的政策。”

　　“特区改革应该坚决贯彻胡耀邦同志关于特区的事情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指示精神,在全国、全省总的部署下,从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有利于特区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利于特区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的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全面而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特区的改革,包括财政、金融、税收、劳动工资、物价等,有的要马上着手抓试点,有的要在前段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向更大的范围铺开。随之而来的上层建筑的改革也要同时进行。总之,我们的改革要破除妨碍特区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创立新章法,破掉吃大锅饭的弊端,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搞好特区建设的积极性,把特区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更快地推向前进。”（记者叶明华）

　　梁广大：大胆借债奠基珠海

　　梁广大

　　被称为“梁胆大”的梁广大,1983年到任珠海,为官16年,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确定了珠海的发展轨迹。

　　梁广大,1935年生,广东南海人。曾任南海县委书记、佛山地委常委、行政副专员,1983年任珠海代市长,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市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83年,梁广大来到珠海时,面对的是工业产值低,体制问题多的窘况。梁广大“开了大大小小20多场座谈会”,最后确定珠海“以工业为主,兼营农业、旅游业、房地产等综合发展”的方向。随后,“梁胆大”开始在珠海丢下一颗又一颗“原子弹”。

　　搞特区没钱怎么办?“借!”梁广大掷地有声。“国家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后财政已极端困难,哪有钱来搞建设?所以只有靠自己了。”梁广大说,“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项目有市场、有效益,我们就要打破常规,敢于向国内外银行借钱。”

　　1984年、1985年,珠海在国外银行筹集到两亿元人民币,马上就搞通讯,办发电厂、建港口、建水厂、征地、建马路、建医院、建托儿所、建学校、建教职员工宿舍等等。“通过国外国内的借款,我们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可借钱并非长久之计,“梁胆大”此时把目光瞄准了土地,“政府掌握了土地,通过七通一平,把毛地变宝地,把低价值土地升值才转让,从中收回投入基础设施款项,先投入,再回收,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珠海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

　　此外,梁广大还到处“要人”,“我们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上海的文汇报面向全国发布招聘信息。我们市委组织部也去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等全国各地招聘,一共招聘了各行各业好几千人才”,由此解决了珠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

　　在随后的布局中,贯彻了珠海的发展理念,珠澳合建机场风云迭起后又挑起建大机场、伶仃洋大桥、大港口、大电厂、大水厂与广珠铁路通行、大航展还有大赛车……玩的都是牵动珠海、带动大区域发展的“命运工程”。但是,珠澳合建机场、伶仃洋大桥、广珠铁路等大工程几经曲折无果而终。不过,梁广大依然认为,“所有的大项目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对一个大区域来讲,有发展前途有效益的迟早会落实。”（记者王晖辉）

　　感言

　　跳出珠海看珠海,把珠海放在华南乃至西南的大棋盘上。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

　　梁广大

　　袁庚：61岁锻造蛇口“试管”

　　2008年12月,昔日蛇口建设者看望袁庚老先生。坐在轮椅上的袁老精神很好,看到代表们来,高兴地叫道“大批人马过来喽”。南方日报记者鲁力摄

　　袁庚

　　袁庚,1917年出生于广东宝安。

　　1945年任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前身)第一任主任；1978年出任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领导蛇口工业区；1992年退休；2003年7月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金紫荆星章”,是获勋20人中唯一的内地人；10月,被上海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称号。

　　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缔造者。

　　提起袁庚,就不能不提那句曾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他所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早两个月,比经济特区的成立早一年多。

　　1978年,61岁的袁庚自香港招商局涉海而来,选址蛇口,自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缔造工程。主政蛇口14年里,他突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大锅饭”,引入市场经济,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催生了赤湾港、中集集团、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优秀企业。1978年招商局总资产不过1.3亿港元,到1992年,蛇口工业区累计引进项目382个,累计实际投资5.34亿美元。

　　袁庚主政蛇口工业区期间,大胆主持开展劳动分配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城市改革,这些超前试验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记者李晓敏）

　　观点

　　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我在蛇口放开舆论,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反对党的领导,不搞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袁庚

　　其实,蛇口不是桃花源,蛇口人当年不是在做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在从事着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活力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我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

　　袁庚

　　钟华生：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

　　钟华生

　　1936年生于中山,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农村团支部书记、公社干事、宣传委员、副书记、书记,斗门县白藤湖总支书记,珠海三灶管理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国家高新区主任,珠海经济特区副主任、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常委等职务,1988年至1999年,负责珠海西区开发,首创“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轰动全国,曾获“中国改革首届人才金奖”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99年退休。

　　钟华生发迹于珠海“白藤湖”。上世纪70年代,白藤湖还是一片大海,杳无人烟,他领着800民兵和下乡知青们用簸箕和锄头挖山填海,造出3万亩滩涂及总面积20平方公里的白藤湖。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一向胆大、脑瓜子灵活的钟华生在白藤湖上马“中国第一个农民度假村”,首创农业观光游。通过媒体宣传,短短几年就引进2.2亿元外来投资,建起了各色度假酒店。1984年,白藤湖农民度假村酒店在一片争议声中开业,一度客流如织。钟华生声名鹊起,成为当时中国新农民的代表。

　　1988年,珠海启动西区大开发。钟华生到一片荒凉的珠海西区,书记、区长一肩挑。回忆当年,钟华生说,很多亲朋好友都很不理解,担心他翻船,那时恰逢国家治理整顿的紧缩时期,又是60年不遇的大海潮大台风,西区成了一个烂摊子,连西区开发的40万元办公经费也拖到4个月后才下拨,只好先借10万元应急,很多人都不看好,说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启动?“当时,梁广大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怕,只要你放权,就可以调钱”。

　　钟华生白手起家,领着一帮人先围海造地4平方公里,把原来一块叫车嘴的滩涂改名为金海岸,面向全国招商。他喊出了“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的口号,引来10亿元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潮时,西区云集各地建筑大军5万多人,“借水还油”后来也成为政、商界的一大经典案例,入选商业课本,被冠以“草船借箭”。可惜的是,西区大开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国家宏观调控一刀切,断了粮草,戛然而止,直至新世纪之初才重新恢复。

　　钟华生随后又首创“共享经济”,即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管理者,前途命运利益都连在一起,通俗来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大家按贡献配股,这在思想保守的年代可谓“石破天惊”。

　　当西区开发走上正轨,钟华生又转向人才领域,于1992年至1993年从清华、北大等全国名校招聘了120名大学生当“村长助理”,在那个本科生凤毛麟角的年代,让大学生当村官会不会浪费的争论也一度甚嚣尘上,钟华生自有见解,“‘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经过20多年的奋斗,120名“大学生村官”走了大半,剩下的20名已成长为金湾区的“脊梁”。（记者王晖辉）

　　感言

　　“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

　　钟华生

　　丛飞：只要你快乐,我就不辛苦

　　丛飞

　　丛飞,籍贯辽宁,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热心公益事业,一生共为社会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小时,捐助失学儿童183人。被查出身患胃癌晚期后,在生命弥留之际,还用自己的身体为社会作了最后一次奉献:他捐献的眼角膜为4名眼疾患者送去了光明。2008年,当选“改革开放30周年感动广东人物”。

　　深圳特区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许多创富名人,深圳人不一定能记住,但能记住丛飞,因为丛飞用无私奉献的行动铸造了特区精神之魂。

　　丛飞去世后,有评论称,他的行为很好地回答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普通市民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大课题。受丛飞资助的贵州省织金县中学生王维珊在写给丛飞的信中说:“我从来不知道伟大可以这样具体,感动可以这样彻底,人生可以活得这样博大无私。”

　　丛飞是歌唱家郭颂先生的关门弟子,一直刻苦钻研小品、哑剧、口技、魔术、模仿等方面的技艺。刚到深圳的时候,他做过搬运工、洗碗工。曾经因为累得浑身发抖,晕倒在草地上,那时起就给自己改名叫“丛飞”,意思就是“从草丛中起飞”。

　　难忘的经历,让丛飞特别同情弱者,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他总想尽力去帮助。1994年,丛飞到四川成都参加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慈善义演,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全部的现金2400元放进了捐款箱。这件事使他体会到,自己也有能力改变那些穷孩子的命运。从此他立下誓言:要尽自己所能扶危济困,向社会奉献爱心!

　　丛飞回到深圳就加入了深圳义工联成为一名义工,经常进行公益演出活动,先后20多次到贵州、湖南、四川、山东等地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失学儿童筹集学费。每到一地,丛飞都要认领资助当地几个贫困学生,从1995年到身患癌症住院的前一年,丛飞资助的孩子已经有178名。

　　丛飞本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但丛飞没有享受过,他的家只有58平方米,非常俭朴。有时为了及时给山区的孩子们交学费,丛飞还向一些朋友借钱,前后共欠下了17万元的债务。2005年5月,丛飞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半年里,丛飞坚持参加各类慈善义演65场,捐款数万元。累计下来,丛飞的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个小时,无私捐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超过150人,捐款金额超过300万元。

　　报道回顾

　　爱在丛飞

　　丛飞的追悼会,没有哀乐,只有丛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那首《愿你幸福》,一直在殡仪馆上空回响:我是你过河的桥,是你乘凉的树,是你风尘仆仆那间歇脚的屋。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只要你圆上好梦,我就不辛苦。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如意,只要你回头一笑,我就很知足……（记者杨磊实习生易榕）

　　吴立民：敢于挑刺的人大代表

　　吴立民

　　1983年转业到深圳,1988年底由一名普通工人破格调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从事信访工作18年,吴立民共接待上访群众20多万人次。从1993年起,吴立民先后多次当选为福田区、深圳市人大代表,累计提交议案和建议达320多件,是提交议案和建议最多的市人大代表。

　　“市民中心办公楼在评比中可能倒数第一。”2008年8月本报报道,在一次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建筑节能执法检查中,人大代表吴立民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建议,应该先对市民中心办公楼开刀进行节能改造,以做好表率作用。

　　这样直接批评政府部门的言论频频见诸媒体,被批评者的部门领导往往心惊胆战,群众则拍手称好。这就是吴立民的风格。“好话我不会说,因为‘做得好’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做不好’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吴立民说。

　　在履行市、区人大代表职责20年的时间里,吴立民情系民生,直言敢谏。他不屈不挠“三提水表议案”的故事,被深圳市民传为佳话。2000年之前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中有一条被群众称为“用水最低消费”的规定,吴立民连续3年提出取消“水表底度”收费的建议,然而每次的答复都是“暂不取消”。吴立民凭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拼劲,继续追问,终于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认定收取“水表底度”费是不合理的,并于2003年1月取消。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吴立民不仅敢于向政府部门开炮,还在18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接待了20多万人次的群众来访。有的群众想让他帮忙办事,就不断送钱给他,他一次次地拒绝,20多年来他拒收群众送来的钱物达40万元。

　　许多市民在媒体上看到吴立民,常常感叹:像吴立民这样的人大代表才是人民的好公仆。希望其他代表们也能够不受利益阻隔,敢言直言,反映群众心声。

　　报道回顾

　　吴代表从来都是“大炮”

　　吴立民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先后就职于深圳市信访办、深圳市政府督查室,虽然是副处级干部,但在10年市人大代表的历程中,吴立民从来都是“大炮”。

　　农药超标、擅自加入添加剂、地下工厂猖獗、检测机构不健全……2005年,吴立民炮轰深圳食品安全,一口气数出深圳食品安全“五宗罪”。当年,吴立民的提案成为深圳市人大“一号提案”,由市政府办理了整整2年多时间,开启了深圳食品安全大整顿的序幕。

　　2006年后,人大取消提案,改为建议,吴立民5年间提交了200多条建议,堪称“高产代表”。他一度炮轰梅林关大拥堵、公务车私用、医院药品加成,以及人大代表开会看报、打瞌睡、聊天等,并屡屡给财政预算案“挑刺”。

　　对此,吴立民表示,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谁把你选出来,你就应该为谁服务。没有做到为老百姓鼓与呼是不称职的。每位代表、委员都应该敢于讲话、反映问题,应该做“炮手”,不要做“哑炮”。（记者杜啸天）

　　杨焕明：绘制黄种人基因图谱

　　杨焕明为争取和主持完成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1%项目”立下汗马功劳。图为人类染色体的扫描显微图。新华社发

　　杨焕明

　　杨焕明,1952年生,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他1988年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学位,1999年作为创始人之一组建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2007年华大基因主力南下深圳。杨焕明一直从事人类和其它生物的基因组学研究,2007年带领华大基因团队绘制出第一个黄种人基因图谱,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第一位。

　　自1980年以来,杨焕明院士长期从事医学遗传学与人类基因定位工作,曾为争取和主持完成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1%项目”立下汗马功劳。2007年带领华大基因团队绘制出第一个黄种人基因图谱。科技部一位官员这样评价杨焕明:“上过山、下过乡、留过洋,有一股韧劲儿”。

　　2007年,华大基因主力南下深圳,成立了致力于公益性研究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大基因为什么会选择深圳?杨院士告诉记者:“生物产业特别是基因组学为基础的生物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需要在国内找一块最好的土壤,而深圳正好处于一个合适的阶段,给我们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自我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009年3月,他所带领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成立了基因组科学创新班,共招收了25名学生。令外界颇为惊讶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班学生已经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或子刊)、《科学》上发表署名论文7篇以上,其中,当时年仅20岁的罗锐邦是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一时间,基因创新班成了“明星班”。

　　杨焕明对将来很乐观。他说:“不管哪个国家,都认可生物产业是21世纪的支柱产业。我认为,广东省、深圳市的转型离不开生物产业,而且这里的氛围确实也适合生物产业的发展,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未来,我们华大基因对生物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作出贡献,尤其是健康产业,发展空间非常大。”（记者马芳）

　　感言

　　科学家一定要和民众直接打交道,一定要用民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把科学的知识、道理讲清楚,科学只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选择,如何让民众能够接受这些好的选择很重要。科学家对社会带来的产品不应该只是科研成果,也包括大众能掌握的科学知识,这也是华大基因一直以来重视科学普及的原因。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

　　迟斌元：小平接见过的科技百万富翁

　　迟斌元

　　曾在兰州、北京等地从事医学科研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迟斌元和夫人司华在珠海成立了珠海生化制药厂。他研制成功的从猪血中提炼凝血酶(一种特效止血药)的技术,为世界首创,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成本。他是珠海市首届科技重奖特等奖获得者,也是珠海首个科技百万富翁。1992年,邓小平南巡经过珠海,曾接见过迟斌元。2004年11月30日,他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病逝,享年66岁。

　　1979年,迟斌元成功研制速效止血药“凝血酶”,他首创从猪血中提炼凝血酶,大大降低了患者的医疗成本。1987年,迟斌元和妻子司华带着他们的科研成果,从北京辗转到珠海,找到投资方“中山怡华”,建立了总工程师负责制的珠海生化制药厂,生产凝血酶冻干剂。该制药厂第一年的效益是600多万元。

　　1992年,珠海市制定了“科技重奖”的政策,迟斌元是那一年的特等奖获得者,他从市长梁广大手里接过一辆奥迪牌轿车、一套公寓和一张287184元的支票,成为“科技百万富翁”。迟家一家三口在奥迪车边的幸福照片出现在各大报纸上,迟斌元曾私下对妻子说“这个奖励和奖金额都接近诺贝尔奖,是国内最高的奖励了。”

　　梁广大当时对记者表示,他设立重奖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一群狮子到我的身边来”。迟斌元显然是梁广大期望的猛狮,他把珠海看作自己的英雄用武之地,他梦想在这里建立世界一流的药厂。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视察到珠海,点名要参观生化厂,而且首站就来迟斌元所在的生化厂。据知情人回忆,之前迟斌元并没有接到邓小平要视察的通知,只知道有人来生化厂检查,并要求厂方“这个地方要安排人扶一下老人家”。迟斌元联想到邓小平南巡,心里一惊:“会不会是邓小平要来这里?”他很激动,马上安排人买来鲜花点缀厂房,并打电话给老家八旬的母亲报喜。

　　1月24日上午9时40分,邓小平乘车来到生化制药厂。参观结束,邓小平还向迟斌元远在山东的母亲表示问候。在走廊里,邓小平抱着迟斌元2岁的儿子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留在迟斌元的家里。

　　迟斌元后来回忆说,他们一家都非常感激小平,他母亲常常念叨小平,说他为中国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小平来的头一天晚上,迟斌元给远在山东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报告了“小平要来”的消息。他的母亲高兴得不得了,说:“到底是什么让你吉星高照,能见到小平?”

　　第二天,迟斌元向小平汇报完工作,将向母亲打电话报喜的事讲了出来。小平问:“你母亲多大了?”

　　迟斌元说:“78岁。”

　　小平说:“我88岁。请转达我对你母亲的问候。”

　　迟斌元顿时流出了眼泪。

　　在生化制药厂,听取迟斌元对新产品凝血酶的介绍后,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名牌,否则就会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局面。”（记者王晖辉整理）

　　任正非：中国创造“狼性企业家”

　　任正非

　　1978年从部队转业。1988年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电信设备。1994年,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讯展,获极大成功。1996年,大规模与内地厂家合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他的资产在十多年间扩张了1000倍,2000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3位。但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和中国最大的IT企业,任正非异常低调,几乎没接受过媒体采访,被喻为中国最神秘的“狼性企业家”。

　　在中国最成功的创业家群中,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是深圳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传奇。这个而立之年还在军队行伍,对市场一无所知的汉子,年过不惑才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43岁才创立后来举世瞩目的IT企业华为。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头的任正非或许没有想到,好运气即将降临到自己和这个国家身上。此时,改革开放已近10年,全国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如那个年代常见的深圳创业故事,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深圳华为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凭借特区一些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都是一样的。

　　然而,与他人不同的是,任正非在早年创业时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远见卓识,在同行还纷纷抢夺代理订单时,他发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这让任正非毅然决定自主研发。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最初有50多人,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这里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种华为创业期的景象,后来被称为“床垫文化”,令外国企业叹为观止。

　　同年12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此时,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即面临破产。可是到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过千万。不过,任正非没有掘得第一桶金后止步不前。他每年都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每年至少将10%以上的收入投入技术研发,为日后华为打造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优势竞争力,成就国际化华为品牌的关键。

　　截至2009年底,华为已累计申请专利达42543件,其中国际专利申请量居全球第二。全球销售收入1491亿元人民币(约合218亿美元),同比增长19%。营业利润率14.1%,净利润18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率12.2%。

　　“华为的冬天来临了吗?”任正非喜欢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和华为。他认为,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20多年来,这个最令媒体关注,却神秘低调的中年男人,不仅构建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华为“狼”文化,也创造了四十岁创业的经典范本。有人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只有在市场经济转型最早的深圳,才有可能走出任正非和华为。

　　感言

　　“刚开始的时候,十分盲目,出去一、两个月了,都不知道哪个是客户,要找的是谁。1998年,我们到香港参加一个展览会,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让每个驻海外的员工一定要把他们的目标客户,哪怕是客户的工人、工程师,甚至是他们的亲属,能请的都请到我们的展示台前。结果,那一次有2800多人来到了这个展览会。

　　他们有的甚至会发现,原来中国人不再是长辫子,原来中国人也会搞技术。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的祖国其实是每一个企业的最强大后盾,只要国家开放了,国际上对中国有了解了,才会有给予市场准入的可能。”

　　求伯君：文字处理软件WPS之父

　　求伯君

　　中国文字处理软件WPS之父,曾获“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称号。1994年,在珠海独立成立珠海金山电脑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6年金山发布国内第一款商业游戏《中关村启示录》,1997年发布中国大陆第一款RPG游戏《剑侠情缘》,2000年,金山公司推出金山毒霸杀毒软件,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求伯君于1994年获得珠海市科技重奖,2007年当选为“年度中国游戏行业优秀企业家”。

　　“做好中国软件行业的排头兵”这是去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珠海视察金山软件时的寄语和要求。胡锦涛还向金山软件员工说,“中国软件业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胡锦涛的寄语及要求,亦从侧面凸显金山软件在国内行业内的龙头地位。而作为金山软件董事长兼CEO的求伯君这位成功开发国内第一套文字处理软件WPS的软件业“教父”而言,如何扛起民族软件自主创新大旗,前方并非一路平坦。

　　1986年,求伯君辞去河北省徐水县国企的工作,加盟北京四通公司,并于次年调往深圳四通公司。

　　1988年,求伯君加入香港金山公司,在深圳从事软件开发,并于1989年成功开发国内第一套文字处理软件WPS。

　　1994年,由于香港金山被方正合并,求伯君脱离出来,自己在珠海成立珠海金山电脑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WPS也迎来了它的最强对手微软旗下的Word。主动出击迎战的求伯君,生产出一种类似Office套件的产品,叫做盘古组件,包含WPS、电子字典和电子表等产品。然而,盘古组件这款珠海金山独立自主做出的第一个软件最终兵败麦城。

　　1997年9月,WPS97正式上市,成绩出乎意料的好,推出仅2个多月,销量便达到1.3万套,金山也借此迈过最艰难的时刻。

　　1998年至2003年,先后获得联想等注资的金山软件,重点发力WPS、金山词霸、金山毒霸三大业务,金山软件的发展进入平稳阶段。

　　2003年,金山软件迎来了战略转型,求伯君和是时的搭档雷军发现了网游这块大蛋糕。事实上,这一年,金山软件本已打算前往纳斯达克上市融资,但他们发现了准备上市和马上进军网游业间的矛盾。几经权衡,求伯君和搭档雷军共同说服了公司股东。后来雷军回忆说,那一年资源其实还很有限,无法在多个战场全部拉开。而进入网络游戏的机会千载难逢,很赚钱,但又很需要投资,为此公司只好在财务上做一些放弃,全力以赴突破网络游戏。也正基于此,决定暂时放弃上市。

　　多年后,当人们回过头来翻阅金山软件的这次战略转型时,不得不佩服求伯君及雷军的坚持金山软件2009年年报显示,公司2009年总营业收入达10.22亿,网游和软件两大业务分别占总收入的67%和32%,网游业务营业收入为6.842亿,软件业务为3.292亿,其中,网游业务每日平均最高同时在线用户人数为110万人。

　　如今的金山软件,已占据通用软件全国第一,而公司在珠海高新区的总部暨研发基地也已动工,预计在未来3—5年内建成一个高科技、花园式、环保型的国际一流软件产业园。

　　感言

　　“‘缔造让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让家人和朋友为之骄傲,乃至整个民族为之骄傲的世界一流的软件企业’是每个金山人的梦想”。

　　王石：缔造万科普及房地产制度

　　王石

　　王石,1984年在深圳组建万科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起任股份化改组之万科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石领导的万科1988年懵懂进入房地产行业,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王石也被誉为“中国地产教父”。1999年起王石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其现任万科董事会主席。

　　得地块从而懵懂地进入房地产行业。

　　王石坚持“不贿赂”,这在早期靠拿地的开发商那里几乎被嗤之以鼻,也往往拿不到好地,但刚好在深圳首开了土地招拍挂。有学者就表示“如果没有土地招拍挂,也许就不会有万科的今天”。王石领导的万科一直坚守价值底线、拒绝利益诱惑,坚持以专业能力从市场获取公平回报,这一万科获得成功的基石也部分源于万科早期在深圳的实践。深圳开创了中国第一批商品房,也最早在商品房中提供物业服务,万科也较早地尝试和实践专业化的物业服务,如今万科在中国其他城市常常被作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标杆。商品房预售、样本房、会所这些被万科等广泛普及的房地产制度也都源于深圳。

　　深圳1986年率先启动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而万科则在1989年初完成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这一步的重要性此后怎样抬高也不为过。1990年深交所成立,万科也得以在众多地产大鳄中最早完成股份化、完成上市,这为万科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一条宝贵的资金渠道,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今日的地产龙头万科。

　　感言

　　“深圳的特质在于它是一座移民城市,也是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这个城市现在还在沿着惯性的方向向前发展。

　　未来深圳如果还是要依靠享受特殊政策来实现发展,这对深圳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我认为深圳更应该给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回报和补偿,更应该走向规范发展,因为深圳先走一步,没有什么包袱,深圳在经济规模、税收等多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位置,它应该为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付出。

　　深圳这座城市没有太多资源,市场放得开,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相对很少,毕竟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是很重要的。再则,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企业和人才,各种要素聚集在这里会发挥它的创造性,正是因为如此才造成了深圳民营企业品牌的公平竞争。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建立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全国占据了先发优势。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万科。对于深圳这片给了自己以生命的热土,万科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

　　马化腾：改变中国人的交流

　　马化腾

　　马化腾,1971年生,腾讯公司执行董事长、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1998年创办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现已成为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即时通讯软件QQ改变了中国人的沟通和生活方式,马化腾因此被誉为“QQ之父”。2009年,腾讯入选《财富》“全球最受尊敬50家公司”。在今年由财经杂志《新财富》发布的“2010新财富500富人榜”上,马化腾以334.2亿元的身家位列第五。

　　马化腾1984年随父母从海南移民到深圳,27岁时创立腾讯。1999年,在深圳举办的第一届高交会上,腾讯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第一笔风险投资。10年后,第十一届高交会期间,位于深南大道旁的腾讯大厦启用,站在马化腾39楼的办公室里,可以俯瞰他的母校深圳大学以及日新月异的深圳。

　　在腾讯发展壮大成为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互联网企业之后,马化腾在多个场合强调“腾讯离不开深圳”。他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腾讯今天的成功是跟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有关系,除了互联网的机遇之外,深圳带来的两个有利条件对腾讯的发展非常重要:一是1999年第一届高交会吸引了很多投资者都在关注深圳,给腾讯带来了融资的机会；二是深圳的高科技定位,华为、中兴等企业的存在使深圳做计算机研发的人才很丰富,这让以技术研发起步的腾讯获益。

　　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马化腾还会选择这个城市吗?他的答案是:“当然。因为我和伙伴的成长在这里,我和团队的梦想在这里。”他说,自己有幸赶上一个时代,赶上和特区一起成长,并在成长的历程中感悟一步一脚印地走向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感受是心存感激。

　　马化腾的深圳梦是希望到腾讯一步一步继续踏实稳健地发展下去,希望腾讯的产品能像水和电一样地融入到城市的生活,希望深圳在政府的领导和各界的努力下,进一步形成互联网集群效应和规模效应。

　　感言

　　“这么多年在深圳,我们的感受就是确实是一个创业的热土。当时的我们包括一些前辈都有创业的心态,对时间的珍惜感会更加强烈一点。就像华为、中兴,完全是自发的,靠创业者自己做下来的。所以我们也有幸在大浪潮里,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机遇,我相信各行各业都有相当好的机遇,包括现在和未来都会有很多新的机遇涌现。”

　　董明珠：电器江湖女英豪

　　董明珠

　　江苏南京人,1990年加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业务经理、经营部部长、副总经理,现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连任第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提起珠海特区三十年,本地龙头企业格力电器的发展自是无法绕过去的重点,而其领头人董明珠,更是特区三十年里值得书写和记录的人物。

　　1990年,已36岁的董明珠成为珠海海利空调器厂(格力电器前身)的业务员。董明珠弃用行业内先货后款的代销制,在安徽区域首推先款后货的“格力制度”这一年,正是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是时,“格力制度”与旧有规则的不同,为董明珠等带来了诸多困扰及阻力一次次碰钉子后,董明珠推行的先款后货,最终得到安徽淮南一家电器商店的同意。这是董明珠在安徽区域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此后,董明珠用同样方式打动经销商,签下一张张订单。

　　1995年,是董明珠格力岁月的另一个关键节点1994年已升任公司经营部部长的她,在1995年发明了“淡季返利”,即依据经销商淡季投入资金数量,给予相应利益返还,这样既可以解决制造商淡季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又缓解旺季供货的压力。

　　1996年空调业进入“血战”,而格力电器靠淡季返利拿回了15亿回款。在淡季价格战中,各个品牌纷纷降价,董明珠则规定格力一分钱不降,但拿出l亿利润的2%按销售比例补贴给每个经销商。当年,格力销量增长17%,第一次超过春兰。格力电器的营销神话就此开始。

　　2001年,董明珠正式被推选为格力电器总裁。成为总裁后,她坚持认为“没有创新的企业是一个没有脊梁的企业”,更表示“格力的研发投入没有限制”。正是在如此理念的坚持下,格力电器如今已成为中国空调业内唯一所有空调产品和技术均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不受制于国外技术的企业。

　　感言

　　一家大企业不管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都不足以作为现实的依靠。没有创新的企业是一个没有脊梁的企业,没有精品的企业是丑陋的企业。

　　王传福：技术狂人创新传奇

　　王传福

　　王传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主席。其1966年生于安徽省巢湖市,1995年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辞职来深圳创办比亚迪公司,短短几年时间,比亚迪取代日本电池企业的垄断地位,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供应商。2003年比亚迪进入汽车行业,2009年王传福在胡润排行榜上以财富人民币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

　　今年44岁的王传福是深圳近10年的又一个传奇,技术狂人王传福与创新基因的深圳擦出了激情的火花。

　　这位26岁便获得国家级高级工程师称号的“科学家”常常被称为“技术狂人”,1995年他在深圳的创业也是从深圳郊区破旧厂房中的技术攻关开始的,在以后比亚迪发展的多个节点中,都是靠着技术优势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竞争对手,成就了今天的比亚迪。

　　放在深圳30年的大背景里,那些30年内迅速崛起的深圳企业也往往都有着“创新”和“高科技”的内在品质,如中兴、华为、腾讯和比亚迪,王传福当年带着工程师在实验室苦心钻研电池技术的场景就是这些深圳科技企业成功的最好诠释,如今这四家企业也被外界称为深圳的“新四驾马车”。

　　2003年王传福进军汽车业,几年内就在燃油汽车站稳脚跟,这期间比亚迪也不忘凭借电池领域的技术优势,瞄准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瞄准动力电池的开发。如今,比亚迪拥有汽车铁电池技术的“独门绝技”,也最早在国内开发出纯电动汽车,深圳也在全国城市中最早有了纯电动的出租车。

　　比亚迪和深圳都有了新能源领域的新梦想,比亚迪希望未来拥有三大绿色产业: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储能电站,而深圳则提出大力发展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到2015年产值规模超过6500亿元,这一次比亚迪又将站在深圳发展的脉搏上。

　　感言

　　深圳特区政府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围墙外的事情都给企业安排好、服务好,围墙内的事情企业自己说了算。最大的帮助、也是让比亚迪感受最深的,还是深圳这片土地给比亚迪创新的土壤,还有创新的氛围和精神。这种优势是独特的,也是潜移默化的。

　　马明哲：传承蛇口精神

　　马明哲

　　1955年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货币银行学博士。1988年创建平安保险并担任董事/总经理,1994年起,担任中国平安(集团)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他是个事业心很强,但生活上却非常马虎的人,我们总笑他不会生活不会吃饭,他不会点菜,汉堡包、披萨就是他的主食。但他这个人爱琢磨事儿。我们的很多干部都习惯他这一点。他可能深更半夜找你聊,你要有充分的耐心,哪怕你要睡觉。”在本报记者采访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兼副CEO孙建一的时候,他这样评价马明哲这位老搭档。

　　“竞争中求生存,创新中求发展”这是马明哲和平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被视为平安文化精髓的概括。显然,这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这座城市的性格高度相符。

　　在有据可考的资料上,马明哲曾经这样评价深圳这座城市的包容和深圳市政府,“对于深圳的政府,我归纳了12个字‘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求实包容’。解放思想是最重要的,创新是深圳的灵魂,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创新的。人就是人,不可能是神仙,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包容是深圳最伟大的地方。”“1988年,平安在蛇口创立,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蛇口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是蛇口人与蛇口企业的共同基因,而平安是这个基因最好的传承者之一。”原深圳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马明哲的老上级袁庚在最近马明哲新书上这样寄语平安。

　　这几年几乎拒绝在一切媒体上露面的马明哲,只能在一些公益场合碰见他,比如明圆基金的慈善会,平安小学的揭牌仪式等。但在公司内部庆典上,员工们依然有机会和他面对面。遥望马总,肤色还是有些黝黑,精神照样高昂,不急不徐地吐出朴实却意念深邃的话。

　　虽然力求淡出公众视线,远离关于出身、关于身价、关于权利排行的争议漩涡,但江湖上关于马明哲的“神话”一直在流传,热度未减。这对于一个凡人,尤其是一个如此需要事业的人而言,算得上一种“不能承受之重”,这也使得孙建一需要一再出面表示“马总为人低调”。

　　感言

　　我们要始终记住一句话:“平安永远在创业。”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进攻的勇气,失去了挑战困难的决心,这个平安就不平安了。我们每一位平安的员工,每一个有抱负的平安人永远不要做一个守业者,永远不要做困难面前的逃兵。

　　史玉柱 “巨人”回归珠海

　　史玉柱

　　1989年,27岁的史玉柱凭借一款M-6401的桌面文字处理系统开始创业。自从因“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败走珠海后,他前往上海开始第二次创业。2009年,巨人网络南方研发总部基地在珠海奠基,史玉柱的“巨人”也正式回归珠海。

　　1989年,27岁的史玉柱凭借一款叫做M—6401的桌面文字处理系统开始创业。1993年,史玉柱的巨人公司销售额突破3.5亿元,把公司总部从深圳迁移到珠海。

　　1994年,史玉柱开始修建巨人大厦。原本只计划建成18层的办公楼,后来不断更改设计,楼层不断被加高,从18层到38层,再到54层、64层,直到最后的78层,成为当时设计中的“中国第一高楼”,共需投入资金12亿元。

　　1997年,巨人集团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停工,只建了3层就成了“烂尾楼”。

　　史玉柱在4年后携脑白金复出,但巨人大厦仍处于“烂尾楼”状态。

　　2009年底,巨人网络南方研发总部基地在珠海奠基,加上此前设立的上海、成都研发中心,史玉柱研发战略地域布局初步完成。这也是自12年前败走珠海后,史玉柱的企业正式回归珠海。史玉柱对高楼仍心存“阴影”,此次珠海研发基地的楼高将不超过三层,“因为,我已患了恐高症。”据介绍,该基地总投资约1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买地花了1250万美元,史玉柱表示,硬件设计要“媲美GOOGLE总部”。

　　感言

　　“12年前的这个月,我身负几亿债务,也没有典礼,是悄悄离开珠海的。当时坐仅剩的一辆奔驰离开,车到江苏,连买汽油的钱都没了。这次回珠海,政府提了个口号叫‘巨人归来’,我想奠基之后口号可以改成‘巨人做大’。”

　　吴福：首家合资酒店开启外资时代

　　吴福

　　澳门商人,原籍广东珠海。1980年10月由他投资建设的石景山旅游中心开张,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酒店。

　　石景山旅游中心于1980年10月12日开业,是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旅游酒店。

　　它是全国首家旅游性质的酒店；全国首家遵循国际酒店业惯例进行管理,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全国首家推行劳动合同制的企业。

　　石景山旅游中心还承办了多次重要庆典活动,包括珠海第一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式庆典、1999年澳门回归庆典等多项重大接待任务。

　　石景山旅游中心在今天的珠海已是家喻户晓,而它在珠海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却并不是广为人知。作为中国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石景山不但开启了珠海的外资时代,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写下重重一笔。它的出现是一种经济突围,也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

　　当时珠海在拱北只有一间侨社,在香洲只有一间招待所。有一次,吴福陪同一位葡国桥梁专家贾多素先生,受省交通厅邀请考察珠海到广州沿途几个渡口的建桥问题。第一站到了珠海,他当时想在珠海过一夜第二天起程去广州,因住宿条件不够,不得不返回澳门住了一晚,第二天才上路。这个经历让他觉得珠海非常需要一间宾馆。

　　酒店建设期间,吴福派出澳门建筑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守在工地检查督促施工,投入了不少心血,一间酒店不到9个月就建起来了。

　　酒店建成之后,采取了一种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领导体制。

　　董事会由双方各派出的人员组成,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下设正副总经理各一名,由客商和吴福的代表人员分别担任,全权主持企业经营管理。总经理室下面设10个职能部门,部门只设经理,不设副职,力求成为精干的决策指挥部；在分配制度上,采用浮动工资制,纠正干好干坏报酬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弊端。对员工严格进行每月考勤,根据表现评定当月的工资待遇,后来发展成为劳动合同制,使得石景山旅游中心成为全国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的合作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着力推陈出新。为了培养人才,开业前酒店在吉大向当地农民租用祠堂办起一间“功夫餐厅”,从经理到侍应都从澳门聘来专业人才作实地示范,为中西餐厅培养实务人员,又从海外聘请外籍教师对员工进行英语和专业培训。后来,酒店又决定将企业的营业收入中的10%服务费发给员工提高收入。

　　多种努力之下,酒店的事业很快有了起色,也获得了许多外国人的认同。

　　感言

　　为什么首先考虑到珠海投资办旅游酒店呢?一个地区发展需要发展第三产业,才有利于招商引资,如果连一个像样的谈话地方都没有,商人怎么会来呢!办酒店更利于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一间酒店有了几百个员工,就可以解决几百户人生活上的困难；一间酒店需要许多用料,可带动许多行业,也能带动发展工农业和商业。

　　庄世平 特区闯将称赞:办特区他是老师

　　庄世平

　　1911年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果陇村,爱国侨领,从1959年起,历任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从潮汕大地走出,到成长为名满香江的侨界领袖,庄世平的一生与祖国大陆的命运紧紧联系。在建国之初,当国内经济还属一穷二白时期,庄世平就以超人胆魄,在港澳等地创办金融实业,为国内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在祖国大陆迎来改革开放的又一次新生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年已古稀的庄世平以其一贯对祖国的挚热情怀和拳拳赤子之心,不辞辛苦,为我国特区决策的健康实施推进、积极建言献策,穿针引线,助推特区起步发展。

　　1979年,当有关创办经济特区的思绪开始在南粤这块领风气之先的热土酝酿的时候,庄世平就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提供了大量有关世界经济动向以及有关经济特区的资料。1982年,庄世平带领南洋商业银行同仁,加入到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开荒牛行列。率先在深圳特区设立分行,使南洋商业银行成为深圳特区内的“第一间境外注册银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整个内地市场的第一家港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还率先在我国大陆发行港澳通用的信用卡发达卡,促进内地银行信用业务的兴起和发展。

　　利用在侨界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德高望重的庄世平积极引荐香港和海外工商企业家到内地投资,率先在深圳经济特区组织银团贷款和项目贷款。他提出的关于“允许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特区设立”的建议获国内采纳,被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他关注国内的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发展,动员和支持香港爱国企业家李嘉诚回汕头投巨资创办汕头大学。正是为表彰其对特区建设事业的长期关注和特殊贡献,庄世平还先后被汕头、深圳等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庄世平对深圳特区创办的功劳有多大?原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吴南生说:“办特区,他是我的老师”；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说:“(他是)很大的幕后英雄”；中联办主任高祀仁说:“(他的)很多意见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使特区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