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调查:城乡两端都处于边缘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的提法,用来形容“80后”、“90后”进城务工的人员。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逐渐登上城市这个舞台。

　　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梁忠良的办公场所,有点憋屈地附着在一座高大厂房的墙根底下,对面是同样高大的供暖中心锅炉房和耸立的大烟囱。一排矮小而狭长的铁皮房子就夹在两座厂房的缝隙间。门前散乱地停着几辆大大小小的电动三轮车。

　　5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天上断断续续飘起雨丝,北京城北边这片小空地的光线愈加暗淡。

　　皮肤黝黑的梁忠良接到记者电话,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别着腰包,从铁皮房子里钻出来,像一个刚从井下上来的矿工只有额头的反光和牙齿是白的。

　　这与他的职业有关。自2003年来到北京,梁忠良已经在快递行业干了10年。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从仓管员到派件员,从“跑腿的”到如今“底下有6个兄弟”的小头目。

　　北京是一个庞然大物。10年里,梁忠良一直这么觉得。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在朝它靠近,但却从未想过,要在这里留下来。

　　更确切地说,是“从未敢想”。

　　在这座特大城市每一个细碎的缝隙和角落里,布满了像梁忠良这样的新生代底层农民工。“80后”、“90后”的年龄和相比父辈所接受过的更多的教育,本应让他们带着理想心高气傲；与土地和农事的疏离,也本应早让他们厌倦了自己身上“农民”的标签,但当面对这个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庞然大物时,他们却变得卑微如尘埃。

　　留在北京?

　　“是的,那是一个梦,但只是一个梦。”

　　弃学进京

　　因为家里穷,梁忠良的学,只上到了初二。那年他15岁。比他大4岁的哥哥则早已弃学多年。

　　“不想看父亲和哥哥那么辛苦。”梁忠良告诉记者,他当时的成绩并不差,只是想早些出来分担家庭负担。

　　在家里打了一年多零工后,2003年夏天,梁忠良跟着哥哥南下北京。

　　从内蒙古东部城市乌兰浩特到北京,只有K1190一趟列车,晚上8点发车,第二天下午3点到达。梁忠良兄弟俩坐了19个小时硬座,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南漂”生涯。

　　尽管只有17岁,但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梁忠良顺利进入了北郊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在仓库里搬卸货物。

　　“童工?那时候哪有人在意这些。”梁忠良说,只是瘦小的身板还在提醒着自己年龄的问题。“货很沉,常常搬不动。”而这个问题,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在意。

　　他干得比任何一个同事都卖力。“有时候一干就是18个小时,冬天外面很冷,我们却热火朝天,歇下来的时候,衣服里面的汗全结冰了,我也没觉得冷。”梁忠良回忆,第一个月的努力,他拿到的工资是1120元。

　　梁忠良这一干就是7年。7年里,他没有逛过北京的任何景点,也没有正经回家过过一次年。“过年加班工资多一些,火车也挤,所以一般都是人家过完年以后,我再回家一趟。”

　　在这期间,梁忠良因工作表现好,被升任为一个分站的主管,工资从最初的1000多元,涨到了2800元。

　　一夜失业

　　2009年,梁忠良此时已是所在快递公司驻北京西站的货物主管。而这也是他与这家公司分道扬镳之地。

　　这一年的一天,有客户从重庆发来6包手机,每包中有7箱。梁忠良负责在北京西站提货。然而最终送到公司后,负责人却称,对方发来的是7包,现在少了1包,要求梁忠良负责。

　　尽管最终决定对梁忠良的处罚仅是100元的罚款,但这却激起了他的去意。“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我没错,为什么要受处罚?”他觉得没意思,向领导提出辞职,于2010年3月正式离开公司。

　　休息了两个月,梁忠良进入另一家快递公司。最初的工作还是在库房搬卸货物,3个月后他成为班长；7个月后他凭借此前7年的库房操作经验,成为这家快递公司的库房主管；又3个月后他被派往一个直营厅当经理。

　　“名头都挺响,实际上就那样。我当经理的时候,那里就我们俩人,都是干活的。最多的时候工资也就4000多块钱。”梁忠良憨笑着解释。

　　仅1个半月后,因为公司人事变动,他又被调回公司网络部担任片区经理；又1个月后,他回到库房当副经理。

　　时间已经走到了2012年春节。梁忠良依旧选择留在公司里值班,他要调出一个较长的假期来,因为过完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和在安徽的女友去订婚。

　　梁忠良离开了8天。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是今年3月的一个凌晨。而这个凌晨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领导深夜打电话,说出事了,让我把库房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地方。”梁忠良没弄明白,直到到了公司以后,他才被同事告知:公司倒闭了。

　　一晚上,梁忠良所在的公司人去楼空。他这个“副经理”也净身出户,原先欠着的两个月工资,只拿到一半。

　　落空的梦

　　雨停了,梁忠良和记者坐在门前的水泥墩子上,点燃了一支烟。他指了指眼前的这个小铁皮房:“现在这个公司是个国企底下的,应该会更有保障一些。”

　　他接了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吵了一架。他的女友在顺义区的一家工厂里打工,房子也租在那儿。原本约好今天要回去一趟,但因为领导要来检查而临时取消。

　　从北四环的这个办公点,到顺义区的住处,只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但是由于梁忠良每天早上6点就要负责接货,每个星期只能回去一次。

　　他不喜欢抱怨工作。对于倒闭了的前东家他没有怨言,对现在这份每月能拿到4000多块钱的工作更是颇为满意。

　　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梁忠良说他之前所遇到的大部分公司都没有,而他和他的同事也不在乎。“我们这一层级的人,就是卖力干活,很多都是临时工,干多少拿多少,没人管这些,也没有哪个单位会管我们这些。”

　　然而谈及对所在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梁忠良却一口定调:“很不满意。”他吸了一口烟,细数起来:“交通设施好,但是却老堵车；生活水平高,但我们的工资低；房地产发达,但是房子贵。”

　　“没有安全感。”他又总结了一句。

　　“想过回老家去吗?”记者问。

　　“年轻人在那没发展,回去没啥意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想过留在北京吗?”记者又问。

　　“没想过。”他笑了笑,改口说,“不敢想。”

　　这是几天里,记者接触的10余名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一致的回答。一个90后的男孩,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每个月拿着1000元不到的工资,他告诉记者,留在北京曾经是他的梦想,但待了一阵以后,他明白“这只是一个梦”。

　　记者站起身准备离开。一个男子站在大厂房的墙根下解手,梁忠良和他嘻骂了几句粗话,也凑过去,一边解手,一边回头和记者道别。

　　他们就这样,在这个文明的大城市里,野蛮而卑微地生存着。 (来源：法制日报)